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介民:什么是“中国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86 次 更新时间:2010-02-08 10: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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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介民  

  

  中国自从1970年代末期以来,经济社会条件与制度已经发生巨大幅度的变迁。这一场变化,一开始是以「改革开放」的口号展开。学术界的主流说法则是「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转型经济之研究一时蔚为显学。三十多年后回顾中国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上所发生的变迁,研究者的视野已经更为开阔,对于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变化所带来的政治意涵的辩论也更加火热。因此,最近学术界兴起了中国发展模式以及中国资本主义进程的热切讨论。根据中共官方的定调,中国经济的大格局仍然是在追赶西方先进生产力的历史阶段。这个说法,要如何精确转译为社会科学概念其实充满争议。早在1980年代,中国有所谓「姓社姓资」之争,显见统治菁英集团内部对于经济变革的大方向仍有高度不确定感。这个争议摆盪到天安门事件之后,并随着中国最后一个最高领袖 (paramount leader) 邓小平「南巡」之后尘埃落定。其后,新一轮土地开发与招商引资的热潮显示,资本主义的利润逻辑,已经将社会主义的分配逻辑压在脚下了;而外国直接投资也是在这个阶段开始大举进入中国。有趣的是,1990年代影响中国研究学界甚深的关于地方发展动力的local (state) corporatism分析 架构(由Jean Oi, Andrew Walder, Nan Lin等人提出),[1] 其实可以视为「姓社姓资」辩论在社会科学界的镜影。这个概念的流行,一方面固然表明了学术研究总是呼应于社会现实,又后于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这个辩论加深了学术界对于中国之中央-地方关係複杂度的理解,并且引起更深入理解地方制度演变的兴趣。当然,也让学界注意到地方观点、跨区域比较、以及中央地方条块关係之重要性的学术着作汗牛充栋。但是,local corporatism儘管有着分析上若干限制,并且难以掌握到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方私有化的潮流,但是却树立了一个清晰的分析上的定位点。加上同时期新制度论取向的流行,使得中国研究产生了一个扎实的地方制度分析的角度,以及丰富的文献累积。本专题的两篇论文,即是在区域层次上从事制度的比较分析。

  当前由于中国国力的崛起,以及相应条件的刺激,使得「中国模式」的提法备受注意并引来争议。中国正在走一条不同于西方典型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吗?中国可以成为开发中国家的新典范吗?这个问题涉及了经验层面的现象确定与分析诠释;也涉及了伦理实践层面的可欲性。一些观点已经明白指出:中国模式纵使在中国行得通,它也无法推广,因为它是在牺牲广大农民与劳工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且这种开发模式对于环境生态的剥夺也太厉害。三十几年后,回顾中国这场工业化的钜变,所谓「改革开放」的标籤,在概念上已经难以掌握目前发展的动向。我们观察到中国经济体制在开放给外资以及部份竞争性私人资本之外,其实垄断性的国家或官僚资本,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这个发展驱动力远非「开放」,毋宁是封闭性质极强的「垄断」。因之,有评论者甚至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封建资本主义」。Fernand Braudel曾主张资本主义的动力是垄断,这个见解衡诸当前世界,以之观察中国政治经济的动向,依然颇具洞察力。无论是改革开放或是官僚资本垄断,中国模式作为发展典范的提法,仍然备受关注,原因无他,这一方面反应了世界政治强权之间权力关係的消长;另方面也反应了世界学术强权对于中国快速成长及其后果的高度关切。

  台湾社会科学界的中国研究社群,与其他学术强权相较虽然规模仍小,但近年来已经逐渐浮现了团队研究成果。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最近策划了几次小型研讨会,涵盖「中国市场转型:组织模式与身分变迁」、「后社会主义转型中的阶级政治、公民权与社会福利」等主题。这一系列研讨会的一个重要主题,是运用新制度论以及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从事地方层次以及跨区域的比较研究。也就是从地方层次切入「当代中国资本主义进程及其性质」这个大辩论。本期专题刊登的两篇论文,都呼应了上述经济变革的政治意涵。施世骏对「改革开放」后养老制度发展做了细緻的历史制度分析,并将焦点放置于中国社会公民权在省市这一级地方政府的制度变化。刘雅灵则在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农民收租阶级兴起的脉络中,比较了两个地区「城中村」的转型路径以及社会福利分配上的异同。这两篇论文皆触及中国后社会主义转型的一个重要制度遗绪:户籍制度。中国的户籍制度是城乡二元体制 (rural-urban divide) 的核心支柱,也是当前资本快速积累的一个微妙的经济剥削机制。因此,两篇论文乍看之下处理了相当不同的题目,但都指向中国公民身分与公民权利演变的关键议题:中国社会福利改革的方向,「反映出一种在空间政治层次的新形态社会保障重组过程,从而对于社会公民权的赋予有深远的意涵」(施世骏);而从农村集体产权与户籍出发,「农民收租阶级意识与阶级利益不仅被农村集体产权所形塑,更被户籍制度所增强,阶级间的分配冲突也因此而衍生」(刘雅灵)。因此,这两篇论文对于我们理解中国公民权演变以及新的阶级形构,做出了精彩的贡献。而在最关键的户籍议题上,两篇论文都指出户籍制度正在面临制度重组。在这个重组的过程,户籍的作用在每个地方会因为当地禀赋与外部因素的差异而产生迥异的后果:制度趋同 (institutional convergence) 与制度分歧 (institutional divergence) 两股力量在地方层次有多重而複杂的交互形构作用 (configuration)。因此,将地方制度分析扣连于全国性政策变化以及国际政经压力的脉络下,可以清晰观察到:所谓的「市场转型」实际上是在中国各区域併生了多样化的面貌。「市场转型」既非单一而统合的历史过程,则对于「中国模式」的描绘与分析,就需要格外细心而谨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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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个英文词汇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转译,端视对于此概念理论蕴含的理解,例如地方(国家)统合主义、地方(政府)公司化、地方(国家)法团主义等等。(吴介民,国立清华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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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台湾社会学杂志 201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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