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中国之谜与中国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71 次 更新时间:2010-01-28 10: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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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进入专栏)  

  超过西方殖民主义在炮舰政策支持下的竞争能力。在去年奥运会的反华浪潮期间,中国留学海外的学子与旅居海外的华人表现出举世震惊的团结。中国两千年的统一历史造成的中国文化的凝聚力,超出西方媒体的想象,也打破民族国家和民主意识等西方概念的局限。中国地方政府对乡镇企业、外來投資的整合能力,超越亚当-斯密时代政府仅仅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最近的四川地震和这次金融危机,中国企业家、工人、民间团体、和地方政府的合作协调能力,给世界全新的印象。

  人们要问,中国崛起是否能超越日本与东亚模式的局限,给发展中国家提供华盛顿共识之外的思路?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四、中国之道的观察与探讨

  

  集个人三十年来对中国与世界的观察,我个人以为下列现象是中国独有的实验和创新,可能给世界带来新的经济学启示,提出来和国内外的学者探讨。

  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条经验,是混合经济的健康发展,远胜过东欧的全面私有化。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能力,中国国有企业的竞争能力,和中国非盈利事业的学习能力,构成中国经济兼有市场经济下创造性毁灭的不断技术更新,以及共同富裕体制下的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中国的劳工成本低,是因为中国的社保成本低。中国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不是依赖社会保障税,而是集体所有的土地。这次金融危机导致出口大减,日本德国受到的冲击超过美国。然而中国两千万农民工返乡,不仅未造成社会动乱,反给农村现代化带来新的动力。东欧、南亚、和拉美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在经济危机下就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经济特区在印度这样土地贫富悬殊的国家也难以推行。我们对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加深理解,就是平衡发展的混合经济。过大或过小的民营经济或国有经济都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二条经验,是政府角色的重新定位,远超过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劳动分工的发展使社会协调的任务远比亚当-斯密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复杂。夕阳产业的利益集团往往用政治经济和法律手段阻扰新兴产业的发展。全球化时代的不平等竞争也使发展中国家的赶超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技术革命的创造性毁灭使就业的结构转型矛盾尖锐。科学技术的加速使市场监管往往落后于市场的发育。知识经济的共享特性使私有产权的保护日益困难。国际劳动分工的新局面使政府的角色大为改变。中国的地方政府在扶持产业调整,创造就业,和技术创新上扮演了组织者、协调者、和催化者的作用,中国的中央政府在改革开放中利用宏观调控和地区协作,承担了企业和地区创新实验的国家保险,大大降低了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启动风险。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各级政府介入民营企业的重组整合,效率远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法院的破产兼并程序和通过财政部的注资运作,使中国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率,居于世界之冠。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条经验,是政府和企业发现,市场是国际竞争的手段,而非发展战略的主宰。东欧前苏联的价格自由化,摧毁了社会主义的工业体系。中国双轨制下的价格并轨,给企业创造了学习调整的空间。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关税政策因时制宜。在国内企业还不具备国际竟争能力的时候,提供了初生产业的适当保护。经济特区的开放窗口,又提供了外向型企业的战略信息。当中国企业的技术竞争能力逐渐增强时,中国又主动引进国际标准,降低汇率和税率,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都比拉美东欧在西方国际机构片面主导下的市场自由化措施,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条件,把握国际竞争的机遇。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少有的国家善于适应和把握国际市场,避免成为西方主导的国际市场的附庸。相反,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制约跨国公司的短期行为和西方大国的自利格局,使国际经济秩序能向更加公平的方向转化。目前金砖四国的货币互换协议,大大规避美元贬值的风险,这是中国对改善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大贡献。

  第四,中国创造了市场经济下民主制衡的新方式。我们注意到,美国三大汽车公司的破产危机,显示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资方与工会的对立制衡,难以实现产业的结构调整和国际竞争。美国政府大规模动用纳税人的钱挽救金融巨头的资产,却无力打破金融寡头的垄断造成的产业外移。西方崇尚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运作方式,在发展中国家难以运作。中国人从小就准备吃苦而非追求享乐,因为中国的人均资源远比西方国家为低。中国的历史从来教育民众和领袖爱惜人才,因为民众的短期利益只有在发展趋势的远见引导下才能得到保障。法制从来是赢家制定的游戏规则,保护還是調整哪些产业和集团的利益,不是靠议会的辩论可以解决的。中国地区下而上的实验创新,分散了试验风险。地区试验成功后,再由其他地区仿效, 中央总结推广,使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间,废除旧规建立新规的速度和社会效果,远在西方发达国家推行的法制减规之上。可以说,中国政府官员的政绩竞争优于西方议会竞选的许诺竞争。中国开创的机遇、协商、和实验的社会改革模式,和西方传统的自由、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作模式相比,给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值得社会科学家做进一步的观察和研究。

  第五,中国发展了新的公平模式。西方科学的典型特征是分析方法和程序保障,推广到社会实践,西方所谓的公平实质是程序的正义。以本次金融危机的事实而论,美国因过度投机导致百年企业倒闭的投资银行家,可以上亿美元的红包离职,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影响法律的倾斜,这都是合法化腐败的典型。相比之下,中国的官员和企业家如钻法律漏洞,导致社会重大损失,必然受社会的惩罚,即使法律多是原则指导,缺少实施细则。中国文化强调的是社会后果的正义,而非司法程序的正义。有钱难买恶法。中国在金融危机中迅速进行的产业调整,很快获得社会的共识,而未引发美欧议会中的区域和产业集团的冲突与纠结,显示中国文化强调整体思维的生命力,这和当代复杂科学的整合方向不谋而合。中国中西医结合的医学模式与养身之道,也使中国的医疗成本有所制约。西方以分析科学与消费方式主导的医疗体制,导致医疗成本的恶性扩张,企业和社会都难以承受。西方式劳动分工以消耗资源、节省劳力,带来全球暖化和生态危机。中国文明历来追求节约资源、吸收人力,在知识经济的新时代,可以兼顾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发展方式,从保障物质文明向发展精神文明过渡。中国发展之道的探索才刚刚开始。

  总而言之,世界的发展是多样的,地球只有一个,文明却有异同。西方自由、民主、法治的价值观确实推动工业化的发展,也带来严重的生态和社会危机。中国机遇、协商、实验的价值观极大地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与自主创新。在人类社会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型的历史阶段,我们相信,中国的创新与实验,会丰富人类对自身的认识,并改善现有的世界秩序。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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