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洪:“打倒坏蛋”还是“昭示公正”?

——在李庄案与中国法治现状研讨会上的发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8 次 更新时间:2010-02-09 11: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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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洪 (进入专栏)  

  

  一.

  

  天则所是经济学的研究所,我们侧重于制度研究,所以我们这个会的特点,可能跟别的有关李庄案的会不一样。我们也有很多法学界的朋友,现在法学界也有很多关于李庄案的会议,这些会议更侧重于从法学角度分析所谓是否恰当、是否符合程序、是否正义或者是一些技术性的问题,应该怎么去分析,怎么去看待。我们这个会稍微有点区别,一方面我本人不是个法学家,我们确实不太懂;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一件事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如果说最近的一些法学界的讨论叫做“近观”,那么我们就是“远观”。

  远观的含义是什么呢?远观就是尽量保持一种更为超脱的立场,我们不是直接去判断冲突双方背后的动机或者背后的政治背景,作出“对”或者是“错”的判断,而是更为超脱地讨论这样的问题,使我们的发言能经得住考验。第二我们也避免陷入具体的是非争议之中,甚至可能卷入某些政治斗争之中。确实有人说,这后面有很多政治背景,这个系和那个系之间的较量。当然我们哪派都不是,但是我们也稍微避免一下。无论是经济学家、法学家还有其他学者,目的是追求公正的解决方法,追求一个更好的制度,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我们今天以这样的视角讨论我觉得更好。

  第二点,我们还是要从制度角度看,李庄案影响了中国制度变迁的走向。其实这个事件,无论所谓的冲突双方是与非,输与赢,最后还要从社会角度看,这件事情反映了什么制度问题?这些制度问题对中国现在会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提出什么样的对问题的判断,进而提出对问题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关注的。我们希望肯定是在中国社会中更好的制度,从法学意义上来讲,那就是更为正义,从经济意义上来说是更有效率,导致更多的人民的幸福和这个社会的繁荣,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所以我觉得这是今天天则所主办这个会的目的,也是我个人的想法。在座的学者都是高手,无论是在学校教书还是当律师,还是在其他单位,相信我们今天一定能碰撞出非常好的火花。

  

  二.

  

  有两种有关正义的文化,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两种都存在。一种是正义战胜邪恶,光明战胜黑暗。如果我是白的去打黑,肯定是正义消灭邪恶,这是所谓的正义。而这种正义的文化在东西方都有,在古代当代都有。像美国文化,有所谓的光明战胜黑暗啊,正义战胜邪恶啊,被打击的是“邪恶轴心”。中国最突出表现在文革时期。谁是好人?毛主席。谁是坏人?反对毛主席的人。把他们打倒甚至致死,这是无比高尚的正义事业。

  还有一种有关正义的文化是,我不知道谁是好人坏人,要通过一种所谓的原被告的对抗,控辩双方的对抗,尽量获得有关双方的充分信息,判断做什么样的事儿是好事儿,什么样的事儿是坏事儿。充分的信息披露,在法官的裁决下,出现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称为正义。这是两种非常不同的正义观。

  而现在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正义文化或正义观的转型期,有很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正义观,不仅是西化因素。应该说因素不分中西方。西方的现代法律制度,我觉得是第二种正义文化的代表。在中国是另外一种形式,儒家讲的中庸概念,强调“仁”、“和”与“中”,这也是第二种正义文化态度。中国几十年前从文革走出来,走到现在,现在这两种文化交织在一起,有关李庄案的这个社会现象就是第一种正义文化起了重要作用。打黑是好事儿,所以有些人去替黑社会的人辩护,甚至想让他们逃脱法律惩罚,在这样一种正义观下,激起很多人的愤怒是很正常的。但是这种正义文化其实不断受到怀疑。文革时期的坏蛋现在又变成好人了,是为什么?我们想问一个问题,谁说这个是好人?谁说这个是坏蛋?我们判定好人坏蛋的标准和原则是什么?我们的方法是什么?其实这个社会,出现两种文化的对抗,这是我的感觉。大家知道,刘少奇当时是坏蛋,现在变成好人了。应该是不要先定谁是好人谁是坏蛋,应该是控辩双方的对抗,让法官判断,让社会大众判断。当然法官心中要有“中”。

  接着这两种文化映射到了政治。我是好人,或者我代表好人,我要战胜邪恶,那么我既然是好人,战胜邪恶我可以不择手段,不需要什么样的程序。我这样做了,可以赢得大众的支持,因为大众的正义观就是这样的。而现在重庆打黑案和李庄案基本的社会现象是这样。但是第二种正义观质疑,谁说他黑?这个“黑”是你说的,就跟当时毛泽东说刘少奇黑是一样的。黑社会是先定的概念,这些人是黑社会都是你说的,你把他抓起来的,说他黑。我们作为知识分子,然后作为社会大众就问一个问题,他是不是真黑啊?他凭什么是黑的?其实就要有一个东西,那就要有现代的法律制度,法庭上的对抗,双方互相挑刺,然后给出充分信息,让法庭和大众判断。所以我觉得这种政治对应第一种正义观,它可能在某些短暂时期内产生作用,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但是在社会在长期稳定的治理条件下,第二种正义观是主导的,无论在东方也好,西方也好。当初清代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慈禧太后之所以要牺牲半个中国的官员翻这个案,为什么?目的是要给全社会提供公正的裁决,要维持正义,也就维持了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实际上现在恰恰是转型期,相关的当事人还没有从前面的正义观转到后面的正义观,也没有从前面的政治,转到后面的政治,而后面的政治才真正是得分的。

  

  三.

  

  在中国,有一种意识形态较长时间地影响着人们的正义观。它导致“有罪推定”。这就是阶级斗争观。一个人的身份就决定了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蛋。如果一个人生在某一种阶级家中,他已经被大致判定是什么人了。你是不是资本家,是不是地主,是不是资本家的儿子,是不是地主的儿子,已经先天定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你是哪个阶级,就有什么样的思想。我觉得不要忽略这一观念在中国社会长期通过教育形成的影响。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根本不用想,认为某个人先天就是坏人?说明这种观念到今天还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映射到政治领域,在重大的革命时期,革命者要证明所谓革命一方的正义性,论证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罪恶,这样一种好人坏蛋的正义观就占主导位置。并且,被推翻的统治者的罪恶已经持续多时,民众都已经清楚了。但是随着新上台的统治者时间延长,就要逐渐转变正义观。如果死抱着“得天下”时的正义观,就是一种错误。中国古人也说,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我刚才也讲所谓的唱红歌这样一种现象,其实它是一种对童年印象的回归,但是并不解决当下的合法性问题,所以只是一种文化现象。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更重要的是第二种正义观,就是要提供公正的裁决。因为革命已经过去,现在需要社会的稳定。我觉得作为执政党的最高当局,恰恰不应该去支持“好人”打倒“坏人”,而要通过公正裁决树立自己的公正形象。这才能真正在政治合法性方面得分。

  

  四.

  

  我想在制度上提出几个建议。第一,法律手段上是否应该平衡。重庆方面,警察说律师违法,就可以把律师抓起来,但是律师说警察违法没有用,他们没有能力把警察抓起来。为什么律师们不能找一个地方诉重庆警方呢?这在制度上就不公平,就会导致系统性的不公正。当发生冲突的时候,他们的看法应该是平等的。但是有一方同时有公权力。我觉得,如果任何一方指对方违法,是不是有一个地方诉,由这个地方的公权力把违法的一方抓过来,按照法律公平,制度公平讲,应该是有这样一种制度。你说他违法了,在法治社会,你说对方违法,可以诉诸司法机关。

  我第二个想是,李庄们上诉,还在重庆高院,离不开重庆地区,重庆地区按照中国政治结构,其实就是重庆市委和重庆政府操控的,这个有个巨大问题。我关注很多案件,地方案件中央就坐视。其实一个案件即使是地方法院裁决的,其影响也可能超出该地区,影响全中国。如果李庄案的判决是错的,人们不仅说重庆不公正,而且说中国不公正。如果李庄案的不公正,不仅是薄熙来背黑锅,是整个中共中央背黑锅,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央层次的政治集团,或者执政党,或者是中央层次的司法机构,是不能坐视不管的。我们中国的政治结构似乎没有解决办法,中央政府就坐视地方政府做非常荒谬的事儿。比如美国有州法院和联邦法院。联邦法院就是联邦直接管理,这实际上是代表联邦的,不受本地影响。我的意思是说,美国的结构是合理的,他知道一个州的不公正,不仅是这个州不公正,而且是美国不公正,所以可以上诉到联邦法院,来解决地方不公正导致的全国不公正。我们是否可以借鉴。

  

  五.

  

  我再接着讲上午讲的道德问题,有几个不同层次。一方面是私德,还有一方面是公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说过,在英美国家,法律人,包括律师,法官,检察官,是有文化传统的。法律制度的成功不仅依赖于简单的司法制度或司法程序的设计,还在于他们有着共同文化在共同追求一个目标,虽然他们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我在西雅图的时候跟一个法官聊,他是管并购方面的案子的,他说律师都是他指定。我说如果那个律师要贿赂你,你就指定他吗?他想了半天,他说我从来没想过这种问题,也没碰到过这种问题。我们其实还是要强调道德,但是这个道德应该是更高层次,他们对公正的追求,通过对具体案子的介入和操作表达出来。我觉得还是更多的讲这些最高层次的道德。这些东西有时候觉得很虚,但是在社会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这些道德原则就是宪政原则。

  

  六.

  

  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讲有两种选择,我做最简单的概括,有两件事儿可以做,一个是把富人的财产分了,当下就有利;或者你遵循公正的规则,就有可能变成富人。在信息接受上,在理解上,虽然这两者都有利益,但一个是长远的利益,一个是当下利益。后者更为确定。第二点,这个现象刚才大家没有着重强调,有些富翁本来就没遵守规则,因为有一帮人,不遵守规则,官商勾结,导致了老百姓对富人的仇恨。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他把问题复杂化了,使得人们觉得我遵循规则就没戏,既然这样的话,我还是不遵守规则,还是要当下利益。整个社会应该来讲是比较腐化的。我一个同学讲,我原来还想在企业里好好干,看我们那董事长,随便挥霍我们的血汗钱,他说我干吗还要好好干?这个社会没有一个公正的标尺在。但是老百姓一般不会把靠滥用公权力致富和制度的不公正联系起来。他们甚至不见得恨这个秩序,甚至是承认这个秩序的。在某种意义上,承认扭曲规则获得的利益。我经常跟一些出租车司机聊,有时候他们说我们村谁谁贿选当了村委会主任,我说你可以告他啊,他就没有这种观念。

  涉及到李庄案,想一想所谓社会心理的特点,就是说老百姓一般看到的是当下利益,一方面看到李庄拿多少钱,这些人是富人,这些人是要打的。但另外一方面就隐秘起来了,追求公正秩序的利益被掩盖住了,而实际上追求公正秩序应该是对所有人最好的、持久的最大利益。所以其实呢,你像这个案件,公然违背规则的案件,其实我觉得对于每个公民来讲,都是一种损害。很显然,你在这方面不遵守规则,在别的方面也不遵守。在法庭中不公正,在市场中也不公正。在李庄案不遵守规则,和在国进民退不遵守规则,实际上是一回事儿。但是这个东西是被掩盖住的。最后涉及到社会观念问题,我们严格讲,不能期待老百姓看到问题。如果社会的精英形成一种主流文化,这种主流文化说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事情,没有煽动家想利用富人财产这件事儿煽动大家,这个社会也可以被老百姓接受。中国传统社会,老百姓穷的很穷,富的很富,你看到过去那些小说,没有这种情绪。因为富不过三代,他认为这个游戏规则是行得通的,原因是没有煽动家。话说回来,这个责任在哪儿?就在精英,精英你要形成主流文化,你要告诉大家,其实公正的秩序对大家是最好的,大家明白,对自己不仅是有长远利益,而且对你当下,而且要揭露所谓的问题,为富不仁的原因。这是我想说的,说到头,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宪政原则。

  揭示一些恶的行径。老百姓普遍憎恶贪污,但最严重的问题是滥用公权力。公权力是公共资源,是老百姓给他的权力,让他能够公正的行使,他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这个性质比贪污恶劣得多;比黑社会恶劣得多。黑社会是用自己的非法暴力欺行霸市;而像山西省用公权力低价收回小煤矿开采权,再交给一些低效的国有企业,其性质比欺行霸市严重得多。如果要排个序,贪污,黑社会,滥用公权力是最严重的。说白了,这个社会的人就应该天然地对滥用公权力充满愤恨,一听这个,更不能容忍。贪污也不能容忍,但是相对这个错比那个错小一点。

  

  七.

  

  我刚才看了一下李庄案影响的结果。三个阶段,一个是所谓蜜月阶段,全国叫好。第二是质疑阶段,赵长青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质疑者占28%—35%。然后到翻盘阶段,这个结果是不好的,民意支持率下滑到20%—35%。其实作为理性的人,推动这样一件事情,这个结果非常明显是不利的。

  

  2010.2.1.

  

  [盛洪山东大学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本文为作者在天则经济研究所2010年1月19日举办的《李庄案与转型中国的法治现状》研讨会上的发言稿。(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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