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龙熊同窗:俄罗斯为什么“不高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58 次 更新时间:2009-12-13 04:1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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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2009年春天《中国不高兴》一书出版以后,一位相熟的俄罗斯朋友对我说,俄罗斯虽然没有以完全一样的书名出版过这么一本书,但是类似的书籍和言论在俄罗斯铺天盖地,因为“俄罗斯不高兴”的人比“中国不高兴”的人多得多,不信你到俄罗斯去转一转,除了数万到处挑衅滋事的极端民族主义的“光头党”外,随时都可以碰到“愤青”式的“俄罗斯不高兴”的人。自从他说了这段话以后,我就一直在想,俄罗斯为什么不高兴?它不高兴的理由是什么?这两个“不高兴”相遭遇会有什么结果?在俄罗斯目前“自我塑造”的过程中会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的内容?

  

  对苏联解体的反作用力

  

  1989年戈尔巴乔夫提出“共同的欧洲家园”,表现出苏联以罕见的低姿态在“讨好”欧洲,而欧洲并没有张开双臂拥抱庞大的北极熊,冷战以来的意识形态差异和西方惯有的傲慢,使情绪化的俄罗斯人有一种“热脸贴冷屁股”被愚弄的感觉。1991年苏联解体,叶利钦的“国家收缩”战略后的处境又一次强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和“优势民族”心理的俄罗斯人。美国的布热津斯基提出,俄罗斯应该回落到一个类似于法国、英国那样的“正常国家”或者像“奥斯曼帝国灭亡后的土耳其一样”,“把自己纯粹限定在一种切合的环境内”,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罗斯与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并列。这种国家降级、民族“矮化”的局面让俄罗斯人愤愤不平,在俄罗斯人的潜意识里,“苏联”这个概念在心理上取得的成就比它在经济上的成就要大得多,这是苏联解体以后许多俄罗斯人都承认的一点。第三次,普京在上任后不久提议俄罗斯加入北约,而北约国家认为,这是大象想闯浴池,不是去洗澡而是去毁坏浴池。这是俄罗斯历史上罕见地多次向西方伸出橄榄枝,西方却都不接招,使本来就好激动的俄罗斯人发出“孤独的愤怒”,而现实中国家领土的收缩、欧洲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这一切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罗斯人怎能无动于衷呢?怎么能不点燃俄罗斯人“炽热的头脑”呢?俄罗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是,既然美国叫俄罗斯人“不高兴”,作为回应,俄罗斯人就一定叫美国人“不痛快”。

  长久以来,俄罗斯人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习惯了战无不胜的神话,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都是“可以在世界上发号施令的超级大国”、“俄罗斯光荣”的身份认同,而剧变后有2500万俄罗斯人突然发现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国的居民,很多的俄罗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独立国家的政治进程之外,到处呈现的“一盘散沙”现象令俄罗斯饱受“身份认同危机的折磨”;90年代经济转轨阶段,东欧国家早就摆脱制度转变的困扰,而俄罗斯却长期在“平底锅”里徘徊,不清晰的市场经济与规则松弛激起的新与旧的敌对状态久久不能散去,好不容易等到了1999-2007年,高油价支撑下的经济年平均增长接近7%,刚刚见到越过困境的曙光,“恃油而骄”的傲慢还没有牛气多久,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又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连带下陷入经济不景气的泥潭;苏联解体后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很快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斯主体的民族膨胀,后苏联空间成为一个失控的暴力竞技场;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褊狭,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于是,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政治势力都相竞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曾任政府部长的鲍里斯·米罗诺夫公开说:“假如俄罗斯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么,我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日里诺夫斯基说“苏联解体又把俄罗斯带入到了冰雪封冻的寒带,我们需要到印度洋里洗刷靴子。”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整个社会都处在“火气旺盛”的“逻辑反冲”中,无处发泄的无名怒火终于在“民族主义的狂怒”中找到了出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灵魂在苏联的躯体灭亡以后,又在民众的心中复活了,各种极端形式的俄罗斯族裔民族主义团体纷纷亮相,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失落掉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不平衡心态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导向。如今普京、梅德韦杰夫政权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战争年代动员民众的符号,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至上、俄罗斯的伟大之处的词汇,并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

  

  “焦虑综合征”困扰着俄罗斯

  

  究其原因,是俄罗斯如今面临几大焦虑,一种“焦虑综合征”在困扰着烦躁不安的俄罗斯。

  第一是“身份认同”的焦虑。

  首先是俄罗斯“身份认同”带来焦虑,曾经以来,俄罗斯人认为他们已经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历史定位、发展方向和民族认同问题,只要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是一条金光大道,没有料到20世纪末的剧变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确立的“苏联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认同戛然而止,原来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其他族裔纷纷脱离,俄罗斯再次出现选择难题,再一次面临巨大的历史困惑。众所周知,从地理意义上说,俄罗斯的经济文化中心主要在欧俄部分,俄罗斯的向西认同的程度远远要高于向东认同,但是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又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这个世界上最为辽阔的国家以及它的内部体制建构,又使俄罗斯难以成为西方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俄罗斯的突出的国家特性、社会特性和文化特性很难与西方主导的体系相融合。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俄罗斯的历史困境”,“俄罗斯的复合性矛盾”和“俄罗斯循环的历史怪圈”。

  19世纪“黄金时代”俄罗斯所有杰出的思想家都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世界,必须走自己的路而不是模仿西方,仿效西方会使它的独特性消失,从属于西方大国并最终淹没自己。原本俄罗斯一直在扮演着“‘垂死西方’的唯一拯救源”的角色,现在怎么能沦落到充当西方跟屁虫的地步呢?国家属性与定位在经过几番摇摆之后落脚到又一次出现似曾相识地“历史回归”。在社会学调查中,大多数人对西方的看法是,西方(запад)不是与“东方”对立而是与“下层”对立、与“下层”相关的反义词,历史上的西方都是加害俄罗斯的,对俄罗斯有敌意的,现在的西方是一个文化垃圾的策源地。俄罗斯自我定位应该是“全球抵抗自由主义的中心之一”,力求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俄罗斯式全球化的标准”。

  “苏联遗产生成的原动力”是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建构的重要落脚点之一,这里面即遗留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存了苏联时期的“支配权观念”,帝国的三色旗帜和苏联镰刀斧头的旗帜在这一点上的重合度是最大的,中国人在俄罗斯一看到镰刀斧头和红星象征的苏联标志,就倾向于把它解释成效忠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其实这里传递的是要“复杂得多的感情和信息”。目前俄罗斯回归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意识形态,而是从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挖掘“光荣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已经完成了一个双向互换过程,旧体制的意识形态遗产很难复归了,但是帝国的遗产从来就没有被清除过,改变帝国思维也绝非一朝一夕的事。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有人把这种“帝国遗传”称之为一种“新帝国焦虑症”。目前从未经历过斯大林恐怖时代的年轻一代政治家正在有意识地对斯大林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让民众对“斯大林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这些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中透露出俄罗斯人的“身份焦虑”的恐慌。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这个真空“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

  第二是“向何处去”的选择焦虑

  有人认为,俄罗斯历史没有一定的目标,当它每一次处在十字路口,如何判断现今社会的发展阶段方向,依据什么理论对自己当前的处境做出准确的定位的命题都会凸现出来,例如像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的历史定位、如何看待俄罗斯的独特性、俄罗斯与西方的相似与差异、俄罗斯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历史选择性、俄罗斯向何处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会引起激烈的讨论。19世纪以来俄罗斯知识分子就“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有什么意义?”“这个民族将向人类展示什么?”进行论战而产生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争论的话题在150年后的今天依然继续也仍然没有结果,可见其选择的分歧之大,定位之难。这种定位困难直接影响到它的发展速度的不均衡性和跳跃性。有人把这种状况归纳为“缺乏主导性特征”的“俄罗斯猜想”。现在俄罗斯的选择是“俄罗斯必须强大”。因为在俄罗斯人看来,“世界只尊重强国”,“二等国”的角色让他们充分体会到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本来“称强、做大”就是俄罗斯人一贯追求的目标,现在绝大多数人都不赞成剧变初期的“国家收缩”战略,他们认为“微型帝国”不符合俄罗斯的“安全观”。目前俄罗斯人把成为一个“体面的大国”作为一种民族凝聚力,俄罗斯人说,每个人只有在成为爱国者后,才有资格谈权利和个人。普京说“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所有的行动都只能服从这一点”。俄罗斯的振兴必须依靠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吸取过去十年的教训,讲民主和自由“必须顾及俄罗斯的历史”,“必须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和国情出发”。普京的全部言行所贯穿的一条主线是“复兴俄罗斯、重振大国地位、实现强国之梦”。

  第三是安全焦虑。

  俄罗斯一直以来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上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和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记忆,以及蒙古人240年的统治,使历史上的俄罗斯人有一种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久而久之这种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的紧张感,它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这种只站在本国立场上的思维模式根深蒂固,俄罗斯对外侵略在国内从来都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少有“清醒者”对这种“越界”的民族主义发出过质疑。由此产生的另一个特点是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以及对“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的尊重,美国把俄罗斯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中剔除,不承认俄罗斯在其他任何国家具有势力范围。这样就造成了两者思维差距的矛盾。由于剧变初期的“被耍弄感”记忆犹新,俄罗斯对凡是美国的建议都会不加思索地说“不!”它看不惯像美国这样的国家决定一切世界体系。

  这种“以俄安全为出发点”的思维已成为主流社会心态,俄罗斯人哪怕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容易“犯糊涂”,在历史上曾多次重复过全民不分青红皂白的“民族狂潮”。例如,1830年掀起的波兰起义遭到沙皇镇压,其时恰逢1812年波罗金诺战役周年纪念日,普希金便写了《波罗金诺周年纪念》一文,站在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波兰起义,大肆吹捧俄军的胜利,别林斯基也认为应对沙皇的镇压行动采取赞许态度,并多次赞扬普希金的“大俄罗斯主义”的诗歌。1830年、1863年两次波兰起义失败以后,俄罗斯社会各界一致支持对起义参加者实行死刑和流放西伯利亚做苦役的判决,普希金、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涅克拉索夫等人都公开表示对波兰人反抗沙俄的切齿痛恨,令持国际主义立场的马克思对俄罗斯知识分子大感失望。至今在俄罗斯,只有民族主义能使持反对立场的知识分子与统治者步调一致,整个俄罗斯能够冷静地反思、像20年前美国结束越南战争那样认为“我们错了”的人屈指可数,即便有人已经认识到这点,也没有勇气敢于招惹蛮横不讲理的“狂怒斗士”,冷静的“正常观点”往往在“喝狼奶”培养起来的“咆哮环境”中出不来,因为这样做的结果,要么是淹死在民族主义的汪洋大海的唾沫中,要么就是喋血莫斯科街头。

  第四是整合焦虑,或称为“制度选择”的困境。

  叶利钦曾想把俄罗斯按照西方模式加以改造,但是俄罗斯经济改革艰难历程使民众对全球具有共同的普世价值观产生了怀疑,他们把私有化转轨操作设计的失误归结为西方经济模式的入侵造成了对俄罗斯经济的伤害,一时间俄罗斯是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特殊性的“文明理论”甚嚣尘上。在他们看来,民主代表着混乱,私有化代表着“各自为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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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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