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对时代的两种不同判断及其后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17 次 更新时间:2010-01-13 03:19:01

何方 (进入专栏)  

  

  新中国成立60年来,分为前后各30年两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前一阶段,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虽也取得一定成就,但还是犯有严重错误和得到沉痛教训的30年。后一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达到初步小康和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30年。造成两个阶段不同的重要原因,就是对时代及其特征的判断不同:前者认定是战争与革命时代,后者认定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不同的判断导致不同的结果。

  

  对时代的理解与划分

  

  为了便于讨论在时代问题上两次不同判断和应该汲取的教训,先简单谈一下什么是时代和时代的划分。

  我们这里谈的时代,为列宁首创,是国际共运的传统提法,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始终被置于第一位的重要观念。各国共产党在制定战略方针时都以对时代的判断为出发点和基础。即使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确定其国家战略特别是对外方针时,首先考虑的也是总的国际形势及其发展趋势,不管是不是用时代这个名词。

  由此看来,时代就是指对一个历史时期世界形势和国际关系中客观存在的基本特征和主要趋势的判断。因此,第一,它是国际性的,涵盖全世界,而不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第二,它具有全面性,是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发展的总趋势,而不是某个方面的发展阶段,如信息时代。第三,它具有决定性。世界上各种不同甚至相反的倾向和事态经常都在发生和发展,包括战略格局和国际秩序,但都不可能扭转和改变时代的基本特征,而只能受它的制约。第四,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就是说时代和体现它的基本特征存在于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不会轻易改变。基于以上各点,可见对时代的判断是着眼于长期战略的根本性判断,因此不能碰到一点风吹草动就动摇以至改变对时代的认识,否则必定会犯大错误。

  当然,时代的核心问题还是人类诞生以来一直最为关注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只是这里所谈的战争是指世界大战,不包括各种类型的局部战争和小的冲突,否则就永无和平可言了。所以邓小平说,“因为我们讲的战争不是小打小闹,是世界战争。打世界大战别人没有资格,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根据同一理由,世界和平也就是指不打世界大战。所以,还在冷战结束前,一些西方学者就认为,二战后人类一直过着历史上少有的和平生活,有时人们感到世界更不安全,是由于信息的发达,使一个不大的地方冲突,甚至一次爆炸都可能引起一些人的忧虑。

  至于作为时代特征的发展,则是指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面并且较快的发展,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改良、技术革新、文化进步等各方面。社会发展与社会革命不同。革命是推翻旧统治,建立新制度,虽然也有通过和平改良的,但以使用暴力手段为多。所以,革命往往和战争相联系,不但战争引起革命,而且革命本身多是战争。发展则必须以和平为条件,因为即使革命战争也会带来破坏和停滞。这就使在时代的划分上,战争与革命搭配,和平与发展结合。

  根据以上这些理由,人们把过去的20世纪分为两个时代。前半期被称为战争与革命时代。因为在此期间,发生了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两次世界大战,并引起了两次世界革命高潮,而且社会经济发展也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还爆发了30年代的大萧条。

  但是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作为时代特征的和平与发展就代替了战争与革命。这时不但大战已经停止,而且交战国也多已先后医好战争创伤。同时战争引起的世界性民族民主革命高潮,也随着殖民主义体系走向崩溃而衰落。这期间,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用和平改良的方式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正是通过时代特征的替代,世界才能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实现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根据

  

  时代特征的转换交替,是基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一种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只能对时代特征作出正确判断和适应,而不能随意创造或改变它们。邓小平也只是说,我们要抓住机遇,他并没有说我们可以创造机遇。但是有不少学者在谈到时代和时代的特征时,却不是这样看问题,反而认为时代和时代特征是由领导者的主观意志决定的,因而把战争与革命时代跟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交接定在20世纪80年代。因为在这之前,毛主席和党中央都肯定我们处在战争与革命时代。直到80年代中期,邓小平才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随后由党中央定为世界主题和时代特征。还有人更进一步,不但认为国家领导人的意志决定客观存在的时代特征,而且形势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变化也得服从于领导人确定的国内中心任务。这就是最近有人说的,“国内中心任务的重新确定,反过来决定了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因此,“‘和平与发展’不是对前30年外交思想的全面否定,而是立足于新世纪国内中心任务而确立的国际战略思想的一个表述,一个期待,一个宣示。”“当我们说,‘本世纪头20年是中国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是一个‘科学判断’的时候,并不需要多少学术论证,因为这是由党的中心任务决定的。”这些说法,不但实质上,而且表述上都把时代特征的交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完全弄成了领导人意志的产物。实际上,不论叫时代特征还是叫世界形势发展总趋势,都是由客观存在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人的意志,即使是主要大国领导人决定的“中心任务”,也只能对它产生某些影响,绝不能改变它的发展方向。所以说,新的时代特征“和平与发展”替代旧的时代特征“战争与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世界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出于人们的主观判断。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特征的客观历史根据。

  先谈和平。世界在过去半个世纪以至今后长时期能够维持和平、避免大战,是由于二战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是人类,特别是世界大国人民的觉悟和进步有了空前提高,成了维护和平的主要因素。这并不是一句空话。因为历史毕竟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的觉醒变成了巨大的和平力量。即使对大国来说,人也不单指人民群众,连领导人和统治集团都再没有打世界大战的主观意愿。在冷战时期,被邓小平说成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就一直避免迎头相撞。二是主导世界的资本主义本身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由传统资本主义变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大大提高了自我调节能力,能够缓和以至解决各国自己以及相互间的一些矛盾,而无须诉诸战争。这说明资本主义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并没有走向死亡(垂死),也否定了列宁、斯大林关于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的论断。三是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国际秩序和游戏规则得到不断改进并渐趋合理,使各国的利益互相渗透、日益融合,因而列强已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为争夺地盘和市场而互相厮杀。四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存在和不断更新,以及其他军事技术的迅猛发展,都成了制止大国之间战争的手段。所有这些,就使人类已经过了近70年的和平生活,看来今后也不大可能再爆发世界大战。

  再说发展。发展之所以代替革命成为新时代的特征,首先是由于和平的国际环境。本来和平与发展两个特征就是不可分的,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和平的基础,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互相维护。其次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战后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和对社会生活产生巨大影响,是人们都体会到了的。第三是经济市场化。市场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二战后一个大的世界潮流。凡是顺应潮流、实行市场化的国家,经济必然发展得快;凡是反其道而行的,发展就一定慢甚至倒退。二战后头30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都吃了没有市场化的亏。直到1980年后,市场化才在全世界迅速展开,卷进的人口从这以前的6亿增加到20世纪末的60亿,只剩下极少数几个国家排斥对内对外的市场化而自甘落后。第四是政治民主化。这是二战后又一大世界潮流,成为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战前只有美英法等少数几个现代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而且民主内涵还很不完备,单以选举论,就有财产、性别、种族等的歧视和限制。战后,从70年代起,民主化才得到迅速扩展。还以选举制为例,1975年全世界民选政府只有30个国家,到2005年已增加到119个。民主化的潮流不但波及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如拉美多数国家在1980年代就由文人政权替代了军人政权;1989年53个非洲国家中实行多党制的只有3国,1994年已有48国。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民主化潮流中也有很大进步。例如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40多年前在《我有一个梦想》的讲演中所提要求,现在就已基本实现。黑人奥巴马当选总统,更是明证。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国际化和全球化。它们既是维护和平的支柱,又是促进发展的动力,这是无须多说的。这里只附带谈一下个人对两者不同含义的理解。所谓国际化,是指国际交往的行为主体基本上是民族国家,所以长期以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人们都是这样称呼的。而所谓全球化,则是指行为主体除了民族国家外,还增加了各种有约束力的国际组织、一体化的地区组织、区域合作机制等,特别是发展迅速和作用越来越大的跨国公司,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反而不断受到削弱。所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全球化的提法也是名实相符的,国际化称谓从此就逐渐用得少了。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因素,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比较平稳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而从这些因素的性质和趋势看,和平与发展时代还会长期持续下去。

  

  我们头30年对时代的判断犯了严重错误

  

  中国共产党经过延安整风,正式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和绝对权威。从此,他的观点和看法也就成了党中央和全党的观点和看法,及至取得全国政权后,又成为国家和政府的观点和看法。所以,毛主席对时代和时代特征的判断,自然就成了党和政府制定国家战略和重大方针政策的基础。可惜他并没有看出时代特征的交替,在中国革命取得全面胜利和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以后,他还始终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由此出发制定的建国后一系列重大政策,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毛泽东是位忠实的列宁主义者,因此他坚信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亦即“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论断。前面说过,这一判断只适用于20世纪上半期,到下半期就不再适用了。正是在上半期,毛泽东掌握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特征,制定了基本上正确的战略策略,从而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但是即使在那个时期,他对形势的估计也往往偏“左”,更没有预计到时代特征的交替,因而对形势发展远景的看法就很不准确了。例如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就肯定当时已经处在“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而且断定二战后“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组成部分,胜利后也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后来的历史证明,《新民主主义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和世界发展的预期都过分乐观了。特别是二战结束后,毛泽东对时代的判断更加脱离实际。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他曾断言,“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超过了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优势在我们方面,不在敌人方面。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已经形成。没有危机的、向上发展的、受到全世界人民群众爱护的社会主义的苏联,它的力量,现在就已经超过了被危机严重威胁着、向下衰落的、受到全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的帝国主义的美国。”这些判断当然又落空了。坚持“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判断的斯大林,自然也没有看清不同时代特征的交替。他在1952年发表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就仍然断言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

  建国初期,毛泽东虽然坚持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判断,但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倒还能听信斯大林的估计,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帝国主义看重的是争夺中间地带。斯大林去世后,毛泽东也还能迁就苏共为适应“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战略而改提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有他签字的1957年《莫斯科宣言》,就正式肯定了这一提法,承认“在我们的时代里,世界发展取决于两个对立的社会制度竞赛的进程和结果”。但是进入1960年代,随着他发动的反修斗争日趋激烈,他对时代的提法调子越来越高,最后定位为写进中共九大报告中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与此同时,他对革命力量也估计过高,1957年提出“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又进一步断言“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由于坚信“不是战争引起革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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