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共和国的四个实验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55 次 更新时间:2010-01-25 15:4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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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清华) (进入专栏)  

  

  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其实就是构成这个社会的阶层、人群发生的变化。在建国以来的六十年里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共发生四次大的变迁,我把它称作共和国的四个实验。

  共和国建立的前二十几年是“打碎阶级结构”的实验。这个实验不是中国首创的,马克思曾经说过这个概念,但是我们打碎得比较彻底,农村被打碎,所有地主的土地都被重新分配。打碎结构引起了一个大的问题,原来农村的结构、文化载体、价值观载体都被摧毁,这是今天农村混乱、没有信念的最主要原因。

  共和国的第二个实验是“恢复结构”实验,花了30年。中国很幸运,当年打碎结构的时间并不长,农村打碎的时间长一点,城里直到1956年民族资产阶级被打碎。1978年开始恢复结构,邓小平把荣毅仁、王光英这些人请了出来。就是因为这一代人还活着,社会记忆还没有丧失,所以这30年恢复结构能够成 功。

  在恢复的过程中也曾经产生过很多争议。改革最初的时候,邓小平恢复知识分子的地位,中组部天天下文件,直接提工资、恢复工作,叫做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待遇。有一段时间工人并不满意,他们认为是工人创造了财富,知识分子并不创造财富。1984年《中国青年》发了一个问卷,测两个指标,一个是声望地位,一个是收入地位。问卷回收了7万份,结果是个体户收入最高,但声望最低;研究生声望最高,虽然研究生其实并不是一个职业。这说明有一个阶段里出现了很复杂的局面,到今天社会结构应该说基本上恢复了常态。

  第二个实验,从分层的角度看,实际上解释的是谁得到了什么,而毛主席的时候是强调哪些阶级不应该得到什么。

  第三个实验是资源在社会各阶层中的配置方式实验,过去是一种配置方式,今天是另一种配置方式。从分层的角度讲,这个是研究“怎样得到的”,这是最核心的问题。我算了一下,今天大概有5种得到资源的方式。

  第一种是市场的配置,我们改革以后引进了市场机制。与此相反,在改革之前我们曾经想用政府行政方式来配置,这也有合理性。但当时的分配更多强调身份的配置,身份配置也有其不公平的方面。

  其次是政府继续有作用,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来论证,在中国,政府政策居然可以创造结构。我们今天的社会结构就是政府当年的政策文件决定的。

  第三是政府配置资源,大体上是通过公共政策配置,而私人权利配置不合理的因素会更多。

  第四个配置是单位配置。

  第五个是关系的作用。社会学研究的关系很复杂,有强关系、弱关系、潜在关系等等。我曾经提出两个假设,关系究竟是聚财了还是疏财了?很奇怪,两个方面都有,不管怎么样,关系对资源的确起到了配置作用。

  最后一个实验是缓解工业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实验,这是我们今天碰到的。改革以后推进市场工业化、城市化,全世界的实践经验都证明这个阶段是社会矛盾比较激化的时期,必须采取缓冲机制。我曾经提过5种缓冲机制,一是基层政府,包括村委会、街道办;二是传统单位缓解矛盾;三是传统的政治身份,我们仍然有传统的政治身份群体;四是保障机制;五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通过家庭来做社会关系的协调和疏解,家庭关系也配置资源,一个人富了以后,父母常常出面,让有 钱的人给没钱的人,家庭就把资源给配置了,这是中国特色。

  这是共和国在过去60年里完成的四种实验,也从另一个侧面看出我们社会结构的变化。

  

    作者简介:李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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