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刚:试论当代中国的基本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93 次 更新时间:2010-02-08 10:58:19

董德刚 (进入专栏)  

  

  【提要】研究中国走向的基本坐标,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新中国60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同世界先进文明尚有很大差距,总体上是从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其主要内容,在经济上,是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和信息化转化;在政治上,是从君权、少数人特权向民权(民主法治人权)转化;在文化上,是从封闭、愚昧、单一向开放、理性、多样转化;在人的发展方面,是从人身依赖的“臣民”、“奴性”、单面人向独立自由的公民、个性、健全人转化。推进中国发展的深层机制是激发个体活力,并与改善社会调控相结合。而解放思想、言论自由则是推动中国发展的一大“法宝”和“启动阀”。

  【关键词】中国 成就 差距 走向

  

  本文所论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试图概略梳理并初步回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当前应当怎么做等问题,以此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

  

  一、研究中国走向的基本坐标

  

  研究当代中国的基本走向,要有宽广的世界历史眼光,有一个基本坐标或参照系,这只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轨迹。

  借鉴和吸收许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对迄今为止的人类发展史作出“四大领域、四个阶段”的简要概括:经济领域:渔猎化→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政治领域:神权→君权→少数人(官僚和富豪)特权→民权(民主法治人权);文化领域:神学→玄学(主观玄虚之学)→经典科学(近代科学)→现代科学;人的发展状况:原始蒙昧人→关系人(依赖于人的人)→自立的单面人(依赖于物的人)→健全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

  在以上概括中,横坐标是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四维”,纵坐标是各个领域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这四大领域的四个阶段之间大体上是上下对应的关系,其中,经济的发展是决定性的基础。

  还需说明的是,以上概括虽然没有单列马克思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和“三种社会形态理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但已包含了其基本思想。譬如,渔猎化—神权—神学—蒙昧人对应于原始社会,农业化—君权—玄学—关系人涵盖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而工业化—少数人特权—经典科学—自立的单面人大致相当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信息化—民权—现代科学—健全人(也可称为“自由人”)则代表着共产主义即自由人联合体的发展方向及理想,它在现代社会已经初露端倪。质言之,以上概括虽未使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常用概念,但却力求揭示它们的实质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①]这是就经济发展而言。同样,在政治、文化、人的发展的历史坐标上也是如此,后一阶段昭示着前一阶段的发展趋向。

  进一步说,人类社会发展的深层机制大体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社会客体角度看,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其中,生产力是根本基础,起着决定性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为没有生产力的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②]而且“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活动的产物。……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已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由于这一简单的事实,就形成人们的历史中的联系,就形成人类的历史,这个历史随着人们的生产力以及人们的社会关系的越益发展而越益成为人类的历史。”[③]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它们之间还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从社会主体角度看,社会发展的深层机制是个体活力与社会调控的适当结合。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在于人的个体活力。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④]马克思还说过:“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而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⑤]资本主义兴起以来,人类社会发展之所以非同寻常地不断加速,其根源就在于人的解放,特别是个体的解放。当然,个体的力量是有限的,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而且个体活力也可能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这又不可缺少一定的社会调控。市场经济数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印证了个体活力(这是基础)和社会调控二者缺一不可。从人类史角度看,这种社会调控经由动物式的强者为王、专制人治逐渐向人人平等、民主法治的现代文明演进。而个人的解放与社会组织的改进,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一般地说,有政府总比无政府好。但也应当看到,过于强势的政府比无政府也好不了多少,因为它势必束缚个体的活力。

  社会客体代表着社会主体的生存条件,决定着社会主体的基本素质,标志着社会主体的发展水平;而社会主体是连接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基本要素,是全部社会关系的担当者,是改造社会客体的能动力量。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二、新中国60年取得了巨大进步

  

  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部虽然也有资本主义萌芽,但总体上是君主专制、玄学盛行的农业社会、封建国度,对外是受到帝国主义列强宰割的半殖民地国家。国家积贫积弱,战乱不断,民不聊生,远远落后于现代文明。新中国就是由此脱胎而来。

  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开始了新的历史纪元。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可谓翻天覆地、沧桑巨变(但并非只有中国“一枝独秀”)。这里,仅列举若干意义重大的进步,从中也可窥见中国发展的大趋势:

  在经济方面,经过60年的奋斗,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增长。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三位,数亿人摆脱了赤贫状态,人民生活从缺衣少食、普遍贫穷到温饱有余、走向全面小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从1949年的35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3266美元。可以说,新中国用60年的时间走完了其他很多国家一二百年走完的路程,中国人民现在的生活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期都好。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平等竞争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步完善之中。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4年)及《物权法》(2007年)确认了“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民主、法制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社会主义民主在发展,法制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执政党内的民主也在扩大。民主一直是我国人民的奋斗目标之一,改革开放以来,它又载入了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1999年这一方略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入宪。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民主法治人权更加鲜明醒目地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上。

  在文化方面,我们继续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又不断用新的思想观点丰富和发展它,形成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及科学发展观等)。与此同时,提出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自由、民主、平等、公正、法治、人权等现代文明理念使用愈来愈多,逐渐被各个方面、大多数人所接受。

  在人的发展方面,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从新中国建立前的35岁增长到2008年的73岁,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文化生活水平、医疗保健水平、公民自由度等都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同绝大多数国家建立和加深了互助合作友好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日益增强,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我国提出的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各国之间要和平合作发展、共同构建和谐世界等主张,得到了全球的广泛赞同。

  

  三、中国目前同世界先进文明尚有很大差距

  

  新中国60年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不少问题,目前同世界先进文明尚有很大差距。这里仍分经济、政治、文化、人的发展四个方面,择要予以说明。

  在经济领域,世界在现代化,而中国仍然属于前现代化国家,现在大体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指出,工业化的基本指标之一,是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大多数。而截至目前,我国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口大约只占总人口的45%左右。相反,全世界的农民,40%在中国大陆。尽管由于国家大、人口多,我国的经济总量也很大,不可低估,但是,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至今只有全球生产总值的十几分之一,而我国人口却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以上,二者差距甚大。按照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我国一直排在世界100位之后,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中国目前的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过大,被喻为“欧洲和非洲的混合”。中国的资源损耗和环境污染已很严重。市场经济体制是人类数百年来发展经济的重要文明成果,我们是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长期全面短缺之后,于1992年才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而作为市场经济前提和内在要求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和私有财产保护,我国是在2002年(十六大)和2004年(《宪法修正案》)才确认的,而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某种歧视、一些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为也未完全解决。政府对微观经济的不当干预依然较多,建设服务型政府任重道远。至于作为市场经济基础和保障的现代产权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信用体系,我国刚刚开始筹建,远谈不上完善。

  在政治领域,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的目标之一,而民主的关键内容是由人民群众及其代表决定国家各级重要官员的任免,决定主要来自纳税人税款的财政收入的使用,但目前我国的人事权、财政权却主要掌握在各级政府特别是党委手中。民主政治还要求权力的合理分工和制衡,党的十七大也提出了“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但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并未解决。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现实,而是理想——例如,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实行的“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在我国却千呼万唤难出台。与此密切相连,官员腐败顽疾久治不愈,官民矛盾相当突出。一些贪官与不法富豪、黑社会头目相互勾结,肆意损害群众和国家利益,为害甚烈。“一些地方和部门”(不是“个别地方和部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等问题屡禁不止”,赫然写进了2009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可见吏治腐败的严重程度。依法治国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我们从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权大于法、党高于法,逐渐认识到必须依法治国,但距离法治国家还较远。许多人对《宪法》及其他法律的重视程度远不如对“红头文件”和“领导讲话”的重视程度,法院和检察院也未充分享有法律赋予的独立性。

  在文化领域,我国教育事业得到长足发展,但差距仍然很大。不少农民工子弟和边远落后地区孩子依然上学难,教育资源配置严重不均衡,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是很不平等的。我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总体上还是落后的,真正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并得到公认的成果还很少。我国至今尚无《新闻法》,一些地方和单位对大众传媒、公民知情权和表达权的干预,同依法治国要求相比还有较大距离。空话套话假话大行其道,真诚研究和回答现实问题的作品却较少见。受人景仰的季羡林先生也只能做到“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有人甚至挖苦地讲:“现在只有天气预报说真话,有时还说不准。”“唯上”、“唯书”(主要是“红头文件”)、“官本位” 的思想观念、“臣民意识”甚至“奴才意识”,影响既深且广。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及“黄赌毒”等也在滋生蔓延。

  新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缺憾是,一方面,自“五四”以来,我们基本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文化;另一方面,由于同资本主义的严重对立,我们又基本排斥了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这样,几乎只能在废墟上来建设新社会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认识到,只有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因素,又吸收资本主义社会中具有普遍性的文明成果,才能建设一个人民富裕幸福的美好社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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