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知识分子政策大转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1 次 更新时间:2010-01-13 1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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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钧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各项工作都在恢复之中。其中,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为挨整的知识分子平反,尤为困难。过去,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也曾为他们“脱帽加冕”,但是,党内起支配地位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还是“臭老九”,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当时,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主动要求管教育和科技,他和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一起,不顾反对声浪,坚定地为知识分子正名。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篇署名为“本刊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就是我根据当时胡耀邦的两次发言整理而成的。此后,全国开始了规模浩大的为知识分子正名的浪潮,大批知识分子得以重用。

两次座谈会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在1979年1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的社评栏。全文共7000多字。文章的实质内容,就是放弃“团结、教育、改造”这一陈旧的知识分子政策方针,代之以“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转弯。

为什么要这么变?文章的理论立足点就是马列主义最基本的原理,实事求是,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我们的方针。知识分子的实际情况早已发生了变化,过时的方针怎能不变?

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讲,针对旧社会过来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去采取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是根据当时的情况提出来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解放30年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根本变化,政策也应该随之改变,这就是第二部分内容,即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是过去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过改造,他们已经成为从事脑力劳动的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党内许多同志还不能认识这一点,改变知识分子政策呢?第三部分说明了政策滞后的原因,就在于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流毒还没有肃清,以及小生产习惯势力的影响,有些干部以“大老粗”为荣。这些思想都应该摒弃。因此,第四部分提出,要切实把知识分子当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抓紧时间为他们正名,并采取“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的方针政策,让他们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

这篇文章,是根据耀邦同志1978年10月10日和11月4日的两次会议发言整理而成的。当时,他以中组部部长的名义,召集部分省市的组织部部长、宣传部部长召开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会议规模很小,地点就在翠明庄中组部招待所,房间不到100平方米。耀邦和大家坐在一起,边讲话边抽烟,丝毫没有领导架子。他声音洪亮,语气坚定,慷慨激昂,气氛十分融洽。

两次会议我都参加了,第一次意识还不强烈,第二次再听,我就觉得问题的重要性了。我就以两次会议的记录稿为依据,着手写成初稿。在征求了部分同志的意见后,以“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为题,送耀邦审阅。他作了少许修改,可惜具体内容已记不清了。大概送审了两次,前后经历了一个多月。1979年1月3日晚上,先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刊登,次日再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当时汪东兴主管宣传工作,他是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民日报》作为党中央机关报,想有所突破,又不能被他抓住“辫子”,不违反“纪律”,就只好用“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当时报社和耀邦同志之间已经达成某种默契了。现在翻开《人民日报》,从1977年到1980年的一些重要文章,许多是以这样的形式发表的。

《理论动态》也是耀邦当时掌握的一个重要阵地。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和《理论动态》上,其实是同一天面世的。《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看到这篇文章后就说,“今天晚上就用!”后来得知,汪东兴对这件事是很有意见的。不过,1979年元旦以后,耀邦就去当中宣部部长了。

小平树旗 耀邦扛枪

耀邦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最坚决的领导同志,但是,他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转变政策的人。是“文革”后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提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政策才开始转变风向。

由于邓小平曾被定性为“天安门事件的黑后台”(其实,事件发生时,他已经跟外界失去联系了),“文革”刚一结束,恢复他的工作很难。再加上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提出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邓小平说,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不能用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

当时,大部分中央领导同志支持恢复邓小平的工作。不久,他恢复了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的职务。他主动提出,在政府系统内,他分管教育、科学。他愿意给这些知识分子当“后勤部长”。1977年夏季,他开了一系列座谈会,开始讲知识分子政策转弯。

因为他是军委副主席,就首先在军队内部讲,接着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但是人才从哪里来?“文革”十年教育荒废了,怎么办?小平就想恢复高考。他打的旗号是教育改革、招生制度改革。过去,上大学就是在工农兵当中推荐,不少人是“走后门”上大学,招生质量很差。但是,当时要恢复高考阻力很大,必须突破1971年“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两个估计”是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下称《纪要》)提出的。所谓“两个估计”,就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统治”;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份《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毛主席画了圈的。所以,教育部一直死守这一条不敢动。

当时我在《人民日报》当政文部主任,迟浩田名义上是报社“二把手”,实际是“一把手”。他跟我讲,现在小平管教育,你们政文部成立一个科教组,专门跑小平这边。于是,科教组就成立了。1977年夏天,教育部在太原召开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我们就派了两个老记者——王惠平和穆扬,去参加这个会。他们俩在会上采访了六位曾经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老人”,把当年“四人帮”如何炮制《纪要》的过程,写了一个内参。当天晚上送过来之后,我一看非常重要,就送给胡绩伟。他一看,也觉得非常重要,我们就编成了特刊《情况汇编(特刊)》(第六二八期),马上送给小平同志。

小平同志拿到这份材料,当晚就找教育部部长刘西尧谈话。小平说,“最近,《人民日报》记者找了六位参加过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写了一份材料,讲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产生的经过,很可以看看。《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当时,不少人对这个《纪要》有意见。《人民日报》记者写的这份材料说明了问题的真相。”

然后,邓小平批驳了“两个估计”,说它是不符合实情的,再次提出教育改革,恢复高考。他说,“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推翻“两个估计”之后,马上改革招生制度。但是,这个时候,高考和招生都已经来不及了。于是,就改成了1978年春季招生,算作1977年的学生。

坎坷未来

邓小平一不做,二不休,1978年3月18日,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在讲话中,他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两个观点一提出来,引起很大反响,把知识分子的热血都鼓动起来了。

4月22日,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邓小平又去讲知识分子政策。但是,党内认识仍没有统一。就在这时,开始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此时,胡耀邦也开始走到政治前台,担任中组部部长。他上任后,首先就是给老干部平反,然后再给“右派”摘帽,最后给民族工商业者和所谓的“地富反坏”摘帽。落实干部政策还比较容易,但为“右派”平反就没那么容易了。

尽管邓小平提出了新的论断,但是,党内还有好多人转不过弯来,固执地认为知识分子仍然是、只能是“团结、教育、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落实邓小平的知识分子政策,扭转党内对于知识分子的认识,胡耀邦才分别于1978年10月和11月,召开了两次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座谈会,也才有了这篇文章。

耀邦通过两次座谈会,解开了转变知识分子政策的这个“结”,把问题讲得很清楚。转变政策的根据,是“从实际出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放前过来的知识分子经过30年的教育,已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了;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也是自己人。所以,当前应该采取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充分信任,放手使用”。

耀邦担任中组部部长时,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1957年打的50多万右派,基本上一风吹了。有人一看平反了这么多知识分子,就问他,“耀邦同志,搞出这么多,动静太大了!是不是太过了?”耀邦就说,“哦,当初你们划‘右派’的时候就没说这么多?没说怕?现在一平反就怕了?有多少给我平反多少!”

《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发表以后,全国掀起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高潮,很多地方就拿这篇文章作为政策依据,开展工作。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召开了40多天的理论务虚会,大家开始“放”。有的意见十分尖锐,也有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但是,被一些思想僵化的人看做“资产阶级自由化”。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遇到了新的阻力。

1980年开始批《苦恋》、批人道主义,这时候,党内又有意见分歧。有人主张批,胡耀邦不主张批。他说,“文革”刚结束,千万不要再批了。因为他压着不批,那些“左”的人又开始不停地告他的状。

到了1983年,又要“清除精神污染”,把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都说成是“精神污染”,批了20多天。高层依然争得很厉害。万里不同意,说刚刚吃饱饭怎么又折腾人?方毅说,科技界不反“精神污染”。赵紫阳说,你们都搞反精神污染,我们的衣服卖给谁去?化妆品卖给谁去?胡耀邦坚决支持他们。

到了1984年“整党”时,耀邦说,整党不能再整人,各个部门、各个地方要端正自己的业务指导思想,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1986年年底,学潮出现。有人说党内一些知识分子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开了个名单。耀邦拿着这个名单,始终压着,没有开除这些人的党籍。

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上,胡耀邦是始终如一的、坚定不移的,而不是从实用主义出发的。他一直支持那些民主意识强的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不整人。我们永远怀念他。

(作者为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曾任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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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财经》杂志2009年第21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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