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比如小岗村民搞大包干、年广久卖傻子瓜子，冒的是政治风险，可能被加上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名坐牢。如今搞体制性改革，则主要是利益风险，在很多方面是谁先改谁吃亏，“洼地效应”变成了“溃坝效应”。这也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虽被口诛笔伐而北京上海等地近乎严防死守，广州等大城市疑虑重重的缘故。其他的，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行，如果没有全国统一强力推行的政令，也是哪个地方的官员先推行哪里的官员就会“吃亏”。
这几年，广州市老地标珠江上的海珠桥，以“跳桥”秀场闻名全国。这座公路铁桥的结构，与用钢索斜拉等高新技术建起来的诸多珠江新桥不同，适于人用手脚攀援上下。比如上次被一老哥从桥上推下来的那个茂名访民，要爬到海珠桥上喊冤，本省湛江、佛山、惠州等地的访民也要“造访”这座名桥……一搞就是封路救人，搞得必经此地的市民不胜其扰。来此作“跳桥秀”的人，目标很明确，就是让他的“案情”引起媒体关注，放大其喊冤声让有关部门受到舆论压力，或可得到公道的处理结果。
一来是总有人作“跳桥秀”，没有“创意”，也就没有多少“新闻性”;二来是媒体这么有闻必报等于鼓励效法者，会讨受扰市民的厌恶。本来，这两三个月广州媒体上已没有“跳桥秀”报道了。不料，新年才过几天，居然有江西南昌人“慕名”来爬海珠桥了!据1月10日媒体报道：他们一行4人，是南昌市新建县望城镇青西村村民，因不满当地截留在建高速公路的征地补偿，为了讨回救命钱才作出此举。别看他们是村民，甚至第一次到广州，但很精明，也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考虑过不想给广州市民造成太大不便，才选择在周末;他们分工两个人一南一北，趁保安没有注意时，迅速越过栏杆爬上桥，挂起表达诉求的横幅;见记者来了，桥下的立即对桥上的两人喊：“你们下来吧。”至于被警方带走，早已与路费一起算在“喊冤”的成本之中;而他们临行前，村民们是否像小岗村民当年搞大包干按了手印，承诺有难同当，不得而知。
这些村民称是从电视上看到海珠桥的“喊冤”功用的。他们可曾知道，江西省今年新开通了“网上信访”省委领导的喊冤渠道?我是从2010年1月1日的《中国青年报》上看到的。经媒体推荐，我今年开始看人民网的舆情频道。直到我写这篇文章的1月11日下午，《江西：群众可“网上信访”省委领导》这条新闻一直盘踞该频道的头条。这么好的新动向，江西的电视、报纸难道没有向江西群众广泛宣传?当然，我明白好“政策”要落实很难，下边会有“对策”。就算是至尊的宪法(修正案)，就算与时俱进的物权法，大肆宣传过，不是也还没管住强拆强征吗?
这且不去深究。我想说的是，广州的媒体在新闻报道的开放度与舆论监督方面的力度，相对而言，在全国是比较领先的，这在业界得到同行认可，在内地得到江西老俵以这种“用脚投票”的方式承认。这对广州市民、对广州媒体是福还是祸，我还真说不清：城市美誉度提高，市民生活受影响。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就包含有“洼地效应”这层意思。媒体报道和民意表达有“洼地效应”，其他方面也一样。“洼地效应”其实是一种不均衡状态产生的，有时又可以称为“溃坝效应”，久蓄未疏导的积水一旦找到个宣泄缺口，必然会给下游洼地造成洪灾。深圳特区当年靠的是改革开放先试先行的特殊政策，吸引了全国的“孔雀东南飞”，这是典型的“洼地效应”;但为了防止“溃坝效应”，同时设立了严格的“边防证”制度，限制人潮“入关”。北京、上海如今靠什么法宝汇聚了全国那么多资本和人才且不论，户籍和高房价则肯定具有防止“溃坝效应”人海淹城的作用。如果附着在户籍上的那么多福利与特权不尽快削减，中央政府在财税缴纳和分配政策方面没有相应地调整，哪个大城市和地方的官民愿意且能够“打开大门迎闯王(吃大户)”?
改革开放之初，比如小岗村民搞大包干、年广久卖傻子瓜子，冒的是政治风险，可能被加上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名坐牢。如今搞体制性改革，则主要是利益风险，在很多方面是谁先改谁吃亏，“洼地效应”变成了“溃坝效应”。这也是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虽被口诛笔伐而北京上海等地近乎严防死守，广州等大城市疑虑重重的缘故。其他的，比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推行，如果没有全国统一强力推行的政令，也是哪个地方的官员先推行哪里的官员就会“吃亏”。
怎样才能打破谁先改革谁先(对内)开放谁吃亏的僵局?这里，有些是要全国一盘棋统筹推动，从有利于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大局出发，特别是要确立以公平负担为基本原则、均衡发展为大目标，在政策倾斜和资源分配方面不搞向权力中心集中的“马太效应”，继续人为扩大城市间、地区间、官方与民间的差距;也有的是要重申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取向，并重视公民社会建设。话题已扯得太远，算是由联想而提出一个问题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