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金友:当代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一种可能性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74 次 更新时间:2009-12-28 02: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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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金友 (进入专栏)  

  

  摘要:20世纪中叶,当代民主化浪潮在全球受阻。在民主化的反思中,越来越多的人们注意到了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笔者试图从结构-功能、政治文化与全球化三个维度分析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是如何可能的:公民社会的内在结构有利于划定公民与国家之间的疆界,构建公民民主参与的渠道,提供一种“以社会制约权力”的机制;公民文化与民主文化和谐一致,加强公民文化建设对培育民主精神与民主文化有很大助益;从民族国家层面走向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仍有可能成为推动世界性民主化进程的重要力量。

  关键词: 公民社会;民主化;社会资本;公民文化;全球公民社会

  

  20世纪50、60年代,当代民主化浪潮遇到了全球性的阻力,人们开始反思民主化的理论与实践。苏东剧变后,在东欧一些学者的推动下,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走进人们的视野并日益引起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相信,公民社会可能成为民主化的新希望。人们何以对公民社会如此自信,换言之,公民社会究竟能为民主化提供什么呢?这就是笔者在本文想要探讨的问题。

  

  一、 公民社会:民主化的新希望

  

  关于民主化的话题由来已久。早在17-18世纪,英、美以及法国革命就吹响了民主化浪潮的第一声号角。在君主制和等级制的废墟上,平民阶层站立起来并登上了历史舞台。19世纪是民主化改革的大时代,抛开革命暴力与激情的人们开始致力于扩大参政权的活动。随着选举权穿破身份、财产、性别等层层阻碍为普通民众所拥有,民主化获得了厚重的社会根基。20世纪初,民主化已形成了世界性的潮流,开始向西方以外的国家和地区扩张。在这股强劲的民主化浪潮的裹挟下,人们乐观地认为:西方民主是一种终极模式;这种民主具有普适性,能够以移植、嫁接或其它形式复制到非西方国家;在西方国家的扶持下,非西方国家能够走上西方式的民主道路。然而不幸的是,50年代末,悄然袭来的一股非民主化的暗流席卷了世界,击碎了这种乐观主义的一厢情愿,也迫使人们反思以往的民主化理论和实践。

  在亚、非和拉美许多发展中国家,“普适性”的西方民主在推行的过程中遇到空前的本土化的阻力。“以权威主义扶植民主”的设想也面临重重困难。权威主义政策的推行,虽使国家的实力有所增长,但公民社会却依旧软弱无力。没有社会根基,国家的政治决策囿于狭小的回旋余地,政治发展的前景暗淡。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除韩国等几个特殊的例子外)都在为如何开放政治参与渠道而苦恼。这时,建设公民社会成为解决这一政治困境的首选方案。因为公民社会不仅可以提供政治参与的渠道,还可以开辟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东欧,1989年政治变革的冲击仍在。在思考这一历史事件时,更多的人们注意到公民社会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从70年代开始,一些东欧国家出现了一些政治反对派组织,这些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就以“建立公民社会”为旗帜。人们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公民社会及争取建设公民社会的运动在原苏联和东欧的民主转变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极权主义体系更容易产生于公民社会还没有充分形成的环境中,而阻止极权体系建立或促使其垮台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培育公民社会的发展。虽然这个结论尚无法得到验证,在当时却的的确确引起了人们对公民社会的关注,这种关注很快波及整个西方学术界,从而引发了当代公民社会研究的第一波热潮。

  在民主发源地的西方社会,二战后各国掀起了重新审视和反思战前民主的运动,希望能巩固已危机四伏的民主政治。然而,巩固后的民主政治却发生了一些令人甚为费解的迹象。②这促使人们对单纯依靠国家力量来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传统观念产生了怀疑。人们开始把目光从国家这个在现代社会中已日显老迈的守夜人身上移开,去寻找新的代替角色。人们在政治实践中发现,那些非官方的、扎根于共同体的公民社会组织比庞大的政府组织更灵活、更有效。而且对一些全球性或敏感性的社会问题如生态问题、妇女问题和种族问题等,公民社会显示出特有的能力与效率。另外,面对西方社会日益下降的社会资本,公民社会组织不仅建立起公民之间的信任与网络,也为日益颓废的社会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因此,人们希望借助公民社会的力量对西方社会进行“二次民主化”。

  总之,无论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人们都不约而同地把民主化的希望寄托在公民社会身上。从70年代末起在前苏联东欧,80年代初起在拉美和东亚,80年代末起在黑非洲,90年代初海湾战争后的中东地区,学者们掀起的公民社会理论研究的热潮就是明证。在当前各种民主化理论中,公民社会都处于重要地位。人们相信,发育到一定程度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前提,也是民主制度健康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有些学者甚至还大胆地预测,民主化的全球趋势就是公民社会。

  面对民主化,为何人们对公民社会充满信心呢?也就是说,究竟公民社会拥有了怎样的个性特征才被人们视为民主化的前提?笔者拟从结构-功能、政治文化以及全球化三个维度展开进行分析。

  

  二、公民社会的结构-功能分析

  

  由于学术界对公民社会的界定到目前为止尚未达成共识,③公民社会的范围与结构自然比较复杂。大多数学者从宏观角度思考公民社会与国家的疆界划分,注重公民社会内领地的分割;一部分学者关注那些承担政治社会化角色、传授政治操作技能并维系政治信息流通渠道的公民社会的主体;还有一些学者从权力归属与运作上着眼,将公民社会视为一种权力制约机制。为了全面而准确地分析公民社会,笔者分别对三个层面上的公民社会进行结构-功能分析,寻找其与民主化的关联所在。

  (一) 在公民与国家之间:域结构层面

  按照二分法的划分,整个社会生活被一分为二,一边是国家,一边是公民社会。④公民社会可大略划分为个人私域(即私域)、经济领域和公共领域(即公域),作为公民的个人生活、经济生活和公共生活的领地。

  1、私域。在“公域”与“私域”分明的社会里,公民社会是私域的栖身之所。对家庭生活或私人生活,个人拥有充分的隐私权,个人自由被视为至高无上的善,不干涉他人生活是最重要的社会品质。这里,倡导自治,推崇自我选择,注重自我发展。[1](22,124)这些个性特征不仅是成熟而健全的公民社会最具特色的标志,更是培育公民个体民主精神和自由精神的土壤。

  2、经济领域。经济领域是个人自主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领域,市场机制和私人产权是这一领域的两大要素。由于市场经济遵循经济规律而非行政命令,它的发展必然要削弱政治权力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而且,在经济领域中,绝大多数经济资源由非官方的企业支配。私人企业、私有产权制度、各种利益组织不仅构成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是公民社会中经济生活的主体。这些主体逐渐演变成公民社会基层经济组织,进而形成公民社会稳定的经济结构和有序化力量。这恰恰是民主化的必要前提之一。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经济领域中的个体利益具有自主性、排他性,有时不得不通过契约结成利益集团或合作组织。这种契约的达成需要双方通过协调而达成共识和利益整合。民主政治生活中的权力制衡、公意表决、各种政党之间讨价还价、妥协和各种民主法制和秩序,就是这种契约在政治层面的制度化表现。⑤

  3、公域。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非政府的领域,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中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等问题做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是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2](45-76)公共领域也是培育民主精神与民主习惯的重要领域。科恩(John Keane)曾指出:“没有公域这个概念,公民社会话语就很难与民主理论有甚牵连。”[3](72)在公共领域中形成的公共舆论立于社会之内、政治权力之外对政治权力的运行及其结果进行监督,为确保政治权力运行合法化与理性化树起一道重要屏障。另外,公共舆论对政治决策也有很大影响,社会大众通过自由讨论或传播媒介的作用,形成包含利益要求、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公共舆论,这种信息通过一定的信息管道输入决策系统;或者不进入决策系统,而是广泛流动于决策系统外部,作为影响决策的压力。公共舆论影响决策过程其实就是公民政治参与的形式之一。

  无论是私域、私域,或是经济领域,由于划清了公民个体或群体生活的、不受国家过多干预的疆界,不仅有力地规避了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侵袭,更为民主精神的发育留下了必要的社会空间。

  (二) 政治参与的通道:主体结构层面

  探究公民社会对民主化的作用,从公民社会的主体结构入手是一个既方便又实用的研究路向。托克维尔关注志愿性社团在美国民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的论断堪称这一研究路向的经典。

  1、公民。公民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基本单元。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机构只不过是由独立的公民所组成的集体。公民社会建立的唯一目的就是保护和培育独立于政治生活的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公民既是公民社会的起点,又是公民社会的终点。公民社会的其他主体也由公民组合而成的。公民在当代政治中的地位正在不断提升。⑥

  2、家庭。家庭作为私域的一部分往往不被纳入政治讨论的范围。然而晚近一些学者大声疾呼,希望引起人们对家庭的政治功能的关注。他们的观点是:家庭氛围会影响民主精神的培育及塑造。长辈在养育后代时,会把他们对政治共同体、政治权威的态度、对政治事件的评价以及他们的政治价值观念等直接或间接地传输给后代。卡尔松(Carlson)认为,家庭致力于自治或独立,使家庭成员免除外来压迫、经济重负、政治或社会暴力。这种脱离外力的独立实际上就是自由的真正标志,它使社团的自治成为可能。从政治文化的角度来讲,任何一个家庭都拥有一个权力结构,所有家庭成员都要服从年长而英明的老人,孩子们要节制地服从父母的权威。另外,“每个家庭都是以一个小社会主义集体的形式存在的,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共享爱与利他主义,没有一个人计较个人得失。”[4](298)这对于民主精神的培养不无影响。

  3、志愿性社团组织(或称公民社会组织)。一般来说,在一个成熟而健康的社会,个人和国家之间往往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社会中坚力量,这就是各式各样独立自主的社团和组织。它们不仅为个体的独立、发展与提升提供了渠道与机遇,也使市民风范(civility)逐渐成为协调相互关系和行为的规范和准则。这些社会团体的成熟、健康和充满活力,可能使公民社会日益走向有序和稳定,而这恰恰是民主化的前提之一。另外,各种社团组织还执行着政治社会化的功能。借助社会这个大学校,社团组织对成员进行动员、组织,开展各种交流、合作、协商活动,使成员逐渐养成协商、合作、参与、妥协等观念和习惯,学习和掌握特定行为角色的知识、技能和行为模式。[5](p185-186)这种政治社会化过程是民主化所必须经历的。

  4、社会运动。一些左翼公民社会论者一直十分珍视社会运动。在他们眼中,如果说公民社会是一面抵御权力专制的盾牌的话,那社会运动就是一把利剑。当社团组织强大到足以提出一些基本或特殊的需要时,那些即得利益集团可能会封锁社会资源以弱化它们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时,由社团组织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往往应运而起。西德尼·塔罗(Sidny Tarrow)将社会运动称作是“沿着社会裂缝进行的有组织的团体动员,是西方民主制度内民主化压力的主要承担者”。[6](introduction)还有一些学者将社会运动的利益要求视为制度自身的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可以通过实现平等和公平的努力而得到改正。[7](231)也就是说,社会运动对现存制度不再是致命的威胁,而是一种善意的督促。对社会运动角色定位直接影响着人们对民主化进程中社会运动的作用的思考,但社会运动对民主化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在现代社会中,公民通过参与选举,选出自己的代表来实现自己的利益。一旦代表选出,公民的使命就完结了。而公民社会恰恰填补了这个过程真空。公民社会除了在投票阶段参与民主进程外,在政策的制定、执行等过程一直立于民主过程之外对其进行适度的监督与制约。这在某种意义上弥补了传统代议民主制的缺陷和不足,使公民拥有了一种新的、经常性的、可以随时参与的民主途径,并进而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参与形式。传统社会中,公民社会政治社会化的主要媒介是家庭、教会、学校及政府;近代以后,又增加了政党、大众传媒、政治团体等新的形式。公民社会的主体潜移默化地、自然地形塑着、牵动着政治文化的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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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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