许章润:恨不得把土地拍遍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60 次 更新时间:2010-02-20 11:13:24

许章润 (进入专栏)  

  

  江老师,各位前辈,各位同仁,感谢国栋君邀请我参加今天下午的活动。我以庄敬的心情做准备,以庄敬的心情来发言。我想说下面几点:

  第一,传统中国的维系,常常要靠一个重要的力量,那就是存在一个读书人集团。传统的士绅阶级,他们担负着社会知识的传布和道义良知的作用,这样一个传统,直到五四运动也没有断歇。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在这样一种集权统治下,经过多次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和文革这样人类历史上专门以破坏知识分子为对象的罕见的运动之后,中国的士绅阶层、士人传统和士人精神被消灭殆尽。知识分子不仅在心灵上受到了打压,而且连肉身亦且不保。所以一部1949年以后30年的历史,不仅是普通中国人惨遭涂炭的历史,而且是中国的士人阶层及作为社会良知和道德楷模的知识分子遭受毁灭性打击的历史。

  如果说到传统的读书人这样一种士人阶级、这样一种士绅阶层,它的精神和传统究竟是什么呢?我想不妨说,包括道义立场,包括天下担当,包括公共情怀,包括绅士风度,凡此种种,使得士人阶级才能够担当起它应当担当的职责。

  我们知道,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获得空前发展的世纪,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世纪。在这个世纪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种集权形态:一种是右翼集权形态,以1978年以前蒋氏父子统治的台湾、1974年以前弗朗哥统治的西班牙、1975年以前帕潘德里欧统治的希腊和80年代皮诺切克统治的智利为典型。这种右翼集/权统治仅仅关心政治,换言之,只要你不染指政权、不想夺权,它能够容忍你的宗教信仰和精神自由,也能够容忍你的公民私性生活。换言之,你个人的私生活获得充分的空间,只要你不关心政治,那我们相安无事。

  与此同时,在20世纪的历史上,还有以苏联、东欧、古巴、北朝鲜和中国、越南为代表的这样一种左翼集/权政治。这种左翼集/权政治不仅在政治上一统天下,不容任何人染指,而且将公民的信仰自由、心灵的世界乃至于私性生活全体剥夺,使得整个社会铁板一块,没有任何透气口。

  我有时候想想,余生也晚,居然也有10多年的时间生活在1978年以前,赶上了这样一个集权政治,如今回想,不免心惊胆战。而一想到像江老师这样的人居然有半辈子的时光是处在这样兵荒马乱和政治高压之下度过,26岁以后丧失自由,几乎是妻离子散,而却能保持知识分子的一股担当与不灭,心中虽然感到敬佩,但同时感到无限悲凉。

  在今天这样一个时刻,我觉得士人精神,我们所讲的古代读书人这种精神,换形为,转身为公民精神。公民精神意味着不仅是公共情怀,也不仅是天下担当,而且意味着要以自己的理性的公民实践,通过身体力行,无论是治学还是行动来改变这个社会,为天下苍生计,为祖国和人权计,来贡献自己的一点一滴。

  公民精神意味着爱国,但是爱国和爱祖国是两个概念。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因此我即便移民到国外,我也是爱国,我爱的是祖国,祖国在我心中如村头的小溪、傍晚的夕阳、老祖母的呼唤,或者是家乡的吴侬软语,这是永远不变的爱祖国的情怀。但是爱国及爱这个国家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换言之,这个国家能够是一个尊重人权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一个以自己的公民福祉为利益最大化、为最高目标的国家。换言之,这个国家是一个有德性的国家,是一个将人民当做自己一切考量的出发点和终结点的国家,我才能够爱这个国家,我才会尽我公民的一份责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政/府和政/权是两个概念,反政府本身并不构成犯罪,相反,颠覆政权可能会构成犯罪,但是政府本身并不能够成为权威的象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以反政府的各种名义来迫害知识界,限制言论自由,这是一种典型的反现代性、逆民主化的潮流。

  时至今日,全球世界早已连为一体,人权观念是连非洲黑大陆都已经普遍公认的,我们的远乡近邻都已经以民主作为自己制度软治理而自豪的时代。我们却在以种种借口钳制言论、止步不前等等,怎么不让我们感到心中悲哀,怎能不让我们感到在这样一个时代弘扬传统的士人精神和像江老师这样的公民精神,来担当此刻中国的重任,这是急迫的,时不我待。

  我想说的是,最近两年,中国的改革停滞不前,不仅停滞不前,而且在政治领域出现了倒退现象,以致于倒退到了荒腔走板的地步。比如说连普通公民手机里面放几个黄段子,也要检查,也要被罚款,你可以想一想这是一个连霍梅尼政权都不屑于做的事情,连一个宗教政权都不屑于做的事情,在今天居然在一些省份的公安有这样的规定。我们要问:“难道你要查我裤裆里面有没有'家伙'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全国都阉了不就算了吗?”我们知道,公民私人之间享受色情这是成人的权利,虽国家亦不能干涉,这就是现代社会,否则就叫中世纪。

  因此,在今天诸如凡此种种,都需要我们弘扬士人精神的公民心态,以法律公民的姿态迎接这一切,分析这一切,从而在批判中建设一个我们心中所向往的美好的中国。

  1989年夏天以后,我们一帮青年教师住在政法大学的小平房里面,那是一个精神苦闷、生活困顿的时期。我记得我当时一家四口、老少三代住16平米的房子,午夜梦回,常常感到:“哎呀,这是什么世道!”每每走在校园里面,半夜三更,恨不得把土地拍遍。我记得那个时候江老师经常骑一辆破自行车,穿梭于校园,有时候到2号楼去吃饭。我起初深为不解,因为看到江老师脸带笑容,我甚至感觉到怎么笑得出来。后来有一次江老师跟我说:“章润,天终有亮的时候。”我才豁然开朗。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江老师寿,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中国,和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包括我和我的后代)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而鼓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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