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家生:对《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的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1 次 更新时间:2010-01-21 0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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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家生  

《炎黄春秋》编辑部:

贵刊2009年第11期署名顾英奇的《文革中抢救刘少奇纪实》一文,读后令人震惊。难以按捺,我们不得不将一些看法函告,并请在《炎黄春秋》予以澄清。

众所周知,1969年10月17日,重病中的刘少奇同志被强行从北京送到河南开封秘密关押,26天后在开封市北土街10号含冤逝世。而这篇文章从小标题到文内叙述却一再说,当时把刘少奇同志送到了洛阳,“到洛阳后他很快就去世了”。这完全不符合基本史实。不论叫匪夷所思,还是称重大失实,仅凭此硬伤,就可对整篇文章严重质疑。用作者自己的一句话回敬正合适:“真伪不言自明”!

国家主席之死,无疑属于党史、国史上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而刘少奇之死,尤为特殊。贵刊对此不仅不认真审查,甚至未稍加核实,轻则可谓失察,说学风文风极不严肃,也不算过分吧?

此文还说:“我们秉持的原则是,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只能遵循治病救人的医务工作守则和医德规范行事;再加上领导有言在先,所以我们还是实事求是地去为他做医疗工作。”

“实事求是地做医疗工作”是什么意思?很含糊。在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要说刘少奇生病还能像党和国家领导人那样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是不可能的。顾文自己也说,为刘看病的医务人员“弄不好就可能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政治风险是明摆着的”。据刘少奇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从1967年春以后(顾文讲他是1968年初才调回),经常要多次打电话到中南海门诊部,才能派来医生。即使在刘少奇病中,卧室中都挂着“打倒”大标语。当年的记录中就有,医务人员要求摘掉标语,但被监管方拒绝。1968年3月以后,刘少奇病情严重,出现明显的精神失常症状。顾文描述“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步子变小……肯定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病态”。4月2日一位医生竟在病历上写道:“该人狡猾,不能排除有意这样做的可能。”病历中出现这样的文字,正反映了当时政治高压下少奇同志所处的医疗环境,同时也恰好反证了病历记录并非像顾文所说的“无懈可击”。5月19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还说,刘“装疯卖傻,尽出丑态。为严防意外,监护工作相应采取一些措施”。置身这样的环境,不敢想象少奇同志是什么样子,却可以想见医务人员的两难和艰辛。这也印证了“实事求是的医疗工作”是一种什么状况,确实“真实可信”(顾文的话)!

作者对《驰骋中原》中的一段话很有意见,特别加以反驳。我们没看过《驰》书,仅就顾文的批评再批评。为方便读者,让我们挑两文中的几句,拆开来简明对照:

引《驰》书:“从1967年以来,少奇同志……生活无人照顾……”顾文讲,工作人员“都是按照领导交待的原则对待他”,“公事公办”。——还是让我们看看当年12月20日有关部门的一份报告:“刘处生活有明显变化。过去每餐三菜一汤,现改为一菜一汤,不是炒白菜、熬萝卜,就是炒萝卜,熬白菜……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有些可有可无的东西,能减就减,还准备进一步缩减刘每天服用的安眠药,茶叶也不用了。”再如,1968年4月12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近几天来,刘吃饭减少,有时只把菜和汤吃了,饭一点不吃,尿了床既不换衬裤,又不晒被褥。”“已有两个月没有理发。”“公事公办”嘛,不知与《驰》书说的“无人照顾”是不是一码事?

引《驰》书:“由于得不到及时治疗,病情急剧恶化……”,“1968年7月,少奇同志的病情更加严重,他们才请求上级,组织专家给少奇同志会诊。”这里,先摘刘少奇子女文章中的一段,也是根据当年的记录而概括:“1968年仲夏的一个晚上,爸爸发起高烧。大夫来敷衍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转肺炎,并引起多种并发症,随时有死的危险。上面得知后,立即派医护人员来抢救。”与《驰》书讲的大体一致。对照顾文,“1968年6月初他(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较差。7月6日起病情又渐重,7月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我们看后初步诊断为肺炎。”之后,“护理”、“上报”、“指示”、“会诊”、特护、抢救。与《驰》书“病情加重,请求上级,组织会诊”的话没大出入。——真要细究,恐怕顾文表述不无纰漏:“受凉小病”,“疗效较差”,“感冒”月余,“病情渐重”,三天后才“诊断为肺炎”,抢救中又病危!说“得不到及时治疗”,似不为谤言。

再看一段《驰》书:“监护将少奇同志的双腿用绳子捆上,先后几个月。”顾文点出这句话,却没有说究竟捆没捆?为什么捆?只是指责《驰》书作者“没有进过中南海”,“没有看到过”“抢救工作”,“根据什么写这样一段文字”?——这种反驳法儿,可有点成问题。正是在顾文中,说到“周总理指示留下”刘少奇“在‘家庭病房’里的照片”。无巧不成书,在他特别点到“双眼明亮”的那张相片上,恰恰就赫然露出少奇同志被捆在铁床架上!不过,不是普通“绳子”,而是纱布拧成的粗绳!

顾文中还着重评论了一句敏感话。抢救刘少奇时中办负责人说:“现在要开刘少奇的会了,不能让他死了,要让他活着看到被开除出党,给九大留活靶子!”顾讲,他没有接到过这样的指示,“至于是不是下边有人说过那样的话,在那个‘极左’的年代,却很难说。”意思是他不知道,似有疑问,但又不否认有此话。既然如此,本文也不便啰嗦,仅多一句嘴:说这话的可不是“下边”人,张三李四、有名有姓,时间地点、记录在案!

仅仅以上这点儿,足以说清问题了。

少奇同志在文革中受到各种迫害,是不争的事实!尽管如此,我们从没见过哪个人在哪篇文章中,把迫害虐待的责任归罪于医务人员。除了顾文,也没见过哪里曾把医疗迫害单列出来。相反,我们倒是不只一次亲见,王光美及子女感谢少奇同志临终前身边的护士——曹兵、纪秀云,并通过她们向所有当年的医护人员致意!真的很难理解,顾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

作者以重要知情人、现场负责人的身份来讲述,想当然“可信度高”;再加上信誓旦旦,更必然引人注目。然而,当事人往往易偏,凭记忆常常有误。不是吗?仅写“每天吃六个鸡蛋”,不说只给“萝卜、白菜一菜一汤”,总不大全面吧?明摆着:当年是谁亲自派人把刘少奇送到开封?今天,几次三番、言之凿凿,白纸黑字、错写洛阳。若非当事人,没那么自信,恐怕也不会如此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文终,他写道:“历史无情,篡改历史是谁也做不到的。”是正说?还是反话?看过全文再审视这一句,反正都感到讽刺意味!

《炎黄春秋》登载此文,确实够有胆量!够耸人听闻!但忘了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对明显违背常理、常识的作品,我们理当慎重,起码应找有关单位或个人稍加核实,仅仅以“文责自负”来搪塞,丢分毁誉的,可是自己。

我们知道,贵刊对文革深恶痛绝,而少奇同志又蒙冤最大,受害最烈。今天,我们既要力避对害人者横加追杀,又不能为文革整人者辩护张目;同时,至少还得小心,别给受害一方添堵加伤,不对挨整的逝者再予玷污。否则,谈何正义?进一步联想,少奇同志是今天改革的先驱,为探索强国富民之路付出了生命。从道义上、道德上,我们对他多奉上一层尊重,也就给我们多留下一分自重。最终,受益的还是我们,还是贵刊!

无论我们怎么说、怎么做,古人、死人、伟人都已无所谓,而对今人、活人、凡人,可真大有所谓!

《炎黄春秋》敢发顾文,当然就敢对其中有错、有伤、有缺之处加以更正和补充,不在话下!相信贵刊有勇气将我们的信全文刊发。

此致

敬礼!

黄家生

2009年11月24日 

  (附言声明:写此信,纯属被迫!文革中迫害少奇同志的责任,不能归罪于医务、监管人员个人;本文复述记录,谴责惨剧,绝无追究这些同志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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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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