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员批评了高校的行政化、官僚化、衙门化现象。笔者赞成代表、委员们的观点，目前我国高校确实存在行政化问题。根据笔者观察，高校行政化起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等级、编制、机构设置上的行政化。我国的高校有正部级、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不同级别的校长、党委书记配什么轿车、住多少平米的房子、乘飞机坐机等舱、出差住几星级宾馆等等都有差别，这也是各学校热衷于升格（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升重点）的重要动力之一。高校内的学院、系、教研室分别享受厅（或处）、处（或科）、科级待遇。高校的党政机关，除了几个自己独有的部门（教务处、学生处等）外，基本上是按照地方政府的模式设置的，什么党办、校办、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委、监察处、审计处、基建处、保卫处、武装部、计生办、工会、团委、妇委会等等，应有尽有。由于机构多，高校行政（后勤）人员占了过高的比例，有的学校甚至超过教师人数。

二是干部配备任免上的行政化。高校的校级领导由上级党委（党组）调配任免，省属高校由省委组织部（或省委高教工委、科教工委）掌控，部属高校由教育部（或其他主管部门）掌控。甚至有的地方连高校的中层干部的任免都得经省里审批。由于将高校当作行政部门，所以有的地方为了解决个别领导干部的级别待遇问题，就把市委副书记、市政府秘书长、县委书记等不懂高等教育的人任命为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院）长。一位曾任市长、厅长的大学党委书记很坦率地说：“我办学就靠这些中层干部。”言外之意，教授们可有可无、无足轻重。有的高校还设置了本属于政府机关的巡视员、调研员之类的闲职。由于高校也贯彻干部年轻化政策，一些作为学术带头人的老教授无官衔的不能提拔、有官衔的得给年轻人让位。

三是管理运行上的行政化。政府教育管理部门不仅管高校的人、财、物，而且还管高校的具体业务工作，什么重点学科评审、博士点硕士点设置、教学评估、等等等等，都由政府教育部门说了算。总之，事无巨细，政府部门都向高校发号施令；事无巨细，高校都向政府部门请示汇报。政府教育部门对高校如此，高校内部管理亦然。校内权力架构可否概括为：“党委有权，校长管钱，教代会很少开会，学术委都是官员。”校学术委员会由校领导和院（系）领导组成，院（系）学术委员会由院（系）领导和教研室主任组成。没有官衔的教师，学术水平再高、学术成果再多、社会影响再大也没有话语权和“参政议政权”。正是因为权力的极端重要性，自古淡泊名利的教师们如今才会争相入仕，才会出现重点大学里包括博导在内的七八位教授竞聘一个处长职位的火爆场面。由于高校体制的官本位，必然导致权力至上，权力垄断学术，形成“谁的官大谁水平高，谁官大谁真理多，谁官大服从谁”的局面。上下级之间必然是我说你干、我令你行，下级没有一点儿平等协商、交流的权利。行政化还使高校干部陷入文山会海。

四是高校的衙门风气。其一，家长制、一言堂。党务方面，书记说了算；行政方面，校长说了算。一把手一言九鼎，威风凛凛。昔日的教书匠，一旦当上书记、校长，知识分子的温文尔雅、谦卑谨慎、民主作风不见了，凭添了官老爷的霸气、匪气、癖气。讲排场、摆阔气，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消费，等等等等，官场上有的高校都有。其二，按权分配。高校津贴奖金由高到低按行政级别分配，校领导拿最高档次，教师按职称套相应的行政级别。无官衔的教师必须完成相应的教学、科研工作量才能拿到津贴奖金，而党政官员则没有工作量要求。难怪不光中国教师争相入仕，就连外籍教师也向书记要官，原来当了官就可以旱涝保收。其三，近亲繁殖。高校在提拔干部、进人上，往往是师生关系、同学关系、亲子关系占上风。你提拔我，我维护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其四，单纯追求经济效益。有些高校领导就像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一样，把创收放在首位，不顾社会影响，不顾教育质量，大搞教育产业化，将圣洁的学术殿堂变成了赤裸裸的商场。其五，有些高校领导为了政绩，盲目扩张，搞大而全，大兴土木，债台高筑；有的为了获取上级好评，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大作表面文章。

高校是什么？高校不该是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更不该变成衙门。高校是教育机构、高等学府，高校应该是培养高级人才的熔炉，学术自由、学术研究与交流的殿堂，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与创新的基地，观念更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的先锋。可是，我们一些高校与这一宗旨背道而驰。有些官员高喊，要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然而，创办世界一流大学不是靠正部级、副部级官僚，而是靠世界一流的教授、专家、学者。克林顿卸任总统后，去竞聘哈佛大学校长没聘上，这在咱们中国人绝对无法理解。一位华裔美国名牌大学校长对中国同行说：“除了为师生服务，我这个校长没有任何特权，财务上的大事董事会说了算，业务上的大事教授（学术）委员会说了算。”显而易见，我国的官本位高教体制和制度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否则，别说是追赶先进高校，恐怕是差距越拉越大。

(载《中国改革报》2007年10月22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