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治理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思路与对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385 次 更新时间:2009-12-08 20:5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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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学术正,天下乱,犹得持正者以治之;至学术亦乱,而治具且失矣。 ——[清]郑 珍

    

  学术是一个国家思想文化建设的基础,同时也是其核心内容。学术的兴衰往往成为国运隆替的象征,学术风气的邪正也往往成为世道人心的缩影。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变革带来的价值观的变化和制度建设的滞后,社会出现普遍的道德失坠和风气败坏的趋势,官员的贪污腐败和国民的诚信缺失已成为中国当前最大的社会问题,造成社会很大程度的信任危机。向来被视为象牙塔的学术也不再是一块净土,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成为近年学术界的热门问题。为此学术界召开了不同形式的座谈会,媒体也发表了大量文章,关注的焦点由腐败现象的揭露逐渐转移到学者素质和学术规范方面,最近又集中于对体制问题的反思。

  事实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包括本人在内的一部分学者已开始关注学术规范问题,发表了一些文章,推动了学术规范意识确立和规范形成的进程①。然而,随着学术规范意识的明确和有关条例的制订,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不是受到遏制,而是愈演愈烈,学术风气越来越坏。到今天,学界已日益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至少涉及到八个方面的原因:(1)现代知识产权观念淡漠;(2)科学的学术规范体制没有确立起来;(3)单纯的“量化”政策导向等学术管理体制的负面效应;(4)实事求是的学术批评严重缺席;(5)缺乏正常的舆论监督;(6)高等教育和人才培养体制存在严重缺陷,特别是学术诚信与学术素质教育严重缺失;(7)对已暴露出来的问题重视不够、处置不力;(8)非学术因素对学术干扰与侵蚀,特别是目前愈演愈烈的“学者官僚化”“学术大跃进”现象为害尤烈②。这些问题盘根错节,绝非靠学者自身的道德约束或学术规范的确立就能解决。正像学界一致认为的,所有问题的结症都在于体制,不解决制度层面的问题,学术腐败问题就不能根治,学术风气恶化的势头也不可能得到遏制。因为学术腐败的毒素已渗透到学术生产的全过程——投资(课题立项)、生产(研究)、检验(评审)、销售(出版)、评价(社会接受),只有标本兼治,对学术运作的各个环节进行综合治理,才能铲除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行为孳生的土壤,使学术走上良性发展的方向。

    

  一、当前学术活动中的腐败现象和不端行为

    

  (一)学术腐败、学术不端行为与学术失范的关系

  在进入问题之前,首先有必要将学术腐败、学术不端和学术失范这几个概念加以区分。目前媒体和学术界谈论较多的是“学术腐败”一词,就实际情形看,人们所说的学术腐败其实包含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两个层面。学术腐败指学术运作中为实现某些学术或非学术目的而实施的损害学术纯洁性的非学术行为,如履历、成果造假、权力寻租、行贿受贿和各种变相的利益转移行为。学术不端是指那些为谋求个人或集体利益而有意识地违背学术规范的学术行为,包括学术活动中的各种欺诈和渎职行为。而学术失范则是对学术运作无规则和规则严重缺失状态的描述。学术腐败和学术不端都是就行为主体而言的,学术失范可以指学术环境,也可以指学者个人,作为一个描述性概念主要指学术运作的非秩序状态及其结果。2003年6月,夙有“中国科技界真理斗士”之称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邹承鲁研究员,在接受《 21世纪经济报道》的采访时,将目前科学界存在的不道德行为归纳为七种:“一是伪造学历、工作经历、论文等;二是抹煞别人成果,自我吹嘘。其实科学工作从头开始的情况并不为多,多数始于前人的基础,在论文中首先应回顾前人工作,不要动不动就是‘国际领先’、‘首次发现’、‘填补国内空白’;三是伪造成果,纂改数据;四是剽窃,对于这类情况,被揭露后仅有少数得到处理,一些人在被揭露后依然春风得意,甚至屡获升迁;五是‘搭车’署名,包括无论是否有贡献,实验室负责人要在该室所有论文上挂名。有的导师在几十个学生的论文上都要署名,很难想象他如何指导如此众多的研究。更有互送论文的做法,即此次我让你在我的论文上挂名,以换取下次你让我在你的论文上挂名。实际上,论文署名首先是责任,其次才是荣誉;六是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七是一稿两投。”③这些现象都反映了当前科研活动中的学术失范状态,但细加区分,则(1)(5)(6)(7)属于学术活动过程以外的欺诈、以学谋利和利益交换,可以说是学术腐败行为;(2)(3)(4)属于学术活动过程中的违反学术规范,是典型的学术不端行为。两者对科研活动造成巨大的冲击,使国内的学术研究和学术活动呈现出严重的失范状态。   

  (二)学术腐败的表现及其危害   

  众所周知,在目前的学术运作中,各个环节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学术腐败行为。鉴于此类行为多属隐蔽进行,在此当然无法列举具体的行政机构、学术单位或个人行为,而只列举学术腐败行为的类型和方式,以见一斑。

  1.在投资环节,资源控制者权力寻租,学术机构和个人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取资源。在目前国内的学术运作中,国家几乎是唯一的投资人,学术资源主要由相应的国家行政机构配给。这种资源的垄断为掌握资源的相关部门提供了权力寻租的可能。在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学术机构和个人通过请客送礼乃至“考察”“视察”“讲学”以及授予学位、聘任兼职、成果署名等各种名目的回馈方式,不正当地获取资源,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资源配给的垄断,必然造成权力寻租的机会,也催生学术行贿行为的盛行,这已成为学术活动中引人注目的现象④。如今种种和资源配给相联系的评估、评审、命名、授权活动愈演愈烈,正意味着权力寻租的活跃。大学在“申博”和“迎评”上的巨大投入,都与更大的投资回报联系在一起,这已成为学术资源转移中最具象征意义的现象,学术界的腐败之风很大程度上滋生于投资环节。投资权力的集中和投资方式的单一决定了国家投资必然成为学术单位共同追逐的目标,也留下了种种非法运作的空间。

  2.在资源分配环节,利用行政权力占有学术资源,导致学术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在目前国内的“官本位”的社会中,各种利益的分配都和行政权力联系在一起,学术也不例外。由于行政权力掌握着学术资源的分配,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各级行政领导首先成为近水楼台的受益者,在科研经费分配、成果享有、成果评估、职称评定、荣誉称号获得等所有环节占有先天的优势。这使得学人孜孜追求的不是学术创造而是升官掌权。正如上海大学邓伟志教授指出的:“我们有些学人在追求官位,想当系主任、院长、校长的教授现在越来越多,一旦在学术上取得一点成就,就希望在仕途上得到发展,似乎仕途发展成为对成就的肯定。另外,追求当官,还因为现在只要一当官就有了学术成果,他可以利用职权,承接课题,当图书的主编,在论文上署自己的姓名。他认为一当官就有人帮他做一切事情了,而他周围确实也会有一帮人主动帮他做这一切。”⑤各单位的重大科研项目,必由行政领导领衔主持,即使其学术能力和工作量绝不相称,成果也由其署名,评奖则在行政领导的主持下进行,其成果必名列前茅。这一点已为中国人民大学顾海兵、余翔两位学者的研究所证实,他们以《中国教育报》公布的“某届中国优秀社会科学研究”的获奖名单为例进行了分析⑥,发现在424个奖项中,担任副院长至校长七个等级行政职务的获奖者共有177人,占总人数的41.5%;而不担任以上七级行政职务的250人,并不排除担任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所长及其他社会、学术兼职。统计表明,在文史哲等学术传统悠久的学科中,获奖者的“官味度”较低,越是学科历史短暂的新兴科学如教育学、法学、经济学、哲学(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管理学,“官味度”越高,最高的是教育学、法学和经济学。这表明在学术规范水平低的学科,行政权力有更大的影响力。过去曾有“系(研究室)副主任先上副教授,系主任先上教授”的说法。评博导,招博士生、博士后,也都是行政领导享有优先权,在招生数量(这直接关系到指导费的收入)上有时还享有特权。在同等乃至不同等学术水平的职称或荣誉称号竞争中,行政权力占有绝对优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以致学界出现了官大学问就好的奇怪现象,国家重要的学术评审、谘议机构成员一律是大学校长或其他文化部门的行政领导,姑不论这些日常忙碌于行政事务的官员是否还能保持原有的学术水平,是否还跟得上学术的发展,仅其代表的单位利益就给资源分配增添了新的不公正因素。凡是有评委参预评审的单位经费、项目和奖项就多,否则就少而至于无,这也是为学界所熟知的现象。

  3.出版社、期刊社编辑利用职权受贿或变相受贿。由于时下大学和学术机构的学术竞争日益激烈,出版社和学术期刊掌握着出版权,也有了寻租的条件。著名出版社待价而沽,收取高额的出版补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由于评高级职称需要若干篇权威刊物论文,而权威刊物版面有限,自然更成为不正当竞争的目标。作者为谋求发表机会,请客送礼已是家常便饭,邀请编辑人员讲学则是更隐蔽的行贿方式,而编辑人员以讲学名义收取高额讲课费,无疑属于变相受贿。

  4.在成果推销的环节,以不正当手段谋求出版、宣传机会,换取个人名利。由于行政领导可以支配本单位的交际费用,就有了调动本单位的资源谋求个人名利的便利。通过联合著名学术期刊举办会议,或以“讲学”的名义招待著名学术期刊和出版社、文摘刊物编辑及握有一定学术权力(比如某重要学术评议组织的成员)的学者游玩,结成学界的关系网,为自己成果的出版、宣传、评奖铺下一条条直通道。这是学术活动中典型的以权谋私行为,不仅造成国有资产的浪费和流失,也导致学术运作中的不正之风。尤其是一些不学无术、钻营有道的学术混混,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混迹于学术界,慷国家之慨以换取个人名利,不仅严重侵犯了学术公正和学术的纯洁性,更污染了年轻学者的学术良知,他们一踏入学术界就受这种不良风气的熏染,为这些成功者的经验所引诱,不安心于做研究而钻营歪门邪道,最终使我们的学术活动背离学术正道越来越远。2006年揭发出的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杨杰、清华大学医学院院长助理刘辉、上海交通大学微电子学院院长陈进等人的履历、成果造假案,都是触目惊心的典型案例。

  (三)学术不端行为的表现和危害

  如果说学术腐败像官场腐败一样具有隳坏世道人心、腐蚀学者人格、导致精神文化堕落的传染病,那么学术不端行为就是直接损害学术品格、瓦解学术研究、导致学术泡沫化和无谓地消耗人力物力的可怕病毒。学术不端行为虽然有它自身得以滋生的机制,但离不开学术腐败土壤的孕育,从根本上说,学术不端行为的泛滥是和学术腐败的蔓延紧密相关的。

  近年来学术界在抨击学术腐败、整肃学术风气、探讨学术体制建设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然而令人惊异的是,学术腐败的趋势并未得到遏止,学术环境仍在继续恶化,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不断见于报章、媒体的院士评审中的欺诈行为,名教授、博导的剽窃事件,种种学术不端行为背后无不与学术腐败联系在一起。2003年6月13日,中国工程院新一届道德建设委员会曾公布对涉及18位院士的21封投诉信的审查结果,其中对2位院士研究成果归属权的投诉部分属实;对2位院士学术作风不民主的投诉属实;对1位院士的博士生发表的论文有剽窃行为的投诉属实。代表着中国科学技术最高水平和荣誉的院士犹且如此,学界的普遍状况不难想见。最近科学技术部颁布的《国家科技计划实施中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试行)》⑦,将学术研究中的不端行为定义为“违反科学共同体公认的科研行为准则的行为”,包括:(1)在有关人员职称、简历以及研究基础等方面提供虚假信息;(2)抄袭、剽窃他人科研成果;(3)捏造或篡改科研数据;(4)在涉及人体的研究中,违反知情同意、保护隐私等规定;(5)违反实验动物保护规范;(6)其他科研不端行为。而从整个学术界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来看,目前学界存在的学术不端行为主要表现于这样几方面。

  1.无视学术规范,剽窃、抄袭现象屡屡发生。中国传统学术自清代以来已形成自己的学术规范,大到独创性原则,小到引书、注释的格式,都有一定的规矩为学人共同遵守。民国年间的学术更吸收了现代西方学术规范,学术研究形成较严格的制度和规范。经过“文革”,传统学术规范和民国以来的现代学术规范都被抛弃,改革开放后恢复学术研究,学术界不得不面临重新寻找和建构学术规范的任务。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学术界经历了三次较集中的学术规范讨论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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