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中:储安平的自由观及其限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24 次 更新时间:2009-10-27 19:1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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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储安平是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充满血性的政论闻名于当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他是一个极其活跃的政论家。但进入五十年代后期,他就从读者的视野中消失了。把他从尘封的历史中打捞出来的人,首推谢泳。谢泳对于储安平与《观察》杂志的研究,别具一格,令人回味。透过谢泳的长篇传记《储安平评传》〔1〕,及其他相关材料,我们可以简要地勾画出储安平的人生轨迹。

  他是江苏宜兴人,1909年生。1928年进入上海的光华大学。读的什么专业,说法不一。戴晴说是新闻专业〔2〕,陈子善说是政治专业〔3〕,赵家璧说是英文专业〔4〕。在这个阶段,储安平主要是一个文学青年:在光华大学读书期间,写了一些小说;从光华大学毕业之后,又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一些散文。1935年,他到英国伦敦大学留学,受到了费边社及其代表人物拉斯基的影响。1938年归国,在战时的陪都重庆先后任《中央日报》编辑、中央政治大学研究员。1940年8月后,辗转于湖南、广西,先任教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主要讲授英国史与世界政治概论,并写成《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等著作。稍后,又任职于桂林的《力报》、辰溪的《中国晨报》。

  日军占领桂林后,储安平返回重庆,与张稚琴一起创办了《客观》周刊。创刊的时间大约是1944年冬天,一共出了十七期就停刊了。在这份杂志上,作为主编的储安平发表了很多政论文章:有评价国民党的,有分析共产党的,有讨论美国态度的,有批评内战的……

  1946年,储安平东去上海,担任复旦大学教授,主要讲授各国政府与政治、比较宪法、评论练习等课程。同年9月,他创办了著名的《观察》杂志,在知识界及社会各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本人也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评论:批评时局,维护言论自由,等等。1948年12月25日,《观察》杂志被国民党内政部查封。

  1949年9月21日,储安平在北平参加了新政协。在此之前的1949年5月,储安平向中共请求复刊《观察》,得到了批准,并于1949年11月正式复刊。1950年5月,《观察》改为《新观察》,第一任主编是黎澍。在第二任主编杨赓主持编务之后,储安平调任新华书店副总经理。1952年,改任中央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同时,他还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1957年4月1日,在胡乔木的推荐下,储安平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6月1日,在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座谈会上,他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言论,阐述了“党天下”的著名观点。6月2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分别以醒目的标题在显著位置刊登了他的发言。因为这次发言,他受到了批判,并被免去了《光明日报》总编职务,还被定为右派。在孤独地生活了九年之后,于1966年9月上旬失踪。

  以上的人生曲线表明,储安平是一个作家、政论家,也是一个富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在他动荡不安的生命历程中,始终坚守着一个固执的目标,那就是对于自由的追求。

  

  二、自由的本义

  

  在一篇类似于《观察》发刊词的文章中,储安平对于自由的含义做了一个基调性的阐述。他说:“于重视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须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他又说:“我们要求自由,要求各种基本人权。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但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并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则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暇。政府应该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为维护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应该使人民的身体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优性的发展,以增加国家社会的福利,而自由即为达到此种优性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自由的人民是没有人格的人民,没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个奴役的社会。我们要求人人获得有各种基本的人权以维护每个人的人格,并促使国家社会的优性发展。”〔5〕这段文字,集中地体现了储安平关于自由的基本看法。

  首先,自己有自由,他人也有自由。这个观念,表达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一个着眼点:自由就在于相互承认对方的自由。专制社会的标志,并不在于没有自由,而是在于只有部分人或少数人有自由,多数人都没有自由。自由社会的标志,则是人人都有自由,尤其是人人都有思想的自由。因此,自由所体现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套用哲学上的说法,自由就是一个“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的概念。因为,它强调相互尊重对方的自由。

  其次,自由不是放纵,自由仍须守法。这句话体现了储安平的理性主义的自由观:自由绝不是为所欲为,自由是有边界的。在公共生活中,自由的边界就是法律。打个比方,如果自由是一匹奔驰的马,那么,法律上的约束就相当于套在马脖子上的一根缰绳。如果没有这根缰绳,奔驰的马就可能践踏他人或跌下悬崖,那是很危险的。因此,自由离不开法律。但是,反过来说,约束自由的法律本身也要遵循一定的标准,那就是,“法律须先保障人民的自由”,而且,法律还要平等地保障人民的自由。换言之,只有保障自由的法律,才能作为限制自由的法律;也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得到人民的自觉遵守。从这个层面上说,法律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取决于它的姿态与性质:是平等地保障自由呢,还是相反。一套法律,倘若不能平等地保障人民的自由,它就无法得到人们的承认,即使“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也不能得到严格的实施。因为它的正当性、有效性都严重亏空。在这里,储安平强调自由与法律之间的相互约束,表面上看,构成了一个悖论,但恰恰正是这样一个悖论,揭示了自由的社会性与政治性:自由不是孤岛上的鲁滨逊的独享之物,它是一种社会性、群体性的存在。

  再次,人民的全面发展,国家、社会的福利,都离不开自由这个条件。在储安平看来,人民没有自由,就没有人格。因为严格地说,没有人格的人,就是一个不健全的人,就是一种精神上的残疾人。这样的人,其智慧、道德甚至身体都不可能有“充分优性”的发展。一个政府,如果听任人民没有人格,也得不到发展,社会总是处于奴役状态,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一个失职的政府。因此,从政府履行自己的义务来说,也有必要把保障自由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使命。

  

  三、政治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

  

  如果说,上文的论述体现了储安平关于自由的基本观念,那么,对自由进行分类的方法,则可以进一步展示储安平的自由思想。

  

  在西方思想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关于自由的分类方式,是把自由分为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老派的自由主义者都特别偏爱消极自由。新派的强调正义、公平的自由主义者,更多地倾心于积极自由。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划分,其实质在于严复所谓的“群己权界”,着眼点在于群体、社会、国家(群)干预个体(己)的限度。“最小国家”,是消极自由的要求;福利国家,是积极自由的体现。

  与这种西方流行的自由分类理论不同的是,储安平把自由分为政治的自由与社会的自由。在一篇政论中,储安平写道:“‘自由’只是一个总称,其内容尚可别为种种不同的‘自由’,如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财产自由、职业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等。著者常思对此问题作一比较科学的答案,因将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区分为‘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两类,而其结论则认为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政治的自由’太少,而享有的‘社会的自由’太多,著者之作此结论,固非徒凭空想,我们实可举出许多实例以明此说。以言人身自由,许多违法作恶杀人越货的恶棍盗窃,常得逍遥法外,而在思想上稍为前进一点的人,其生命常不能得到合法的保障。以言言论自由,对于那些随便揭发他人的秘密、破坏他人名誉、刊载荒诞离奇不合人情的文字的报纸或印刷物,它们在社会道德上所发生的影响,政府常漠然视之,但一个报纸或印刷物,若发表了在思想上有‘问题’的文章,则该报纸及印刷物之编辑人、发行人及该文之著作人,俱将遭受不可抗拒的压迫、威胁或制裁。以言信仰自由,则信仰种种荒诞不稽的教义,决无人加以阻止,所以民间还是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这一切反现代的费钱费力的迷信行为,可以行之如素,一如在一百年前一样。但一个人的信仰若一涉及‘政治的思想’,则他即将受到注意或监视……大体言之,在中国人民的行为及一般生活中,凡涉及政治的,处处受限制;只要与‘政治’无关,极尽自由。”〔6〕

  储安平发表这段言论时,正处于国民党专制统治时期。这种关于自由的分类标准,主要在于是否对当政者构成了冲击或威胁。如果对当政者的当政地位构成了威胁,那就属于“政治的自由”;如果对当政者的当政地位没有影响,没有触动,那就属于“社会的自由”。以更直白的话来说:只要你不危及当政者的利益或地位,你干什么都行,这样的自由,储安平称之为“社会的自由”;只要你危及当政者的利益或潜在利益,你干什么都不行,因为这属于“政治的自由”。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中西自由的本质区别:在西方,自由的实质,是国家或群体干预个体的界限;自由的多少,取决于国家干预个体的程度;自由是个体对抗国家的工具;自由的核心是“政治的自由”。在旧中国,自由主要就是“社会的自由”,譬如色情、赌博、迷信之类,因为它们大多属于“祛政治化”的行动,与政治权威无涉,所以都属于自由的范围。

  

  四、自由与知识分子

  

  在英国历史上,渴望自由、体现自由、拓展自由的主要社会力量是工商阶层、殖民者阶层。至于知识分子,则是在为工商、殖民阶层的自由进行辩护,进行合理化的论证。从这个角度上说,洛克的《政府论》、密尔的《论自由》可以视为工商、殖民阶层甚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圣经,因为这些文本为自由的资本主义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但在储安平的眼里,渴望自由、体现自由、拓展自由的主要力量却是知识分子。在《客观》杂志上发表的政论中,储安平专门论述了知识分子与自由的关系。他说:“任何一国的舆论,大都均系出于知识分子的领导;其在今日中国从党治到宪治的过程中,对于知识分子之出而领导舆论,尤感切要:第一,要使人民有言论之自由,须先能切实保证人民有合法的人身自由。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假如人身自由没有切实的保障,则其他一切自由都不会真正存在。第二,言论自由包括在公共场所演说的自由、出版报纸及刊物的自由、采访新闻及拍发新闻电报的自由、私人通信的自由、印刷著作物的自由、演戏的自由。凡上种种,俱不受官方或半官方之任何公开的或不公开的限制、干涉、压迫及威胁。行使上述种种自由权利时,如有触犯法律之处,政府得依法于事后追惩之。我认为:国民党为表示共倡导民主的诚意起见,应于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以后及国民大会召开之前这一段时间内,通知国民政府废止一切限制上述各种言论自由的法令,并明令允许人民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方都可自由出版报纸,出版刊物。”〔7〕

  这段话表明,储安平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希望他们当仁不让地主导社会舆论,成为言论自由的实践者,成为自由的象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要求国民党首先要保障人们的人身自由,因为这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但是,只有人身自由还很不够,还要有言论自由。在储安平看来,言论自由的核心就是知识分子论政的自由、领导舆论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实质,主要就是储安平在上文中所说的“政治的自由”。他要求,这种以论政为核心的言论自由,必须得到政府的全面保障;只有当这种自由确实触犯了法律,才能受到政府的惩罚。换言之,言论自由应当成为一个普遍性的原则,对言论自由的惩罚或限制应当作为一个极其特殊的例外。为了实现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储安平呼吁国民党废除一切限制言论自由的法令,给知识分子的论政与“立言”提供足够的自由空间。

  储安平认为,政府不仅要承认、保障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还要鼓励他们积极地说话。他说:“为了达到造成一个民主的中国的目的,我们应当用种种方法鼓励中国的中产阶级抬头,成为民主政治的干部。其中特别对于自由思想的大学教授及其著作家等,应当鼓励他们出面说话,建立一个为民主国家所不可缺少的健全的舆论。”〔8〕因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一定是一个舆论健全的国家。知识分子的“建言立论”,就是民主国家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条件,甚至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假如环境允许他秉其智慧、凭其良心公平论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贡献,未必即在一个部长之下”〔9〕。可见,储安平对于“立言”的价值,抱有极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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