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钊:他们为什么告密? ——关于罗伯特·盖拉特莱的纳粹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78 次 更新时间:2010-02-05 14:3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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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传钊  

  起到了增强第三帝国的道德标准的功能。盖拉特莱在书的《结语》中援引海尔贝尔特(Ulrich Herbert)的话:纳粹时代导致了“德国人道德的深刻残忍化”。(19)这个结论与阿伦特感叹20世纪极权主义体制彻底颠覆了人类2500年道德传统结论是一致的。

  该书提出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问题,而且在书的一开头就提到这个问题:即纳粹如何通过选举投票,得到民众广泛支持后,实现他们控制整个社会的目的和计划的。作者的观点是:希特勒之所以选举中获得成功,是因为他利用了魏玛政府一系列的困境和失败,并对解决这些难题做出了承诺。希特勒除了利用了外交上的屈辱、国内经济萧条带来社会的贫困和道德危机(如犯罪率上升)等要素外,还有各种分裂的政治力量的内耗,也是给纳粹体制补充营养的强壮剂。时运给希特勒解决失业问题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准一个机会,纳粹在这样好时机中巧妙地把一系列强制性的手段参杂在其中,人们都只看到了“成果”,赞同强制性暴力政策,所谓只有清除这样的敌人,才能捍卫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健康和纯洁。以为纳粹把犹太人、共产党作为最主要的敌人与己无害,私利驱使人们忽视了这样强制性本质危害最终会带来史无前例的灾难。

  罗伯特·盖拉特莱在著作中,还使用了不少生存下来的当事者的证言。这些当事人并不是纳粹党徒,但当年他们支持了纳粹体制。当然,到纳粹上台为止,至少还有100万的选民,始终坚持支持社会民主党、天主教中央党。即使这些人,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也使得他们最终倾向支持希特勒。概括地说,所谓希特勒的支持者,也就是1932年呈现出来的强有力的反民主思潮的群体,只因大恐慌侵袭了他们私人生活各种利益。可是,平心而论,希特勒上台之前,魏玛时代创建的民主主义价值观还是对他们有一定吸引力的。这些软弱的民主主义信仰者,最后也都成了希特勒体制的支持或者容忍者。第三帝国用宣传的社会生活的稳定、安全,换取了他们的自由。盖拉特莱指出,还有一个意识形态要素,也可以看成第三帝国中含有魏玛时代延续下来的一个要因,这就是爱国主义。魏玛时代的民族主义爱国者很容易转化为纳粹主义的爱国者。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中的参数往往有助于汇集民意。强有力的纳粹体制做出了某些物质上的承诺,因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与物质安全联系在一起,这些具体的承诺体现出时代民众的道德要求(就业权利和社会保障等),同时衍生出人们对纳粹体制中的秘密警察镇压的赞同和支持。因此,德国未曾有过真正有组织的抵抗,而广大民众对纳粹政权支持从来没有动摇过。(20)

  该书的着眼点不在于纳粹体制怎样腐蚀、控制国民的思想和行为,在于德国国民为何、如何服从和配合纳粹体制的。它是从各种具体微观事例实证分析入手,与戈德哈根的《希特勒的自愿刽子手》(Daniel Goldhagen, Hitler′s Willing Executioners Ordinary Germans and the Holocaust)单一以101警察部队在东部战场的样板剖析不一样。但盖拉特莱与戈德哈根也有相同的地方,他也认为德国国民对纳粹的顺从、拥护并不都是制度强制、胁迫的结果,往往是为了个人私利主动、自发的顺应和配合。然而,他的结论又是否定戈德哈根的结论,——戈德哈根把普通的德国人描绘成因为具有先天的、或者文化传统导致他们的反犹心理和行为倾向,所以会迎合纳粹的各种政策和暴行;而盖拉特莱是描绘出德国国民如何从各种“非政治”缘由主动去迎合纳粹体制的。《支持希特勒》与布朗宁(Christopher R. Browning)的《普通人:后备警察101营和波兰的最终解决》(Ordinary Men: Reserve Police Battalion 101 and the Final Solution in Poland)也不一样,布朗宁着力分析影响101警察积极参与屠杀的各种“环境因素”;而盖拉特莱从档案中发掘告密者的个人动机。

  当然,也存在对该书的批评,有的学者,如约翰逊(Eric A. Johnson) 认为盖拉特莱只注意那些普通德国人主动检举、告密的案例,因而提出质疑:纳粹秘密警察处理的案件中,案发出自告密的案件到底占多少百分比呢?遭到家族、亲友告密的恐怕是诸多案件中很小一部分,而作者把它们普遍化,作为一种典型来处理。批评者认为作者的叙述、分析有片面和夸大,比如,“告密泛滥”、“全国弥漫着高密的空气”、“与秘密警察工作相比,倒是受监视的人(告密)活跃”等等。虽然盖拉特莱在第一章《支持希特勒》中,提到15万共产党员受到迫害,但只是在注释中出现,未曾做出进一步分析,也没有提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神职人员的抵抗。而对这些人遭受的镇压,未必是源自普通德国人的检举或告密。如果作者对秘密警察的档案能投以更宽的视野,那么一定会看到许多做出抵抗和牺牲的德国人。约翰逊认为盖拉特莱的叙述没有对“德国人”作出区分,没有提及甚至否认抵抗纳粹体制的人们,把德国人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他未把力点放在犯罪者、受害者等具体个案的采访和研究上,只是提供了宏观的描述,没有看到那些默默地被迫胁从的德国人在强制下的痛苦。(21)

  但是,笔者认为,我们强调制度决定论的时候,在吸取历史教训和追究伦理责任的时候,也不能否认人的主观选择对体制形成和维持的功能。首先,假如不是主动、积极支持纳粹体制的国民占了大多数、绝大多数,那么纳粹不可能通过选举上台,不可能维持长达12年的残酷统治,而导致他最后毁灭的还是外部的全球的反法西斯力量。

  其次,盖拉特莱在书中也涉及历史学界普遍的共识,即纳粹上台得到国民拥护的原因包括经济萧条、通货膨胀、政治动荡,对苏联的恐惧、民族主义传统和自由意识的软弱等要素,他只是在这些要素之外,更强调和凸现了对个人私欲动机的分析。从其他的一些历史记叙来看再考察纳粹政权的建立和经营的历史同时,在考察制度之恶的同时,我们不能把制度决定论抽象化、绝对化,多视角的考察也是必要的。其中,个人私欲动机考察也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具有其独自意义。比如,1933年,洛维特(Karl Löwith)在回忆录(Mein Leben in Deutschland vor und nach,)中生动地记录了1933年前后,他熟识的德国知识阶层、众多的大学人对纳粹“革命”的广泛共鸣和支持,只有个别人进行微弱的、却是难能可贵的抵制。洛维特不仅揭露了迎合纳粹“革命”知识分子的丑态,其中不少还是犹太人。书中,洛维特以斯普兰格为例,分析少数开始尚微弱反抗知识分子逐渐顺应的原因: “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的很好的工作”。(22)“没有人愿意放弃一份已经习惯又做的很好的工作”,怕失去纳粹体制下大学里的一分教授职务——个人的境况、利益往往是最终选择妥协、顺从,放弃抵抗的直接和根本原因。再如,科什那依据母亲当年的手记,在《莎拉的礼物》(新星出版社,2009年)以鄙视的口气详细描述犹太人社区领袖的梅林的各种讨好纳粹,配合纳粹残害自己同胞的卑鄙无耻劣迹,而梅林以及手下的犹太人警察的各种劣迹,无不出自他们自我保存的私心、私利、私欲。(23)我们往往强调一些私人领域道德准则是私德,依靠个人自律,反对谴责者的“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殊不知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把所有的私人领域吞蚀了,个人私德许多场合联系着“民族的公共领域”。不少人为了个人蝇头小利出卖、葬送了公众的自由。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里,人们表现出道德选择、道德行为也会有所不同。《莎拉的礼物》中,还有兹维坦·托多罗夫的《面临极限》(Face a l'extreme).一书中,表现出最勇敢、刚毅英雄行为的,却是出自那些表面看来的弱者,甚至是最温柔、软弱的女性。维洛特在回忆、记叙那个年代各种人物和事例的同时,“甚至能觉察存在于‘具有德国民族意识’与‘怀有强烈国家社会主义心态’的犹太人知识分子之间的细微差异”;能够把因单纯和幼稚而“忠于党卫队的学生,与虽然没有入党,却懂得如何顺应时局发达、高升的”知识分子区分开来。(24)尽管人在死亡威胁面前多会做出妥协、服从的选择,但认为陷入邪恶的深浅还会因人而异。所以,即使人面临极限,面临死亡的威胁,还是有一个主体选择的问题,这也是反抗强权牺牲的英雄具有强大道德号召力的原因。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有不少篇幅论述极权主义制度可以剥夺个人的法权、摧毁具有2500年历史道德传统,使人成为单具有动物性的行尸走肉,——强调了制度之恶前所未有的威力和恐怖。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受害者对极权主义体制顺从、甚至主动合作的伦理问题,虽然当年引来不少争议和指责。可是这样的事例以后还是不断在大量历史见证文本中出现,至少证实了她的问题意识并非捕风捉影。受害者同时是加害者,即体制的受害者都参与了构建压迫自己的环境。这是经历过那种体制的人们往往要回避的,而又难以回避的伦理难题。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遭到广泛批评后,阿伦特继续探索深入探讨现代社会中政治伦理问题。在《责任与判断》(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所收的《独裁体制下个人责任》一文中,她强调指出,这种丧失道德自律的人们,不仅是感觉到暴力的威胁才屈服、追随纳粹运动,不少人实际是怕赶不上新时代起点“历史的步伐”主动地参与。所以,诱惑与威胁一样,同样能使人丧失道德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在法庭上,因为自己受到威胁或利诱才行恶借口只能作为威胁、利诱者犯罪的证言,但是这不能成为自己屈服的道德上正当性的理由。(25)最近扬——维尔纳·米勒在接受徐贲的访谈中,谈到纳粹体制研究的前辈弗朗茨·诺依曼(Franz Neumann)的观点:“真正的民主制度需要具有内部的同质性,宪法的作用是在民主的朋友们之间,为全社会的政治游戏和政治目标规定一套充分一贯的游戏规则。”(26)米勒所谓“同质性”就是指共同体成员绝大部分都有这种自律的前提,其成员失去这样道德自律的社会,决不是民主社会。个人法律上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因为法律是建立在这种道德自律的前提上。在这样的社会中按照良心行事——自律的人们要付出极大的代价,他们因此对其他国民有极大的道德号召力。绍尔兄妹、史道芬贝格上校等人物在电影《白玫瑰在行动》、电影《暗杀希特勒》中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主要来自这些历史人物崇高的道德、人生的选择。

  在最新的著作《列宁·斯大林和希特勒》(Lenin, Stalin and Hitler: The Age of Social Catastrophe)中,盖拉特莱还是坚持他的前两部著作的观点,即纳粹政权是广大德国国民主动选择、拥护的产物。他认为,希特勒与斯大林不同之处,他没有对追随者进行发规模清洗,只是说明了人们对他已经取得的成功和将会取得的成功的深信不疑。盖拉特莱之所以注视个人动机,是因为在他看来,战后德国国民对纳粹体制下的个人伦理责任的认识,还是不充分的。德国政府政治教育局为了鼓励国民从各个角度认真反思历史而承担起个人的伦理责任,向国民推荐这本书,出版价廉、普及的德文版(27)

  盖拉特莱的《支持希特勒》,还有三个特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盖拉特莱指出了纳粹作者体制暴力镇压力度之缓缓变化过程。而这个过程是根据民众的反应渐渐毫无顾忌强化起来的。到1930年代末,原先的政治犯、“不适应社会者”或者被处理,或者转向民族社会主义,所以,与前几年相比,他们在集中营中所占比例相对降低,集中营收容人数也有下降。观察历史不能只看假象。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有一个逐渐恶化的过程。1930年代后半那几年,虽然对犹太人的迫害依然在继续,发生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可似乎给人们的印象,政府正在寻找“移民”等解决办法。但是,战争爆发后,事情进一步恶化,政府的强制和民众的迎合一起,越来越使得现实走向黑暗。 第二,盖拉特莱注意到因为民众的支持、配合和告密,纳粹政权对司法制度动了大手术,出现了不少法制史上“新生事物”:公、检、法合一的“警察司法制度”、人民法庭制度、现场军事法庭制度等等。这也是值得研究极权主义法学学者值得继续深入、细致研究的一个课题。第三,与其他欧美研究者(28)一样,盖拉特莱也指出纳粹的意识形态渗入社会生活每个角落,私人领域完全丧失,国民甚至不能自由选择结婚、丧葬仪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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