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广兰:功利与权利——自由主义权利论对功利主义权利论的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52 次 更新时间:2009-12-21 21:5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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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广兰  

  

  功利和权利分别是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在很多情形下是两个相反对的概念。“权利”范畴是自由主义权利论批判功利主义的利器,“功利”概念也曾是功利主义拒绝自然权利学说的依据。然而,功利主义的功利最大化的主张所可能造成的对个体基本权利的侵犯甚至剥夺受到了来自自由主义各流派的批评,就连法律实证主义者哈特也不得不承认:“真理注定不会存在于这样一种学说之中,这种学说将集体或一般公共福利的最大化当做其目标;相反,真理存在于尊重基本人权的学说中,这种学说要求保护特定的基本自由与个人利益。”① 自由主义从公正、自由、平等、人权等各方面对功利主义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和批评。为了给自由主义的批评以一个公正合理的评价,我们首先要对功利主义的权利思想进行梳理和厘定。

  

  一 功利主义的权利思想

  

  功利主义的权利思想主要分为两种:一种以边沁为代表,主张权利和法律权利是一回事,并不存在法律权利之外的道德权利或者天赋权利;另一种以密尔和布兰特为代表,他们不仅承认道德权利的存在,而且认为道德权利是人类生存的根基,道德权利与功利之间并没有冲突。他们在坚持功利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功利概念的内涵规定和外延范围的适当修正,将权利原则作为功利原则的次级标准,以求得功利与权利的一定程度的调和。

  边沁是通过对自然权利的批判而达到对道德权利的否定的。首先,他从“权利和法律权利是一回事”的前提出发,认为道德权利即不是以法律为基础的权利就如同“没有父亲的孩子”,是一种矛盾的说法。并且,权利和法律权利的分离会导致标准缺失,即导致权利概念失去了任何可以识别和适用的标准,从而陷入绝望的不确定性。标准的缺失致使政治论辩要么恶化,要么永无休止,因为谁都可以诉诸天赋人权来反驳别人。其次,边沁反对自然权利的道德理由还在于它不利于约束人性中自私的情感,反而会强化这种情感,从而妨碍社会的安宁团结,不利于最大幸福的实现。因此,边沁反对任何关于“人的自然的、在法律之前存在并和法律权利相反对的权利”的主张,认为权利就是法律权利,从而不给道德权利留下任何空间。②

  密尔的权利观与边沁有很大不同。他不仅承认道德权利的存在,而且称权利为“没有它人们就会毫无作为的(东西)”、“我们存在的根基”和“人类良好生存的基本要素”。密尔强调,除非关于道德而非法律的权利观念被接受,否则对作为道德独特分支的正义,就难以给出一个说明。他认为,在被界定为对基本道德权利之尊重的正义与功利主义的政治道德之间并无冲突。因为在对具体的行为做道德上的是非判断时,它直接依据的是道德权利或其他义务规范的准则,而不是直接诉诸功利推理,道德权利或义务规范则是功利原则派生的。在道德权利与最大功利的相互关系上,密尔看到的是两者相互和谐的方面,道德权利既是促进最大幸福实现的手段,其本身也是幸福的一部分。但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在承认道德权利的存在这一点上,布兰特的权利思想与密尔的权利思想有很多相似之处。

  密尔和布兰特都是在道德准则中为道德权利预留了存在的空间,但这一思想却遭到了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行动功利主义者斯马特称这种理论为新的“准则崇拜”,实际上已经背离了功利主义的基本精神;另一方面,它也不能满足自由主义权利论的要求。因为当权利与功利发生冲突之时,功利主义必然要求以功利为最后的基准,即同意为了功利的理由可以侵犯或牺牲个体的权利,哪怕是自由主义者眼中的不容丧失的基本人权。因此,这种对功利和权利进行调和的努力在纯粹的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看来都是不成功的。

  对权利和功利之间冲突的关注是自由主义对功利主义进行批评的主要基点。自由主义并不是批评功利主义不承认道德权利的存在,而是批评功利主义没有赋予权利以内在价值,只把权利作为实现功利目的的工具。阿马蒂亚·森曾对此做过总结:“权利可以被视为实现其他目标的有价值的工具。这是‘工具的观点’,权利的功利主义方法很好地说明了这种观点,在这种观点中,权利没有内在价值,侵犯权利本身不是一件坏事,也不是内在善的实现。但是,根据这种观点,承认权利在于它促进了最终重要的东西,即效用。”③ 而自由主义在权利论上坚持的是义务论权利论。“权利被看成是对行为的约束。这些约束不许被侵犯,即便这样的侵犯导致了更好的事件状态。侵犯权利绝对是错误的。”④ 也就是说,权利应当被看做是为行为提供的一种道德边际约束,个人的权利应该被认为是对他行为的限制。每个人都被一权利的“保护范围”所围绕,他人是不能干涉的。功利主义主张权利只是实现幸福的工具,而自由主义则捍卫权利本身的道义力量,这才是两者在权利和功利问题上争论的关键。下面我们就具体分析自由主义对功利主义在权利问题上的批评,期望能够从中找到功利与权利的最佳结合点。

  

  二 功利与公正

  

  功利主义是这样来定义正当的:一种行为若是最大限度地增进了幸福对于痛苦的余额,那么,该行为就是正当的、应该的、对的,至少不能说是错误的。可见,功利主义判断行为正当与否就是看它是否实现了最大可能的幸福。而正义是应用于社会制度时的正当。因此,功利主义的“正义”内涵就必然是:“如果一个社会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够达到总计所有属于它的个人而形成的满足的最大净余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被正确组织的,因而也是正义的。”⑤ 在功利主义(特别是边沁和西季威克的古典功利主义)看来,是否符合功利原则是判断一种行为或制度正义与否的唯一标准。为此,功利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中写道:“在思想史中的一切时代,使人不容易接受功用或幸福为是非标准这个学说的最大阻碍之一,就是由公道观念而来的。”⑥ 为了回应对功利主义的这一批评,密尔在《功利主义》中用了三分之一篇幅来论证功利和公道的关系,证明功利与公道并不冲突。

  在密尔的理论中,他一方面承认了公正作为人的权利是与完全强制性的义务相对应的,是行为者在行动中应当和必须要遵循的道德规律;另一方面他又主张之所以要遵循公正这样的道德规律是出于利益的考虑,是由于遵循公正原则的指导可以增进人类的福利,从而坚持了功利主义的基本原则。可见,密尔是在坚持功利主义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将公正作为道德准则之一嵌进了功利主义的理论框架来回应外界的批评,从而解决功利与公正之间的紧张关系的问题。但是,密尔忽略了或者说仅仅非常简略地陈述了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社会总的福利在个体之间的合理分配。这是自由主义权利论者对功利主义所着力批判的论点之一。密尔在《功利主义》一书的最后提到了社会分配的最高抽象标准,即“我们对于一切应受我们同等的好待遇的人给予同等的好待遇,社会必须对于一切受社会同等好待遇的人(就是绝对地应受同等好待遇的人)给予同等的好待遇”⑦。换言之,功利主义所主张的公正分配就是“给每个人应得的”,密尔指出这个道德义务已经包含在最大幸福原理的本义内。然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仅仅依据最大幸福原理不可能得出这个结论,或者说给每个人应得这种分配方式并不必然导致最大幸福的实现。因此密尔并未证明正义原则与功利主义的一致,相反却暴露了功利主义的内在不足。功利主义的理论逻辑昭示着功利与公正之间的内在矛盾与紧张,一是它允许为了最大幸福而侵犯一部分人权利,二是它不能在所有的个体中实现利益的公正分配。尽管密尔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论证,将公正作为一个重要的道德准则置于功利原则之下,但依然无法真正化解这一悖论。自由主义仍然从权利的角度对它进行了批评。

  罗尔斯的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认为,正义的原则应表述为:自由并且理性的人们想要促进他们自身的利益,他们在“无知之幕”后对应该指导他们生活方式与制度的原则做出抉择。罗尔斯认为这些处在原初状态中的人必然会选择的关于正义的一般观念将是:“所有社会价值——自由或机会、收入或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的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⑧ 这个正义的一般观念所涉及的是对社会基本善的平等分配,而并非像功利主义所主张的对利益的最大化的要求。

  罗尔斯深入系统地揭示了功利与正义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和冲突,并从契约权利论的角度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以及内含的两个优先(自由的优先和正义对于福利和效率的优先)的正义论。该理论以一种复杂缜密的逻辑批判了功利主义的相关论点之后,用一种反功利主义的形式为社会制度框架设计了一套既有效规避了功利主义的缺陷又具有普遍性、公开性、终极性的政治哲学。这对功利主义而言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功利主义必须在正义论的基础上重新反思、修正和发展。但是,从公正角度提出的批判并不是权利论对功利主义在功利与权利的内在矛盾上的唯一批判,权利与功利的矛盾还包括自由与功利、平等与功利、人权与功利等。

  

  三 功利与自由

  

  功利主义与自由权利的不相容也是为自由主义所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尽管古典的功利主义者同时也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如边沁),甚至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如密尔),但在严格的功利主义的理论体系中,最大功利常常是以剥夺一部分人的自由权利为代价得到实现的,因为自由在功利主义那里并不具有内在价值,更不具有绝对的优先性。而人的基本自由权在自由主义的理论中具有绝对的价值优先性,尽管其内容在不同的哲学家那里有一定差异,但他们都认为自由是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不可能因为社会的公共福利而随意取消。虽然对公共福利的追求的确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并且也的确值得政府重视,但这种追求必须受到特定的限制,即个人权利必须得到承认。

  边沁关于自由权利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法理学和经济学理论中。在法理学方面,他认为一个人的行动自由是以对他人侵犯的惩罚而得到保障的,而要证明这种惩罚是否正当,只有诉诸后果的比较。这清楚地表明边沁的法理学思想是以功利原则为基础的。在经济领域,边沁认为个人使自身幸福最大化的行为可自然导致资源的最佳配置,从而使得社会的总体功利也最大化,因此他是经济自由放任主义的鼓吹者。但是他并未从逻辑上清晰阐明从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何以推导出社会利益的最大化,特别是资源的最佳配置。

  密尔的《论自由》是一百多年来西方政治哲学的经典。他特别强调个人自由的重要性,认为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负责向社会交代,而只有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才应当负责交代,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⑨ 密尔之所以捍卫个体的自由权利,主要依据是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的总体功利达到最大值。反之,扼杀自由的最大代价是全社会的平庸、缺少真知灼见和决策的合理性,最终导致总体功利的巨大损失。但是,密尔忽视了若是为了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而限制一部分人的自由权利时,哪一个更为优先呢?当二者一致时,功利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没有冲突,关键在于当二者出现冲突时就会陷入两难,而假定二者永远是和谐一致、不存在冲突和矛盾,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于功利主义的弱点,罗尔斯、诺齐克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批判。罗尔斯从原初状态的假设出发,得出了理性的自利的人在无知之幕后所必然选择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平等的自由原则,这一原则具有绝对的价值优先性,只有这一原则被满足了,机会均等的原则和差别原则才可以得到遵守;并且自由只能因为自由的缘故而被限制。罗尔斯指出密尔的论证并没有证明所有人的平等自由,因为在功利主义的假设下,对部分人的自由权利的限制和侵犯是可以得到合理辩护的。罗尔斯尽管也关注结果,但他坚持最大的利益满足的净余额的获得不能以牺牲人的自由权利为代价。

  诺齐克比罗尔斯走得更远。他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一种完全优先于社会目标的地位。诺齐克主张人拥有绝对的、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它们是他人和国家行为的边际约束。他批评功利主义无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将人仅仅作为实现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而假如我把人仅仅当做一个工具,这就意味着在我对他人的行动中,他人所具有的某种特殊的东西被我忽略了或根本没有顾及。在诺齐克看来,这种每个人具有的特殊的东西就是“按照某种选择的全面观念调节和指导其生活的能力”⑩。这些能力赋予了人生活的意义,因此,每个人都应当拥有一些基本的自由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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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0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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