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说真话难,听真话更难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01 次 更新时间:2020-02-16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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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道玉 (进入专栏)  


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官员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说真话”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问题


说真话本不应是个问题,但如今却成了大问题,以至于说假话成了中国当代的一种社会病。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人的意思是客观存在的反映,而人所说的话是意思的语言表达,当然应该是与事实相符的。所以,说真话就是说实话,说自己想说的话,说毫无掩饰的心里话。说真话是人性本质的回归,是心灵的净化,是良知的呼唤。可是,为什么在现实政治生活中,说假话者居多,说真话的却寥寥无几呢?

历史是一面镜子。只要看看历史上由于说真话而遭到的厄运,就不难明白为什么人们不敢说真话了。清雍正六年,曾发生湖南生员曾静、张熙谋反大案。第二年雍正亲自审讯,从而引出了说假话与说真话的迥然不同的命运。曾、张两犯作伪供,称受浙江文人吕留良“华夷大防”思想的毒害,才起谋反的念头。于是,雍正作出“特别处理”,将曾、张无罪释放,而对已死去40年的思想家吕留良及其家族、门生作出最残忍的惩罚:凡16岁以上的子孙一律处死,以下的流放三千里,女性发配给边防军为奴。为掩人耳目,雍正还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全国的“民意测验”,下令任何人都可以就此案“秉公独抒己见”,各级政府不得阻拦、不得隐匿。人们心中都明白,雍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独抒己见”只不过是一个美丽的陷阱。因此,几乎没人敢出来说真话,而都是违心地说:“天子圣明,拥护圣裁。”只有一个叫齐周华的秀才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结果先被雍正下狱,后被乾隆判凌迟处死,其家族也遭遇吕留良案似的残忍处置,而说假话的真正罪犯却无罪释放,真是忠奸不分。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中国人不敢讲真话的原因主要有三:

首先是统治者都不愿意听真话。他们总以自己的好恶为天下的好恶,以自己认定的是非为天下的是非。在我国历史上,无论皇帝还是最高统治者,都不是通过民主选举出来的,而是靠世袭制或靠内部指定为接班人,既不受群众监督,又不受法治约束,国家是他们个人的国家。一旦掌握了大权,他们往往就把个人置于万民之上,以为自己是天子、是圣明,人们对他们的“圣旨”或“重要指示”只能学习、领会、执行,而不能发表异议。然而他们是人而不是神,也常常会说错话、犯错误。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君臣上下关系犹如猫鼠关系,对上只能俯首帖耳。久而久之,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

其次是以整人为目的的残酷政治运动的后遗症。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提倡:“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但实际情况是,因言废人或因言获罪者比比皆是。历时10年的“文革”,是假(话)、大(话)、空(话)盛行的时代,由于说真话而受打击的人不知凡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不再提“以阶级斗争为纲”,国家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言论环境较以前大为宽松,但某种“唯意识形态论”依然存在,某些禁区和教条仍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因此不少人还是不敢讲真话。

再次是我国传统文化消极的影响。我国有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有许多文化精髓,也有不少糟粕,特别是在倡导人们说真话方面更显得苍白无力,反倒是劝导人们谨小慎微。林语堂先生在《吾国吾民》中说,中国人有三大恶性:忍耐、无可无不可和圆熟,都不是倡导人们说真话的。我国古代有许多名言,也是劝导人们要圆滑和明哲保身,例如,“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种花少栽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等等。这些名言警句一代又一代传下来,潜移默化地使大多数人成了不敢说真话的谨小慎微的人。我看到一项调查,有近80%的人认为说真话会得罪人、会吃亏,换句话说,有近80%的人不敢或不愿说真话。


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有良知的老年知识分子开始著书或发言,倡导说真话,其中有巴金、冰心、萧乾、钱锺书、季羡林、徐迟等。为什么出来倡导说真话的都是一些老人呢?经过反复思索,我终于得到了答案,原因有三:一是他们都没有了乌纱帽,不怕因讲真话而丢乌纱;二是他们都是耄耋之年的老人,堪称高寿,不怕因讲真话而招致杀身之祸;三是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他们过去曾说过违心的话,到了老年良心回归,方知说真话的可贵。我自认为也已进入老年了,也没有了以上的后顾之忧,应该说真话,做一个真正的人。我在60岁时,写了《生命六十始》,3万多言。在前言中我写道:“孔子说六十而耳顺,我理解耳顺就是目锐耳聪,即眼睛看得清,耳朵听得真,今后绝不再上当受骗了,也绝不再做‘驯服工具’了,我要‘从心所欲’,做一个真实的自我。”

我自认为是说真话的。在我履任校长时,曾给自己定下两条戒律: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案不留牍,文不过夜;来者不拒,有求必应。说话不留余地,就是说心里话,说真话,把话说得明明白白,绝不转弯抹角或吞吞吐吐,不怕别人抓小辫子;办事不留后路,就是凡事不推不托,一个心眼地把事情做好,不给自己留任何退路。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我敢与当时国家教委的主要负责人,就实施学分制和取消政治辅导员问题进行面对面的辩论;后来,公开撰文批评教育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批评教育部部长不懂教育;认为教育部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呼吁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不同意杨振宁先生的“中国大学成功论”……

人为什么要说真话?说真话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美国19世纪超验主义作家梭罗说:“说真话需要两个人——一个人说,一个人听。”毫无疑问,说真话的真正价值就在于要有人听,老百姓自然是喜欢听真话的,那不愿听真话的当然就是身处高位的人了。有人甚至调侃说:说真话领导不爱听,说假话群众不愿听,于是说套话、空话之风盛极一时。

近年来,围绕我国高等教育问题,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可是,国家教育部门领导听了没有呢?没有,一点批评意见也听不进,不是闻过则喜,而是听到批评的意见则勃然大怒,更有甚者,通过新闻发言人把批评的意见说成“妖魔化教育”。依此逻辑,那批评者自然就是“妖魔鬼怪”了,这简直是对批评者的极大污蔑!

在教育部的布置和指导下,从2003到2007年,对全国592所大学本科进行评估,教育部称:“到年底评审工作顺利结束。”但是,这是一场轰轰烈烈的走过场的评估,几乎每所大学都弄虚作假,最后竟有近80%的大学获得了“优秀”。这场假评估,引起了全国的公愤,但对于社会的众多批评,教育部领导充耳不闻,正如著名艺术家陈丹青所言:“权力不理会墙外的喧嚣。”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创办的《焦点访谈》和《实话实说》节目深受欢迎,它们敢碰敏感问题,敢于曝光、抨击丑恶现象,发挥了舆论监督作用。可是,在苦苦支撑10多年后,棱角没有了,收视率逐年下降,最后《实话实说》不得不停播了,《焦点访谈》也面临下课的危险。既然群众喜爱,那为什么不能保持原来的风格,而至停播的境地呢?这绝非节目主持人的愿望,也是他们力不能及的。很明显,是因为有些人不喜欢,是受到某些部门的干预。这再次说明,说真话在我们这里是很困难的。


我国诺奖期盼又一次落空的深层反思


现实情况是,说真话的虽然不多,但还是大有人在;然而听真话特别是刺耳的批评意见的官员却鲜有。久而久之,人们的积极性受到挫伤,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这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如果国人都变成了“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的人,势必丧失质疑和批判精神,最终必然泯灭创造性,那我国岂不变成“大国小民”的国度了吗?

2009年诺贝尔奖12月10日将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隆重的颁奖仪式。今年,我国对诺贝尔奖的期盼又一次落空了,失望之余应当作深刻反思。科学学家作过统计,新兴国家在建国40年左右,一般都会获得诺奖零的突破。例如,苏联、东欧各国,印度、以色列、巴基斯坦、南非、巴西等国,都一一被验证了。可是,新中国成立60年了,不仅诺贝尔奖没有实现零的突破,而且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地质、建筑、计算机、文学、新闻、艺术等一级学科领域的世界大奖,也依然是零纪录。

究其原因,最根本的是缺乏民主、自由的研究氛围和政策,人们没有质疑、怀疑和批判精神,没有冒险的勇气和支撑系统。从基础教育开始,就窒息了少年儿童的好奇心,用标准化和趋同思维代替了从事发明创造所要求的求新、求异、求变的思维能力,从而导致绝大多数人缺失原创能力。虽然我国在“做大、做强”的宣传方面十分热闹,但这只是“外行看的热闹”。内行要看门道,这门道就是要真正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营造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研究自由、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氛围,须知创造性的“果实”只能在自由的园地里生长出来。据说,我国的科研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又有几项属于原创的呢?中国有一个世界公认的科学学派吗?有世界公认的学术大师吗?有一所世界公认的一流水平的大学吗?没有!

从教育改革方面说,要全面实施创造教育,大力培养创造性人才,改革说教式的思想灌输,开展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如果不提倡人们说真话,不制订确保说真话的人绝对安全的政策,就不能发扬人们的质疑和批判精神,也就不能开发人们的创造力。最后,由于创造力的缺失必然制约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力,中国将很难跻身世界科学技术最先进的行列,由制造大国变为创造大国也只能是一句空话。

这又是我的一席真话,勿谓言之不预也!(作者系武汉大学原校长,刘道玉教育基金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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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同舟共进》2009年第12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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