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前首相贝理雅(TonyBlair)十月九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国的新文化革命」(China\'s New Cultural Revolution)一文，原文还有副题：世界最大国家要走的路还漫长，但无疑将变得更好。八月二十日左右，贝理雅以气候组织发起人的身分访问贵州省贵阳市，对中国有了一番新体会，恰逢六十周年国庆，于是写了这篇文章。全文如下：

昨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庆祝成立六十周年刚一星期，便展开其首个世界媒体峰会，这显示中国走了多远———以及它要走多远。

首先，要明白问题所在。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但这只是一项统计。想想我们如何看美国─例如，加州如何有别于俄亥俄州，然后乘以四倍。试想想把中国的五十六个民族融为一个凝聚的国家，然后想一想，如果它四分五裂，会带来何种灾难，不仅对中国人，也对我们。

务农人口多中国需转型

我们也要明白中国发展面对的挑战是如何巨大惊人。美国有百分之四人口务农，但中国几乎百分之六十的人口务农维生，超过一亿五千万人每天靠一美元生活。他们需要由农业转型到工业，他们极需要这样做。中国东岸，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一带，部分地区可能像第一世界，但在由内陆至西部的农村地区，只处于发展初步阶段，她势将以世界前所未睹的速度改变。

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关注到，这种改变必须确保在最少的混乱及最稳定的状态下发生？当然他们关注到，他们也应该如此。动乱是他们和我们的敌人。

今日，我们热烈分析中国是否能够协助重新平衡世界的经济；她能否在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上全力参与；她对伊朗可能有甚么立场。想像我们正分析中国稳定和凝聚遇到威胁所带来的后果。然后庆兴幸我们不必如此。

这不代表我们应该停止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强硬的问题。这只代表我们应该欣赏他们如何发自内心，看待他们的国家。我们可能批评政治改革的速度，提出对人权及法治的关注。但我们至少应该明白，他们在政治及经济上的努力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的幅度超乎大部分西方国家领袖的理解，而其复杂程度也必须承认。

政治经济努力独一无二

一九四九年之前，中国是一个极度分裂和不平等的社会。爆发内战、多番受外国列强入侵，都有其原因。一九四九年剧变有其原因。在头三十年，革命完成，人民共和国成立，但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

我们难以深刻理解文革带来的痛苦，当年中国关上大门，从事奇异、残酷的实验，即使时至今日，文革亲历者包括许多现任领导人仍留有伤疤。跟那些曾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谈话，会知道活在那个时代，是非颠倒、生死在官僚一念之间、独立思想遭扼杀，这时你会了解到自此之后的变化如何巨大。

中国对外开放，经历多番起跌，但在过去二十五年，活在世界银行贫穷线下的人数却减少逾八成，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逾一倍，中国企业家也属全球最具革新精神的一群。

中国现时是全球最大汽车销售市场，但同时也大量投资开发绿色车辆。她是全球第二大风力发电市场、第三大太阳能市场。未来十年，她通过可再生资源获取的能源将增加近一倍，城市绝大部分照明设备将转用发光二极管(LED)，其废气排放量也以二○三○年见顶作为目标。

中国大学与西方顶尖学府缔结合作关系。而中国培养的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超过整个欧洲的总和。

政府内部新一代干部涌现。今天与中国领导人(无论是省级还是中央)对话，与我二十年前首度访华记得的矫扭做作、徒具形式的交流，完全是两样子。

再发掘历史为未来定位

然而，现代中国最有意思的其中一面，是如何重新包装中国的故事，包括它的历史和未来。聆听今天中国人的声音，不仅是政府官员的声音，你会发觉，即使在庆祝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中国正重新发掘她的历史，并从而重新定位其未来的方向。

自然，中国过去的六十年历史和成就受到颂扬，但除了过去六十年的转变，愈来愈多人对中国的古文明感到兴趣和产生敬意。

孔子、唐代奇迹、书法、美妙的中国传统绘画和文学，这些事物都注入当代中国人的演讲、评论和谈话中。中国的电影、艺术、时装和流行音乐正在蓬勃发展。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正进行一场新的文化大革命，而且比旧的文化大革命健康得多。

这给了我们中国以外的人一个机会，中国的改变将深刻地影响我们如何改变。我们有义务视中国为伙伴，一起决定未来世界运作的方式。如果我们平等看待中国，中国可以是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盟友。这是值得我们努力的机会。

数星期前，我在贵州省贵阳市郊外的一条小村里，观看当地的太阳能照明试验计画。我深思我见到的事物。我参观了市中心，看到了ChristianDior等时装店和多姿多采的夜生活，但也看到了急须翻新的廉价房屋。我还目睹了庆祝当地土着遗产的精妙音乐和舞蹈。我与信奉回教的省负责人见面。在村里，我见到较新的房屋，但也见到很多房屋质素与非洲某些房屋一样差劣。

我在村里逛，当地人最初对我有点畏缩，之后我展现善意，他们也友善回应。数分钟后，我们已一起拍照、畅谈。是的，这不像我从前在英国东北塞奇菲尔德的选区，但也不像北韩。中国百姓和政府的关系正在改变，往好的方向改变。

所以，当我们回顾中国过去六十年，一定要想想他们还有多少路要走，但也要想想他们已走了多少路，然后想想我们可以怎样帮助。(编按：小题为本报所加。星岛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