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平:新时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调整及影响——再造“新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40 次 更新时间:2009-11-09 21: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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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  

  

  我们熟知的八十年代文学叙述里,从“伤痕”到“先锋”这一脉络基本上成为文学史的“共识”。对于各种各样的历史变动与文学潮流而言,“如果说有什么根本变化的话,那就是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艰难转化的趋势”(陈晓明:中国当代文学史讲义,授课讲稿)。在这样的文学史图景里,“50—70年代文学”居于主体地位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随着“文革”的终结,似乎在“新时期”放弃了对文学的参予与规划。然而,八十年代文学的发展,是否仅仅是走向“现代”的伟大进军?既有的“一体化”的冲动是否依然存在?

  基于这一问题,本文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自我调整的脉络入手,解析“新时期”一次近乎被“遗忘”的文学史“事件”——“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出、讨论及其典范文本。“新人”或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焦虑之一,在“五四”、延安时期、50—70年代有不同的内涵与变化。本文不拟做宏观的梳理,而是聚焦于“新时期”肇始,思考自79年初高层领导提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以来,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文学传统,在“新时期”有着怎样的愿景与规划?其仅仅是“50—70年代文学”的转世重生,还是基于语境的变化做出了新的调整?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其最终的瓦解?这一传统的崩溃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带来了怎样的冲击?这一系列问题,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与追问。

  基于此,笔者尝试在“文学史”的视野里考察“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概念,揭示这一文学史事件产生、讨论、与“伤痕文学”的“对话”及其尴尬的理论困境;通过细读被确立为“典范”的几篇代表性作品,分析“社会主义新人”自身的理论困境如何投影于典范文本,二者之间历史性的罅隙,又释放出怎样颠覆性的“异质”;此外,从“典范文本”的瓦解出发,延伸历史的视野,解析“社会主义新人”这一套“成规”的崩溃对当代文学发展的影响。某种程度上,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消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过程。直到今天,这一剧烈的文学运动依然没有终结,诸多的文本、理论论争与文学现象或许只有置于这一历史进程中,才可能得到清晰的认识。故而,考察“社会主义新人”的繁盛与衰落、以及最终鬼气森然的嬗变,再思八十年代文学主张之洞见与盲见,或许不无裨益。

  

  一、“社会主义新人”的规划与调整

  

  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提出,始于邓小平1979年在文艺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讲话指出了新时期的“中心任务”,确立了判断大是大非的“标准”:“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决定祖国命运的千秋大业。”“对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利还是有害,应当成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落实在文艺上,则是要求塑造出反映、实践“现代化”这一时代精神的“典型形象”——“社会主义新人”。“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力。” 1

  “伤痕文学”构成了“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规划的潜在背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意味着主流文学对伤痕文学“去伤痕化”,重新规划文学发展的“主要方向”。饶有意味的是,“伤痕文学”尽管被纳入“评奖机制”里,得到主流文学有保留的称赞,但是二者之间的关系始终保持着微妙的紧张。尽管“伤痕文学”作家们颇为“自觉”地认识到,书写伤痕是为了“从而更好地洗刷自己心灵上和思想上的伤痕,去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而奋斗”2; 主流文学也需要“伤痕文学”这样的文学形态配合政治上对“文革”、“四人帮”的揭露与控诉,在主流限定的指向与边界内解释“文革”,歌颂“新时期”的“伟大胜利”。(胡耀邦在讲话中曾指出,“三年来的文艺,总的来说起了很好的作用,其中特别是写了大量揭露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包括批判他们搞特权,搞冤、假、错案的作品。我觉得这些作品的绝大部分是很好的,是文艺界对我国人民的贡献,起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这个时期写暴露林彪、“四人帮”的东西多一点,反映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参见胡耀邦:《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本文引自沈太慧、陈全荣、杨志杰编:《1979——1983文艺论争集》。郑州:黄河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但是,“伤痕文学”一定程度上始终是“暴露文学”,无论如何谨慎铺陈,残暴的历史、野蛮的政治、被伤害的人性以及“文革”的阴暗记忆,始终难以回避。作为一笔历史的债务,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主流不得不借助其来总结“历史”、展示“伤痕”。然而,伴随着政治的转轨,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继续展示“伤痕”已然不合时宜。如当时评论家带着警告的口吻指出的,“依然停留在往日那种对‘伤痕’的悲歌,对‘问题’的暴露上,就难免会使创作的路子越走越窄,甚至要走入文学的歧途。” 3

  基于此,主流文学规划了新的文学方案——结束“伤痕文学”,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回到熟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作为文艺界的重要领导,周扬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发奖大会上的讲话贯彻了高层的意志,明确地指出了新的方向:“我们不赞成尽写所谓‘伤痕’。”“我们的文艺创作要致力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4 在相关的讨论会上,评论家、作家纷纷表态拥护。作家李斌奎的看法颇为代表:“粉碎‘四人帮’后,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包括写伤痕的作品,很受欢迎。但不能停留在那里,不能老些这些东西。”5 毕竟,如同钱中文当时的发言,“生活本身发展了,特别是建设四化形势的进展,人们希望看到作品写新的东西,所以,文学写新人问题,现在就感到迫切了。” (见 1981年第 6期《作品与争鸣》。)陈传才在讨论的文章中挑明了两者的关系,社会主义新人应该“不是抚摸‘伤痕’摇头叹息,而是迅速治愈身上创伤,主动挑起新时期的重任。” 6

  某种程度上,“社会主义新人”代表着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在八十年代 “再次出发”——在“伤痕文学”之后“去伤痕化”,通过塑造新的“典型形象”,来“正确地认识和反映新时代”。恰如贺敬之所点明的,“我认为,正确地认识和反映新时代,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正是新时期文艺创作所面临的中心课题。” 7某种程度上,这是“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政策与观念的一种“变异中的延伸”。在这样的文学规划中,“改革文学”受到了热烈的赞扬,《乔厂长上任记》等一批作品被指认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典范文本”。如果这样的文学图景得以实现的话,之后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将难以出现,整个八十年代文学或被命名为“改革文学”,再次“一体化”。

  然而,在“新时期”的语境中,传统的文学成规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质疑。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高层领导人的讲话以及文艺界领导的倡导,并没有得到以往的“热烈响应”。1980年,仅仅是东北的几个文学刊物以及吉林省文联,对此展开了讨论。1981年开始,塑造“新人”的问题真正被文艺界普遍重视,《作品与争鸣》、《文艺报》等组织了相关的文章,召开了专门的研讨会——不过很快又沉寂下去,始终没有成为文学界关注的中心。(参见陈晋:《近几年来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的讨论概述》,原载《文学研究动态》,1983年第2期。本文引自余世谦、李玉珍、陈家灼、胡荣祉、林琴书编:《新时期文艺学论争资料(一九七六——一九八五)》。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新人”相对地遭遇冷遇,某种程度上,是遭遇了“五六十年代”所罕见的“异质”的文学潮流的竞争。这个时期,“求新求变”成为学界大的趋向,与老调重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相比,“朦胧诗”、“现代派”讨论等等“现代”的文学主张,占据着舞台的中心,惹起一场又一场论争的风暴。

  秉持“社会主义新人”的理论阵营,无疑感受到了“现代”的文学潮流的压力。(贺敬之就此发出了直接的警告:“比如我们有的同志如果一味地引导作家去进行什么‘自我表现’,把这作为所谓‘新的崛起’,面对专门追求离奇情节、庸俗低级情调、散步消极绝望情绪甚至思想倾向上有错误的作品而不闻不问,或者加以鼓励,却不去引导作家深入人民的生活,挖掘人民心灵上的美,努力探索和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那就不能认为这是尽到了理论家、批评家的社会责任。”参见《总结经验 塑造新人——在<作品与争鸣>编辑部召开的“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讨论会上的讲话》,《作品与争鸣》,1981年第6期)但更致命的,是“社会主义新人”这一概念自身的理论困境。“新时期”确立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方式,是在自身与文革之间拉下“铁幕”。可以想象,伴随着历史的剧烈转向,传统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一套“成规”必须不断地“调整”, 与“文革”所树立的文学规范划清界限,适应新的“语境”的需要。并不意外,在当时各个刊物组织的相关讨论会上,对如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而言,发言人似乎对如何“避免误区”更为敏感。当时的评论家概括得颇为坦率,“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上,我们有不少经验教训值得记取。” 8各个重要刊物组织的座谈会,在“社会主义新人”的本质、艺术手法等问题上莫衷一是,但是在“社会主义新人”应该避免再次陷入“高、大、全”、“假、大、空”的创作模式,从“生活”而不是从“琐碎的‘新人’概念”出发等方面达成高度的一致。如《文艺报》组织的座谈会总结的,“不能把新人写成不食人间烟火的神。我们必须进一步肃清所谓‘根本任务论’‘三突出’之类的影响。”9 《作品与争鸣》组织的讨论会更是“在这个看来简单而实际上却很重要的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社会主义新人存在于普通人民群众之中,是平凡的人而不是神话的人,不能脱离生活实际或浮在生活表面上去任意编造。” 10因此,在新时期接续“社会主义新人”的传统,首先必然要求“摒弃‘三突出’的那一套,写出人物的血肉与个性。” 11

  然而,无论如何调整,都难以避免“旧瓶装新酒”的尴尬与紧张。如当时的批评家既要指出,“既要强调表现理想,又要防止违背生活逻辑的‘理想化’”;12同时又要反复强调,“我们强调对人物描写的历史真实性,强调作家要忠于生活,同时也必须强调表现革命理想的重要意义。” 11这一过于灵活的“辩证法”,其实反映了“调整”的两难处境——“社会主义新人”所代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始终联系着一系列阴暗的历史记忆,过于沉重的历史债务,已然堵塞了它改进的空间。(相关的展开论述,参见拙文《“文本”与“人”的歧途——“新批评”与八十年代“文学本体论”》对“反映论”、“本体论”、“主体论”等宰制八十年代“关键词”的梳理。《当代文坛》,2007年第5期。)

  

  二、罅隙密布的“典范文本”

  

  上文尝试指出,尽管左支右绌地不断调整,但“社会主义新人”终究无法克服自身的理论困境。同样,其所确立的典范文本,分享了这一根本性的困境。某种程度上,这一批作品反而藉此摆脱了传声筒的命运,保持着微妙的复杂。这一部分,笔者试图通过对几部代表性的作品的细读,展示文本内在的罅隙密布的分裂;更为重要的,《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典范文本”,在塑造具有 “革命理想”与“高尚情操”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表层下,潜在着一个颇为惊人的欲望叙事的文本,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了1985之后的转向。

  “社会主义新人”这一套文学成规所确立的典范文本,基本上以1979年开始的、由中国作家协会委托《人民文学》编辑部主办的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为主。无需赘叙,作品得以获奖的前提之一,就是必须与主流的文学规划高度契合,有的时候甚至是主流诱导、催生的产物。(以《乔厂长上任记》为例,蒋子龙曾回忆到,“《乔厂长上任记》是‘逼’出来的。是被生活‘逼’出来的,是被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对四化的责任感‘逼’出来的;当然也有一点是被编辑约稿的诚心‘逼’出来的。……《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还当面向我约稿,而且要求写反映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题材。”参见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十月》,1979年第4期)对于 “社会主义新人”这一主流文学规划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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