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皇凤:风险社会视野下的民主政治再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37 次 更新时间:2010-02-03 10:3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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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皇凤  

  然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或一个机构似乎明确地为任何事负责,各种公司、政策制定者和专家结成的联盟制造了当代社会中的危险,然后又建立一套话语来推卸责任。[5](P191)在风险社会中,一方面,在第一次现代化中所提出的用以明确责任和分摊费用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在风险全球化的情况下将会导致完全相反的结果,即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另一方面,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人们根本就无法查明谁该对风险负责。[6](P143)也就是当人们在风险与灾难看起来变得更加迫近和明显之时,却由于证据不足,以及因果链条的复杂性,使得风险的制造者和真正的罪魁祸首可以堂而皇之地推卸责任,从制度的狭缝中大摇大摆地溜走。传统代议民主模式的责任机制遭受重创,而责任机制的缺失也使得代议民主模式的合法性基础严重削弱。当然,这种状况也并不是不可克服的,因为风险具有反思性,重大的灾难可能引发一系列对当前社会基础、制度目标和理论规范的批判性反思,成为推动制度变革、乃至民主模式转型与重构的基本动力。

  最后,风险社会对代议民主政治的时空坐标提出了难题。在生态主义者看来,除非人类把百万年作为一个适当的政治时间单位,否则人类不能声称他们是在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物种和自己的星球。在风险社会中,后代人甚至面临比我们更多的危险。由于我们对环境的使用,我们提前消耗了子孙后代赖以生存的大部分资源,也把风险与危害强加给了我们的后代。由于我们的行为,最终使他们的生命与身体处于危险境地。因此,坚持可持续发展,对子孙后代负责,实现代际正义是风险治理的应有之义。而在代议民主政治框架下,立法周期很短,并且子孙后代在这个体制中不可能有自己的利益代表,不能在涉及人类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上行使投票决定权,显然,代议民主作为政治责任的动力机制针对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而言,已经部分或者完全失效。在空间层面,很多风险具有国际特征,如全球气候变暖本质上是一种影响很多国家而不仅仅是它们中的一个或几个的全球性议题,大部分风险如生态灾难和核泄漏等都是没有国家边界限制的。以污染流通的普遍性和超国家的观点来看,巴伐利亚森林一片草叶的生命,最终将依赖于国际协议的制定和遵守。风险社会在这个意义上是世界性的风险社会。[7](P21)因此,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就其轴心原则而言,它的挑战是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无法从社会的角度进行界定的现代文明制造的危险。[8](P24)风险的确已经没有地域限制了,它的影响和后果都是世界性的。这也为代议民主政治模式提出了挑战。至少到目前为止,民主结构几乎没有例外地是基于民族-国家的。风险社会的出现,在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上,都对代议民主模式提出了全新的问题。

  在风险社会,要“再造政治”以应对风险。政治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有创造力和有自我创造力的政治。这样的政治既不培育和恢复旧有敌意,也不从中汲取其权力和强化其手段,而是设计并创造出新内容、新形式和新联盟。[9](P48)贝克认为再造政治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首先,人们必须告别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要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第二,团体参与的范围不能由专家来定,必须根据社会的相关标准开放,实现管辖权的开放;第三,所有参与者必须意识到,决策不是已经制定好的,从外部做出的。要实现决策结构的开放;第四,专家和决策者之间的闭门协商必须传达到或转化为多种能动者之间的公开对话;第五,整个过程的规范必须达成一致,实现自我立法和自我约束。[10](P38)风险社会的出现,在专家理性、责任机制、以及时空坐标体系三个方面均对代议民主模式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因此,风险社会的出现既是“民主的新理由”,我们要一如既往地坚持代表人类政治文明结晶的民主政治本身,更为重要的是,风险社会的出现也是“民主政治坐标轴的位移”,需要我们推动民主政治模式的根本转型,使之更好地适应风险治理的根本要求。

  

  三、审议民主:风险社会条件下民主政治再造的基本趋向

  

  一般而言,民主的成长是一种过程,涉及两个层面:一是民主形式的创新;二是民主向新的政治空间的拓展。判断一个国家民主化的程度,主要的指标不应再是确认“谁”投票,而是应去确认他们能在“哪方面”投票。[11](P108)就风险的民主控制而言,我们需要建设性对话的制度空间,需要对与后工业社会相关的灾害与风险的不同观点支持者的理性评议。因此,民主实践的结果只有一种类型的民主,那就是沿着协商民主的方向拓展和加强自由民主,只有它才能使风险社会从容应对生态灾难并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的目标。国内有学者认为人类应对风险的方式导致新的民主治理形式出现。风险社会的出现赋予人类加深和拓展民主的机会,即构建基于公民参与、理性审视、公开讨论基础上的协商民主。①风险社会中的政治转型需要尊重参与、合法性等基本原则,但从实践的角度看,民主政治不能局限于自由民主的常规政治体制之中,而要在由更广泛的社会民主所搭建的协商讨论之中开放。[12](P104)我们认为,构建更具开放度与包容性的审议民主模式,是风险社会条件下民主政治再造的基本趋向。审议民主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埃米·古特曼和丹尼斯·汤普森认为,审议民主是这样一种治理形式:自由而平等的公民(及其代表)通过相互陈述理由的过程来证明决策的正当性,这些理由必须是相互之间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审议民主的目标是做出决策,这些决策在当前对所有公民都具有约束力,但它又是开放的,随时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13](P7)审议民主为处理政治生活中的道德分歧提供了最具正当性的构想,也鼓励公民本着公共精神来考虑公共问题,在风险治理问题上,是一种更优于代议民主的治理形式。风险社会条件下审议民主模式的构建,基本途径包括:

  首先,扩大政治参与的范围,再造代议民主政治。伴随着现代社会风险的持续增长,出现了对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的严峻挑战,安全与自由作为现代社会价值的两大支柱,在风险社会存在紧张关系。风险和灾难包含了一种导致风险管理的极权主义方法的合法化倾向。文明在政治上的“副作用”威胁着民主政治体制的持续存在,通过极权和压迫性力量去化解风险,导致对民主原则的根本怀疑,这为风险社会条件下再造现代民主政治提供了强大的动力。风险社会中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任的均衡和分摊,迫切需要重新平衡政治家、专家和大众之间的风险决策权力关系。明确和肯定公民了解风险、参与风险决策过程的权利,没有公共参与的决策不仅会使政府机构为商业利益所掣肘,也常常导致公众对科学和专家权威不加批判地接受。风险社会条件下,国家政治体制应该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在国家治理形式上,则构建公民广泛参与基础之上的协商民主政治。政治不仅应该关注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而且应该关注与人类生活有关的所有决策,扩大政治议程关注的社会问题的范围,构建吉登斯意义上的“生活政治”范式。

  其次,实现风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通过公开讨论、对话、协商,打破专家等对知识的垄断,将技术置于民主控制之下。风险社会理论认为,应对风险必须告别这样的错误观念,即行政机构和专家能够准确地了解对每个人来说什么是正确的和有益的,我们必须破除专门知识的垄断。因此,特别需要营造一种公共领域,因为只有一种激烈的有说服力的以科学论战武装起来的公共领域,才能够将科学的精华从糟粕中分离出来,并且允许对技术进行指导的制度——政治与法律——得以实施,从而争取到其自身应该拥有的做出判断与裁决的权力。要实现风险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我们需要充分利用信息机构的作用,构架科学合理的风险预警机制;充分利用专家智囊团的作用;风险社会对专家系统提出了巨大的挑战,新的风险特征使专家们的意见经常存在分歧,得出许多模糊的结论和备受争议的解释,有时甚至连风险是否存在都有争议。同时,由于所有形式的风险估算和应对策略,都暗示着价值观和所中意的生活方式的考虑,有时还与权力和既得利益体系关系密切,使风险决策更加复杂、更加困难。专家之间的分歧,解决之道不在于消除分歧,而在于形成一套适合的制度或机制,扩展对话民主,促进分歧双方之间不断对话,以便更为有效地确定应根据谁的观点进行决策。同时,由于风险关涉到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所以应增大政治过程的透明度,扩展对话民主的范围,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让公众参与进来,在政府、专家、公众三方之间开展积极的对话与交流。政治的紧迫任务就是赋予这种对话以一定的制度形式,以确保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政治协商的范围必须很大,甚至突破地区乃至国家的局限。

  最后,构建国家——资本——公民社会的良性互动机制,彰显消费者主权,为审议民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现代政治理论主张社会力量之间的多元制衡,从而使多元的社会力量之间在组织化的基础之上,并在与政治体制形成制度化联系机制的过程中,达成相对均衡的政治权力格局和相对稳定的社会利益结构。要构建审议民主模式,并使之有效地运转起来,关键就是构建多元社会政治力量之间均衡的权力配置格局。在现代社会中,国家权力和资本权力是具有强势地位的,分散孤立的个人是没有能力对政府和资本进行制衡的,只有组织起来,他们才有力量,而只有市民社会,才能为公民提供自我组织的空间。如壳牌Brent-Spar石油公司曾打算把一座已废弃的海上石油钻井平台沉入北海,并争取到了所有周边国家的许可,跨国公司与民族国家之间的利益同盟得以建立。但壳牌公司和英国、德国及其他所有国家的这种合谋被世界绿色和平组织彻底破坏了,绿色和平组织极其巧妙地在国际社会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大肆渲染并把这种行为控诉为犯罪。这甚至对个人的消费行为产生了极大影响,人们出于道德良知拒绝壳牌公司的汽油而去使用亚拉牌的石油,以此来拯救世界,并对壳牌公司乃至北海周边民族国家的最终决定产生了巨大影响,导致它们的阴谋破产。[14](P29-33)这种国际公民社会的抵制运动,充分运用消费者的选择权,有力制约了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勾结和合谋。因此,在各种环保组织的动员和大众传媒的支持下,这种以“消费者主权”(以对商品的选择性消费)为依托的社会运动,是抵制作为强势的资本和国家权力对人们合法权益侵害的主要手段。这种看来强大无比的市场活动者随时都可能受到具有高度合法性的环境保护运动的控告,而这些运动本身也恰恰能够利用这个不受法律限制的空间,迫使这些市场活动者承认它们。因此,贝克认为抽象市场的冰冷逻辑中拥有众多的参与者,其中不仅有财产所有者,即股东,不仅有经理、银行或者超国家的金融组织,尤其还有全球的顾客,他们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大,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说“不”的权力,即拒买的权力。就像跨国资本通过说“不”的政策打垮领土主权国家一样,政治化了的消费者也能通过不买这家的产品,而买那家的产品这种策略来粉碎跨国资本的权力。因此,应培育现代社会,提高公民社会的组织化水平和组织能力。同时,要注重公民责任和社会风险意识的培育,塑造发达的公民应急文化,提高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的应急意识和应急技能。还必须充分发挥国家政权组织的治理技巧和组织资源,构建一个由政权组织、条线管理部门、市场组织、企事业单位、基层社区等组成的平等、合意、互信互利的网络治理结构。

  在风险社会中,为有效应对风险,需要建立新型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这些制度必须关注风险责任的均衡和分摊,而这些制度本身则是政治冲突和政治协商的结果。荷兰学者沃特·阿赫特贝格认为,风险社会的政治改革预示了社会传统民主体制已经失去现实意义。另一方面,如果风险社会将要成功地迎接其自身带来的道义上的和其他方面的挑战的话,就急需沿着生态民主政治的方向发展。风险社会的转型为我们提供了拓宽和加强民主政治的机会,其中“社会科技变化的问题仍旧超越议会政治决策的范围”。[15](P328-332)为了应对复杂而巨大的技术风险、生态风险和社会政治风险,必须建立一种权利与责任相联系的风险分配机制,其中审议民主作为理想的治理形式将在风险治理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为有效治理风险,我们需要在确定公众的基本信息权利以提高主体承担责任的能力的基础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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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第3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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