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关键是纸面上的东西要落到实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95 次 更新时间:2009-11-09 19:29:50

丁学良 (进入专栏)  

  

  中国有些纸面上的东西很不错,关键在于有没有起作用。现在的权力还是紧紧握在官僚集团的手里,只是分放在不同部分而已,所以在一些时候、一些地区,对权力限制的制度设计是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的。问题很多,解决的办法也很多,关键是愿不愿意去做。

  毛泽东曾说过,在中国的背景下,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他强调,知识分子是毛,就看附在哪张皮上。不管你是否赞同,这个比喻都是很生动的。那么谁是\"皮\"呢?以前靠的是所谓资产阶级的皮,1949年以后的30年看起来靠的是\"人民\"这张皮--可如果真的是靠人民这张皮的话,中国知识分子就好过得多了,\"为民代言、以人为本\"不就一直是知识分子要求做的事情吗?事实上,在1949年以后的政治运动中,是要使知识分子百分之百地靠在党政即权力这张皮上,这个目标没有变过。

  1978年以后,随着中国的经济改革,资本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知识分子作为\"毛\",要靠在哪张\"皮\"上?现在有两张皮,一张是权力,一张是财权、金钱。近30年,\"财权、金钱\"有着相对的增长,但还没到与\"权力\"并驾齐驱的地步,所以在今天的中国社会里,某些知识分子还是尽可能地靠\"权力\",靠不到\"权力\"就去靠\"财权\"。不过,也有知识分子既不\"脚踏两只船\"(同时依靠两个权),也不完全贴在某张皮上,而是保持相对独立,对社会重大问题,比如在教育领域、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公共政策、人权等问题上,维持相对独立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不是指一定要跟政府或产业界作对,而是指不能别人要你讲什么你就讲什么。如果\"权力\"或\"财权\"做的事情是对的,可以支持,可以出谋划策、提供咨询,但如果它们做的事情不对,就不放弃自己的价值判断。在法治社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大致可分成两拨,一是知识分子,包括从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学者,也包括传播观念和价值体系的人;二是专业人员,比如会计师、律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如果他们对社会问题关切和互动的范围超过其专业本身,正如一个医生,他对残疾人或艾滋病人等群体很关注并做了很多工作,那么他也可以称为知识分子。

  上面所说的是\"权\"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另外还有\"权\"与\"钱\"的关系问题。\"权贵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有没有的问题,它早就存在,问题在于到了哪一步。现在比较严重了,这是很多人的观察。中国在历史上就是以官僚体制为基本权力架构的社会,经济活动无论在怎样的政治环境或体制下展开,官僚们始终拥有最终的干涉权和裁决权。改革开放以前,官僚的权力太大了,所有的社会资源都控制在政府官僚的手里;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中,政府逐步释放了一些经济资源,但都是较边缘化、较小块的,最核心的部分依然掌握在政府手中,比如金融、电信、能源、航空、铁路等。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领域是官僚的手不会伸过来或伸不过来的,因此,官僚干涉经济市场始终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这有两种情况:一是官僚代表政府进行干涉,但未造成严重的后果;二是官僚以政府、权力的名义进行干涉,但实际上是为了个人或亲属的利益,这就由官僚资本主义变成裙带资本主义了。

  要遏制\"权贵资本主义\",唯一的办法就是限制官僚的权力。裙带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中\"坏\"的东西的变体,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只能控制不要让它发展得太过分,否则会严重损害公共利益。

  近几年\"仇官\"的问题较严重,主要是因为官僚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限制。一些官僚做的事在老百姓眼里都是\"自肥\"、自我服务的,所以民间的怨恨情绪在增强,这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潜在的社会不稳定的根源。官僚掌握的权力太多,大部分时候能把来自民间的反弹压下去,但长年累月会压制到什么地步?很难清楚地预言。如果找不到疏通民间不满的渠道,不能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的话,积压到某个关键点上,所有的不满爆发,可能会出现失控的局面。政府高层出来讲一些很厉害的话,对过分的官员下手,也是考虑到这个可能性。不能让局面失控,因为老百姓对官僚的腐败、特权,对官民冲突都表示很大的关切。

  要真正改革,没有足够的压力,官僚阶层是不会接受的,因为一旦改革,官僚会丧失很多优势,尤其是隐藏着而不是写在纸面上的好处。那么,要考虑的是,来自哪里的压力对他们管用?现在看来,在中国这种大的体制背景下,对于自上而下的压力,官僚阶层还稍微在乎一点,因为官员是任命制的。但在乎并不等于具有稳定的受控制状况,只是上面真的要\"动手\"了,官僚才会在乎,过一段时间,又会回到常规状况,上面也不能总把橡皮筋拉得那么紧,太紧了会断掉的。回到常规状况后,官僚阶层可能不仅故态复萌,还会变本加厉。归根结底,还是对官僚权力的限制问题。怎么限制呢?在世界各国,对权力进行限制的有效的制度设计很多,有些人家已经用了200年,不断地改进完善,把人家200年的东西部分地拿到中国来,认认真真地做,几年以后就能成为中国本土的制度条件。比如法庭独立,法庭审讯贪官一定要独立,不受行政部门干涉,香港、新加坡等都是这样做的。另外,中国有些纸面上的东西也很不错,关键在于有没有起作用。现在的权力还是紧紧握在官僚集团的手里,只是分放在不同部分而已,所以在一些时候、一些地区,对权力限制的制度设计是形同虚设、漏洞百出的。问题很多,解决的办法也很多,关键是愿不愿意去做。

  

  (本文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部终身教授、博导丁学良口述,本刊记者曾东萍整理,未经作者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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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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