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枫: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54 次 更新时间:2009-11-18 22:0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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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枫 (进入专栏)  

  而是在维护既有的垄断权力本身。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就曾透露,自己“不再相信社会主义的胜利、马列主义的原则或者共产主义的前途”,甚至对其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我们如果以为他们真的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我们就会把他们的固执、蛮横和无理归咎于马克思本人,而这是对马克思人格的极大侮辱。实际上,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概念,正如秦晖、金雁所论证的,[iv]在马克思那里仅仅是指一种战争状态下的临时措施,因此根本不具有太多的意义。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尤其在德国,宪政民主尚未实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战争不可避免,马克思只能如此设想。后来的恩格斯就根据现实的变化提出了和平环境下的议会民主追求道路。正是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非常时期的过渡环节,所以马克思才会将其极端化。但是,如果说无产阶级专政成为了一种社会主义国家的常态形式,而且是在正常的、和平的情况下的国家形式,那就太荒谬了,这是栽赃马克思。据秦晖、金雁考证,专政不等于专制,专政是一种非常状态,而专制才是常态。马克思恩格斯使用专政这一概念是有其严格限定的,他们虽然批评自由主义,但是却决不可能赞同专制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会赞同(如在巴黎公社问题上)以暴力来镇压战争中敌对的势力或任何暴力反抗的敌人,但是,他们绝不会赞同以同样的手段来对待持不同观点的各种反对派,更不会同意从思想上压制异己、剪除批评者。把镇压手段从一种国家形式转为一种党的建制形式,更是背离了马克思的观点。在马克思刚开始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就已经指出,公开的派别比暗流涌动的争斗更符合现代政党政治,党内多元的声音完全是一种正常的表达。这由此确立了此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多元化传统,承认党内有派、自由讨论,不以组织措施解决政见认同问题。[v]宽容、自由讨论和对话等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原则实际上已经是现代文明的一种形式,它衡量我们文明的水准,马克思再怎么批判自由主义,也不可能失掉这份水准。

    

  四、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能成立

    

  但是,尽管马克思主义不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它却是自由主义最有力的批判者之一。这种批判完全是理论的,但其对自由主义的挑战比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更加有力。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不在于主张专制主义、压制自由(这对于马克思是不可想象的),而在于揭示自由主义之自由、公平、人权等价值的虚假性,也即阶级性。按理,如果一种价值是虚假的,那么我们所应当做的就是使它成为真实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自由主义所追求的价值仅仅是资产阶级享有的价值,那么我们就应当通过各种努力使这些价值为所有人享有;如果国家只是为资产阶级或任何垄断特权集团服务,那么我们就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使国家成为民主、公正的国家。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揭示这些价值虚假性的结果却是这些价值走向消亡。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想法,它的推论完全来自于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不可能被经验证实(或证伪)的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按照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种社会决定论(以致经济决定论)将自由、公平和人权等道德价值视为派生于社会经济结构,由资产阶级的利益所决定,它们必然是资产阶级利益的表达形式,并最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崩溃及其资产阶级的消灭而退出历史舞台。在马克思看来,支配人类生活的仅仅是生产方式,而政治及其正义等道德规范完全是派生的,它们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必将随阶级社会的过去而失去其意义。对于马克思,任何政治的改进计划——无论民主的、宪政的还是共和的——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所认定的历史目标是政治的消亡而不是政治的完善。

  这里的每一步推论都是有问题的,它根本不能解释后来的历史及其我们今天的现实。但是,它们仍然被作为不可讨论、不可批评的教条,哪怕其结论与现实有多么大的反差。之所以仍然维护这些结论,显然是为了拒绝自由主义。拒绝的理由完全来自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它既虚无化了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又使专制主义大行其道。按照唯物史观,国家的、政治生活的独立性完全被否定,因而体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法的、道德的独立功能也被否定,于是问题就在于:如果国家及其法律不具有独立的理性意志,不遵循体现自由意志的道德或自然法的规范,那么它们就可以成为任何目的的工具。否定法(道德)的自由意志的结果是极大发扬了人的随意性,而不是什么唯物主义决定论。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对于其尊奉者不仅没有起到约束他们行为的作用,反而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因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道德虚无主义,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无论什么: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维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促进生产力发展、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等等),什么都可以做。在此,根本没有被理性命令绝对不能做的事情。

    

  五、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可以包容社会主义

  

  马克思批判自由主义的初衷是要把问题引向自由主义价值掩盖下的(常常被忽视的)阶级不平等现象,这是一个合理的问题,但是,其结论却是对整个自由主义价值的否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它酿造了后来的巨大悲剧。马克思以后的历史经验表明(正如伯林所指出的),自由与平等,因而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是人类生活不可还原的两个方面;如果以为平等才是唯一重要的(通过社会革命消灭阶级),因而完全忽视了自由、人权的保障(并且完全不信任国家能够公正地——超阶级地——发挥这方面的功能),那么平等的获得与其说是进入了天堂,不如说是来到了地狱。马克思并不是专制主义的鼓吹者,其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其结论却大大支持了专制极权主义,这不能不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悲剧。而马克思深信,真正的自由不是法权关系下(通过国家法律保障)的自由,而是生产关系下(通过消灭异化、消灭私有制)的自由,这种乌托邦主义的幻想更加强了悲剧的深度,因为它以幻想中的自由来加强对自由主义之真实自由的决绝。

  尽管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拒绝是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假定之上的,但是,其批判本身并非没有某种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可以包容的意义。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喜欢与马克思主义较劲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具有优越性的问题,并且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罪过归结到它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点上,于是,捍卫资本主义就成为捍卫自由主义的前提。这当然有其道理,因为自由主义的成长过程依赖于资本主义的发达程度。但是,自由主义的成长史并不必然包含自由主义的本质,自由主义的过去并不必然规定它的未来逻辑,正如唐纳利在《普遍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表达的:“认为自由主义开始于17和18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无疑是正确的和有益的。……但是自由主义不仅仅是资产阶级革命或它的陈旧的遗留物。在解释一种理论传统时,我们必须避免发生学术上的谬误:它的起源未必就决定他的最终发展,无论这种起源在多大程度上规定、限制或限定了这种发展。平等、自主和自然权利的基本原则可以,而且实际上也确实被比较激进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活动家和政治家用来准确地抨击这种新的阶级统治和不平等。”[vi]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固执的、狭隘的派别,而是所有派别的公共平台,其包容性使它能够在坚持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原则的前提下去容纳社会主义的合理价值。这不仅不违背自由主义的原则,而且是自由主义原则的必然延伸。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质疑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其开出的药方是错误的。自由与平等的冲突(不可两全)是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社会主义者批评和质疑自由主义的背景,平等自由的维护完全有可能同时是在维护人的不平等关系,这是自由主义的遗憾,如何弥补此种必会产生的遗憾,是自由主义应该考虑的问题。保守自由主义者拒绝考虑此问题,只会缩小自由主义的支持面。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现代自由主义对古典保守自由主义含义的拓宽,自由主义难以保证不会在众多敌对面中被击败。

  当今中国的新左派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思路,将自由主义者对自由的捍卫视为实际上是在为资产阶级、进而为特权阶级利益辩护,他们不承认存在有真实的自由主义价值,认为这一切都是虚假的。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思路没有意识到,当他们(正如当年的马克思一样,新左派在中国处于边缘的地位)在从事这种批判时,他们自己恰恰最需要的是不可剥夺的思想和言论自由,这是实实在在的自由主义的东西。只要承认各种观点的冲突和争论是必然的,并且是不可克服的,自由主义就有了真实性的前提。如果不存在观点的冲突,人们就无需设定权利以保护某一观点持有者不被另一观点持有者侵犯。马克思的问题在于,他未能把自身置入权利、正义的环境中,而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来分析和批判权利和正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出现和存在本身就使权利和正义这一套东西有了真实性,这不仅是指,它的实践和追求、尤其是它对自由主义的拒绝恰恰导致了对人们权利的肆意践踏,而且是指,它过去的、现在的尤其今后的发扬光大皆有赖于它所拥有的平等的自由权利,否则,首先当年其鼻祖马克思就可能被剥夺了阐发它的权利。

  在新左派看来,这个世界不是资产阶级的天下就是无产阶级的天下,不是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根本没有中立的、超越阶级的自由主义。这种观念使新左派回避自由主义与专制主义的真实斗争,在他们的理论体系中没有这个问题,而只有阶级之间的斗争,而且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你战胜我,就是我战胜你。如此简单的看待这个世界的冲突,使他们与马克思一样总是希望通过决定性的社会改造方案一劳永逸地消除冲突,而不是像伯林所提醒的那样直面冲突。他们看不到(或不愿看到),自由与平等、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是不可能有终结的一天,这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处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正视这一冲突,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而唯有自由主义的宽容原则和平等自由权利原则才有可能公正、中立地接纳这一冲突。

    

  六、自由主义是绕不过去的

    

  实际上,我们这个世界的冲突并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利益的冲突,而且是思想上的冲突,这种思想上的冲突是不可还原的。罗尔斯就此写道:一个社会“最错综复杂的斗争显然是由那些具有最高意义的缘故所引发的,也即是因宗教、哲学世界观和不同的道德善观念而发生的斗争。”[vii]把这种观念的冲突归结、还原为物质利益的冲突,因而企图通过社会改造(如消灭阶级、铲除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来结束这种冲突,最终发现只会压制冲突而不会消除冲突。人类社会的真正复杂性在于其不可克服的价值多元主义,每一种宗教、哲学世界观和道德善观念都有其顽强存在的生命力,任何社会的、文化的改造方案都不可能消弥这种必然存在的多元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惟有致力于政治上的解决方案才有可能处理人类社会的这种复杂的多元主义困境。诸如正义、人权、民主、宪政等这类政治问题是不可还原的,它们独立于任何社会的、文化的解决方案。只要承认我们这个世界的多元主义事实,承认我们面对的观念冲突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就逃避不了去做政治上的努力。企图绕过政治改革,推迟政治改革,以为可以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回避政治问题,到头来只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深陷于各种冲突之中而不可自拔。

  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是超越不了的,这仅仅是因为我们都在其中,我们不可能只是旁观者。有一首诗表达了这种境况:“起初他们向共产主义者而来,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随后他们向犹太人而来,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随后他们向工会成员而来,我没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随后他们向天主教徒而来,我没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随后他们向我而来,那时已没人为我说话。”[viii]既然自由主义的唯一敌人是专制主义,那么也仅仅是专制主义成就了自由主义的不可超越性,因为我们都在其中,我们的命运是相联的,我们都是自由主义者。除非我们以某种理由来平息自己的自由愿望,但那只是愿望的平息,而非愿望的没有。没有人不向往自由,除非你的天性被麻木。最低限度的自由主义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问题,而仅仅与做人的尊严有关,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阶级、民族、种族、性别之中。在专制主义之下,我们所有人(不分阶级、民族、种族和性别)的生活都是从一个屈辱的起点开始的,我们或者回避这一起点,或者找一个理由来为无视这一起点辩护;我们装作若无其事,但我们谁都知道我们的生活是没有尊严可言的,只不过我们习惯于如此而已。但是,一旦我们要求表达自己思想的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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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领导者》杂志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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