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安全局势发展变化迅速而深刻，传统的安全问题与新突出的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并深刻影响到国家安全战略的谋划。与此同时，随着持续而强劲的实力增长以及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增多，中国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问题呈现出日益复杂的局面。如何破解历史上崛起大国曾普遍遇到的安全困境，为民族复兴提供安全保障，这对我国原本比较落后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和平崛起凸显安全战略研究紧迫性

改革开放极大激发出中华民族的活力，国力得到快速提升，随之而来，中国的安全利益也得到逐步扩展，其中需要在国际联系中实现的利益明显增多，从而使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较早时候，就有西方战略家认为：“中国崛起成为一个大国，将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中最为确定的发展趋势之一，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如何调整彼此间的实力和利益，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加强对国家安全战略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理论发展的当然要求，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由此也可以理解一个时期以来为什么中央多次强调加强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重要性，强调要“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

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起步较晚，积极推进这一领域的研究应成为战略研究的一个重点，以适应维护国家利益的需要。作为具有深厚战略文化积淀的国家，我国安全战略研究领域的发展具有肥沃的土壤和广阔的空间，中国有条件迎头赶上，进而引领国家安全战略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推进相关学术建设，锻炼和培养出国家安全战略研究和谋划所急需的人才群体。

一般而言，战略家习惯用传统的观点来研究国家安全。考察一下过去两个世纪里经典战略家的著作，可以发现他们所关注的基本问题具有相当强的稳定性。“国家总是把军事安全放在优先地位，以防止对其生存形成的种种威胁。”但这种情况在今天需要发生改变。一方面，国家安全利益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大，已从军事领域逐步延伸到政治、经济、社会甚至文化等领域，与此同时，非国家角色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突出起来，其日益增加的重要性受到各国的普遍关注。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已不能简单区分为安全和战争两种状态，而是包括安全、一般冲突、危机和战争这样一个状态谱系。我们的研究就要适应这些变化。

在当前及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国家安全战略谋划及其研究似应至少有助于解决下列三个重大问题：第一，突破一个多世纪以来，后进的大国难以完成现代化的困惑，处理好中国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与保持自主性的矛盾；第二，尽快适应当前国际关系日益复杂的现实，超越国际关系中传统的权力政治框架，摆脱权力政治的惯性作用对中国崛起施加的有形和无形的束缚（包括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第三，增强中国社会自身发展和进步的能力，在维护内部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利益。上述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相互联系，甚至互为条件、互为支撑，如果一定要有所区分，那么中国自身的进步和内部安全更具基础性。

战略机遇创造研究机遇

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是需要十足的勇气来进行积极开拓的事业。我国现代化进程对完善国家安全战略的呼唤既构成压力和挑战，也提供着动力和机会。对于维护国家安全，这是一个需要思想和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需要理论创新的时代。只要勤于探索、勇于创新，新的大理论的出现也许不需要等待很长时间。

当前国际安全局势正处于急剧变革的时期，新旧现象、问题和矛盾复杂交织，这是各国安全战略研究共同面临的问题。只要途径得当，善于借鉴和创新，各种现象、问题和矛盾背后的规律就可能被我们发现。

纵观全球，生存发展与失败衰落、安全稳定与威胁动荡、有序与无序、富裕与贫困、理想希望与失落悲观、历史现实与未来指向等诸多因素共同发挥着作用，不确定性空前突出，恐怕用过去习惯的、过于简约的理论分析方法已不能很好地反映国际关系的发展。尤其是当前国家间相互联系的增强及其对整个世界体系产生的作用，已经积累起来构成了国际关系伟大的变革，其影响具有基础性和渗透性，要认识其内在逻辑，需要视接万里，观察其发展演变的整个过程，而避免受静态方式和固定思维的束缚。

推动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需要创新的思维。局限于某一理论或有限的视野，对于寻求复杂问题背后规律性的东西将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无能为力，有时甚至无异于缘木求鱼。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历史曾反复证明，一个大国的崛起绝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克服重重困难和种种矛盾过程中才能得以最终实现。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不仅现代化进程必将遇到艰难险阻，国家安全也将面临诸多挑战，如果考虑到国际局势迅速演变的大背景，这些挑战就显得更加严峻。变化中的中国面对变化着的世界，在新形势下谋求国家安全，需要更多的人进行更积极的战略思考和战略实践，战略理论发展的机遇就在眼前。

研究需要继承、借鉴和超越

战略思想及战略传统的延续与改变，就像生物学的遗传与变异一样，是一种发展中的逻辑。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延续，取决于众多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复杂因素，与民族经历、思想文化、军事遗产、地缘条件等都有直接紧密的关系。安全战略是现实的，历史上的战略思想能够在一定程度延续下来，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客观联系。

具有生命力的国家安全战略研究，不仅应该在认真梳理和充分借鉴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也必须充分考虑到国际关系背景的改变及由此带来的前提和约束条件的变化，同时应该力争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改进和创造。理论要具有对历史更强的解释力和对未来的预见性（至少是一定程度上的预见性），尤其绕不开对有关重大问题的研究，其中关键在于认识历史发展演变的逻辑性或内在规定性。只有不脱离问题本身的创造性理论思考才可能具有鲜活的特征，也才能更好地借鉴和传承先前的发现和智慧。在借鉴中创造，在创造中传承，对待那些传统的和经典的战略理论如此，对待新近出现的相关理论，也应如此。在此既需要作“具体的和朴实的”分析，也需要用宏观和概括的视角进行探索。

当然，继承借鉴绝不能等于因袭和照搬，其中包括对待发达国家一些比较成熟的国家安全战略理论。梁启超先生曾将学术研究的发展演进分为四个时期，一是启蒙期，二是全盛期，三是蜕分期，四是衰落期。以此衡量当前西方的安全战略理论及相关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虽然不能断定其已经进入蜕分期，但无疑具有蜕分期的许多特点。因为在这个时期，研究领域的“境界国土，为前期人士开辟殆尽，然学者之聪明才力，终不能无所用也，只得取局部问题，为‘窄而深’的研究，或取其研究方法，应用于别方面，于是派中小派出焉”。“承其流者，不过捃摭末节以弄诡辩。且支派分裂，排轧随之，益自暴露其缺点。”因此，对于众多的西方安全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在积极引进借鉴过程中，应该取其精要，避免拘泥于细枝末节，更不要盲目追随，在不自觉中继承了原有的缺陷，甚至局限于某一理论孤岛之上。

在继承和借鉴中寻求创新和超越，我们赖以存在的民族特性和战略智慧应该发扬光大，以此为基础，推动学术创新，用更宽阔的胸襟面向世界。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大校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