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515 次 更新时间:2011-11-02 1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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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代尧  

威权政体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介于极权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较温和的专制政体。作为一种政治型态,威权政体出现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西南欧国家。及至六七十年代,东亚和拉美地区众多发展中国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威权主义推动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威权政治俨然成为战后的主流。80年代中期以后,威权政体开始退出各国政治舞台,出现向民主政体转型的浪潮。本文拟对20世纪下半叶国际学术界关于威权主义兴起及其转型的政治社会学研究作一评述。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评介将基本循着此一领域的研究进展展开,着重于学者们提出的有关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以提供一个较为系统地观照本论题之主流学说的线索。

一、威权政体的“理念型”

1964年,美籍西班牙学者胡安·林兹(Juan J.Linz)发表《西班牙的威权政体》一文,首次提出“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的概念并对之作出界定,用以指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林兹由此奠定其研究威权政治权威学者的学术地位。

按林兹的界定,威权政体“具有责任不分明的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没有一套提炼过的主导意识形态,但有相当清楚的特殊心态;除了某一发展时期之外,没有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威权领袖个人(或有时是由少数人组成的集团)的权力行使虽然不受限制,但实际上却是在完全可预测的范围内”。[1](P255)林兹的定义指出了威权政体的四个基本特征:有限的政治多元主义、缺乏主导性的意识形态但有特殊的威权心态、有限的政治动员以及政治领导人权力行使的可预测性。

威权政体包括军人官僚威权体制、动员式威权体制和后极权式的威权体制等各种次级类型。其中,军人官僚威权政体是最常见的次类别,因其主要组成分子是政府官僚和军事官僚,故也称之为“官僚威权政体”(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 regime以下简称BA regime)。这一概念最早由阿根廷籍学者吉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A.0'Donnell)于1973年提出,他在《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一书中,以BA regime来概括拉美国家出现的军人政权体制。除拉丁美洲国家军政府建立的体制外,在东亚,朴正熙统治时期的韩国、马科斯独裁时期的菲律宾和苏哈托上台后的印尼,其政体类型也属军人官僚威权政体。

在《极权与威权政权》的长篇论文中,林兹描述了军人官僚威权政体的以下特征:军人和官僚联手建立政府的控制权;他们以实际的官僚心态进行统治,并无特定的意识形态;经常的情形是,由政府创立一个官方政党,创立政党的目的是想减少民众参与政治生活,即施密特所说的“占领政治空间”;不少这种政权类别,允许有多党存在,也可能举办各种选举,但是选举活动都会经过刻意规划或受到操纵,使其不致成为其他政党用,以争取选民的场合,或使他们发挥不出政党的功能。[2](P398)

由上述威权政体的内涵,可知其与多元民主体制存有根本的差异,但与极权体制之间的界限,似乎并不十分明确。事实上,有不少学者即是将两者等同看待的。不过,极权与威权两种政治型态确有许多不同之处。笔者认为,两者的分际主要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体现方式不同。在极权体制中,国家与社会是合一的,而在威权体制下,二者的界限并未完全泯除,但政治对社会的渗透仍普遍存在。具体地说,两者的不同特质主要是:

(一)全面主义控制与有限多元

在极权政体中,政治权力组织对社会全面渗透与“泛政治化”。其结果是,各种社会活动和生活都不免于政治的干预。威权政体则体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多元主义,统治集团无力也无法实行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社会中有一些团体的出现并非来自政府的有意安排,其运作也不一定依附于政府。有些威权政府甚至以制度化的方式鼓励某些有限数量的团体参与政治,因此社会上有某种程度的竞争存在。在很多威权国家,都开放具有一定竞争性或“半竞争性”的各项选举,即是此一体制有限多元主义的重要体现。

林兹在1973年发表的《威权体制下的反对:西班牙个案》一文中指出,与民主政体下的“制度化反对”不同,威权体制下的反对分为“体制内的反对”和“体制外的反对”两种。按林兹的说法,威权体制内的反对力量可以称之为“半反对”,即他们不受统治集团所支配,而从事部分批评,但他们还是愿意参与该政治体系的权力运作,基本上也不向政权提出严重挑战。体制内的半反对,虽不是合法的,但也不是“非法”的,是被容忍的反对。[3](P191-198)在这些团体的成员中,领头的主要活跃分子可能被提拔进入政治权力体系之内,不能如愿者也可能铤而走险,从事“非法”的“体制外”反对活动。

对大众媒体,极权政权都实施严格控制并享有近乎专利式的特权,领导者也经常借媒体作为强烈宣传之用。威权政权对传播媒体一般也实施严格控制,但有些威权体系,尤其是正在经历现代化过程的威权体系,却有某些零星的新闻自由出现,譬如佛朗哥威权统治下的西班牙,教会出版物不在政府检查之列。[1](P266)

(二)意识形态和心态的差异

极权政体有一排他的、占支配地位的主导意识形态体系,并且利用它作为政策或者政权合法性的基础。相对地,威权政体并不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没有一套完整的、有系统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识形态体系,作为其运作的依据,不过却有特定的“心态”(mentality),即较重当前问题的解决或是过去事迹的反应。威权“心态”经常表现为民族主义、社会正义或富国强兵的理念,这大都与经济发展、维持社会秩序、避免内部争斗发生等实际考虑有关,是一种务实主义的理念。1961年政变上台的韩国军政府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发展民族经济的渴望及对腐败的低效率的文人政权的不满是政变的原因。[4](P154-155)六七十年代拉丁美洲的许多军人官僚威权政府也与此类似,不同点在于后者推动资本主义的态度不如东亚威权政府那样坚决。

(三)政治动员与政治冷漠

高度参与是极权体制的特质。在极权体制下,政党以及各种为执政者所控制的次级团体,以鼓励、要求或奖励方式,主动动员民众参与政治或集体性的社会事务。而在威权政体中,较少大规模且深入的政治动员。一般人对政治性事务乃至于政治性社团集会意愿不高,民众有一种对政治的“被动的服从和冷感,退而扮演偏狭的和臣属的角色”。[2](P254)政权本身也不愿意见到群众过于热衷于参与政治,而是倾向于希望他们被动地接纳与被领导。在威权政体中,虽然有时也会有政治或社会动员,但一般无法深入,流于形式。当然,在威权政体出现初期,如果要应对某种危机状况,自然需要高度的参与和支持。

(四)政党与军人角色的差异

极权政党体系禁止反对势力或反对党的存在。威权政党通常允许一个以上的政党存在,即便在一党独大的国家中,党的角色与功能也有相当限制。当然,党是政治资源的最大配置者,党、国的界限也常模糊不清。但执政党的组织相对比较松散,其政府内也吸纳相当一部分党外社会精英。这些人士既可能倾向于肯定也可能不认同执政党的理念。

在极权体制中,党政军高度一元化,处于体制内的军队对党完全效忠。极权国家没有军人政变发生。在威权政体中,军人有其特殊的地位,这不仅与威权政体所强调的特殊心态(如民族主义理念)有关,也因为威权政体需要军人担负重要责任。由于没有一个极权政党中的强大群众性政党可以控制住军队,军人在各项与政治有关的人事任免中,占有相当份量,分摊相当比例的资源。加之,军队上层人员由于接触现代技术和西方的价值观念,对于自己国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落后状况特别敏感,对诸如国内制度不上轨道、贪污腐败问题十分痛恨,因此有高度的干政倾向。[5](P177)[6](P214-215)许多采行威权体制的发展中国家,军人赤裸裸地干预,是政权转移的主要因素。不过,军队在干政后,当政局稳定或是腐败问题获得解决,通常会退回营房之中,不直接插手行政事务,而是拔擢文官与技术官僚参与政事,以减少军人政治的色彩。[1](P267-268)

二、“政治高压、经济成长”模型

拉丁美洲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狂飚的年代。1964年,巴西发生军事政变,古拉特的文人政府被推翻。紧接着,1966年阿根廷埃利亚政府也在一场军事政变中垮台。1968年,秘鲁的军人政变将文人总统赶下台。1973年,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在国内外的支持下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同年,乌拉圭的军人也接管了政权。在10年之间,南美洲的主要国家,纷纷发生军人推翻文人政府的事变,举世为之震惊。拉美国家工业化发展导致民主政体崩溃的经验事实,使得经典现代化理论关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化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说,受到学术界前所未有的质疑。人们开始猜测,在现代化进程的较高水平上可能伴生的政治专制而非政治民主。[7](P8)

1973年,奥唐奈在《现代化与官僚威权主义》一书中,提出了后来被国际学术界称为“奥氏理论”(O’Donnell thesis)的官僚威权主义“发生模式”。奥唐奈在此书中运用了后来被卡多索(FernandoH.Cardoso)和法雷托(Enzo Faletto)指称为“历史结构分析”(historical structural analysis)的研究途径,这种分析路径着重于从宏观的、历史的、动态的角度,去描述国际经济结构变化以及国内工业化所造成的阶级变动和对政体的影响。

奥唐奈认为,当一个传统的生产方式进入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为了解决本国的消费问题,政府一般采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通常进口替代政策会产生立即而明显的效果,在国内市场受到保护的情况下,初期的工业发展和经济成长十分快速,本土工业得以建立。为了扩大本国市场的消费,并换取政治上的支持,资本家也愿意增加工人工资,准许成立工会,结果工人的福利和待遇明显上升。于是政府、工人、资本家无不皆大欢喜。但是,本国市场毕竟有限,在市场达到饱和后,工业扩张和经济成长便受到制约。更由于工业化所需的设备及燃料进口成本极为昂贵,造成政府国际收支的逆差,外债积累,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政府、资本家和工人皆蒙受其害。实力强大的工会组织开始施加强大压力。面对经济危机,南美国家决策者认识到基本解决之道,在于工业化的“深化”(deepening of industrialization),即开展第二阶段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由本国自行发展制造工业,以最终完成工业化。问题是,此一工业发展的高级阶段,一般所谓资本密集工业,对资金、技术层次和科学管理有很高要求,有赖高效率和资本雄厚的企业带头参与,而这些企业大多为跨国公司。为了吸引跨国公司前来投资设厂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决策者不得不以强制的手段压制已经兴起的劳工运动,抑制劳工对工资和工作条件的要求,以营造稳定的投资环境。[7](P62)于是,在军方特别是军中技术官僚带头主导,新经济官僚、大资本家和跨国公司的附和下,一个所谓“政变联盟”产生。在“理性、效率、安定”的诉求下,官僚威权主义工业化政权应运而生。

奥唐奈在他的官僚威权主义“发生模式”中,借用了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提出的“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两个概念。达尔在他1971年建构的理论模型中提出,多元政体的出现同统治者对镇压成本和容忍成本的计算有关。“当预期的压制代价增加时,政府容忍反对势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压制的代价超过容忍的代价愈多,形成竞争性政权的机会愈大”。[8](P13-14)[9](P153-154)奥唐奈将这两项指标加以延伸,用来解释BA regime可能出现的时机。概言之,政府对反对者的“压制成本”与“容忍成本”会出现动态变化。当各阶级分享经济成长的果实、政治参与意愿不高时,政府预期对民间社会的压制成本过高,民主体系可能维系。一旦经济发展面临瓶颈,传统的官僚又无力解决,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级高度动员,政府对民间社会容忍所要付出的成本就迅速提高,当容忍成本明显高于压制成本时,以“压制阶级,提升政府能力”为号召的BA regime将会出现。[7](P89-90)

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奥唐奈对工业化所缔造的政治与社会张力以及精英与大众阶级的结构变迁,以及对巴西官僚威权政体起源的分析,尚不足以反映该地区各国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不同背景。[10]至于东亚地区,与拉美的情况就有更大差异。例如台湾的威权体制早在进口替代的“深化”之前就已存在,工业化升级与资本积累都是威权政体造成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如果说,在巴西或拉美其他一些国家,本国大地产者、大资本家与外国跨国公司沆瀣一气左右了政权更迭,那么在东亚,无论外国资本还是本地资本,在工业化模式转换中所扮演的角色都要小得多,也没有发展出类似的“政变联盟”关系,因此奥唐奈的“发生模式”很难套用到东亚威权主义的起源上。

但奥唐奈所采用的历史结构分析方法,是对此前静态的、定时的、化约式的政治社会学分析的扬弃。在对经验现象的分析上,历史结构论看重国际与国内政经结构的互动,寻求的是一种整体而动态的理解,可以看出此一视角承续了被经典现代化理论忽略了的理论学术传统,包括马克思的阶级分析、马克斯·韦伯对国家与制度的分析等。

在《官僚威权国家的张力和民主问题》的论文中,奥唐奈进一步描述了BA国家的若干主要特征:BA国家的主要社会基础是上层资产阶级,该阶级有很强的寡头和跨国性格;强有力的专家和经济官僚在制度上举足轻重;极力追求国际化模式的经济成长和吸引外资,为此不惜以高压维持秩序和扭曲资源分配;政治上具有极端的“排他性”,即剥夺工人、农民、中产阶级的基本公民权,在经济上也排斥大众部门;将各种政经议题“非政治化”,即强调以中立、客观的“技术、理性”标准来处理问题,任何诉诸“阶级”或“正义”的要求都被认为不合理性,有害秩序与经济规范化;关闭民主的利益表达管道,这种管道只提供给军人或大企业寡头。[11](P292-293)这些特征具体展示了一个“政治高压、经济成长”的新发展模型。这其中隐含的两个基本假设是:威权政府的强力控制,有牵制现代化所引起的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因素,或有制造稳定的政治环境的功能;政治稳定可以抑制工会任意抬高工资水平,以保持本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并吸引外资进入,因此有利于经济成长。

但威权政体是否一定会导致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在战后后发展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走上威权主义道路的国家,一开始都取得了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也使人们很容易滑向一个结论:后发国家搞现代化,只要有一个政治控制得力的强硬政府或政治强人,经济快速发展和现代化的成功就有了保证。80年代后期流行于我国的“新权威主义”思潮,便是此一信仰的产物。

这种看法,似乎正确地看到了后发展地区的客观条件对政治发展的限制,因而实行强控制体制必然带来经济现代化的实现。可是,这种从威权国家的发展中概括出的“经验”,并不符合经验事实。撇开某些非学术性的因素不谈,上述论点也是似是而非的。事实上,在众多实行威权政治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台湾等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真正取得了成功,其他国家无论在经济发展还是社会现代化方面均不如人意。那么,威权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究竟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一个简要的回答是,各国不同的发展绩效其实反映了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体制结构存在着重要不同。不是任何威权政体都能促进经济发展,在非民主体制下要达成经济现代化,某些结构性前提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均不可能。从东亚发展型威权国家(地区)的经验来看,这些条件包括经济和政治的结构分离、经济理性主义、市场经济导向、允许民间私有制经济的发展和保护私人所有权、知识阶层活动的独立性、文官系统的专业化或“非政治化”等。如果不具备这些必要的前提条件,政治威权可能只是导致经济不发展和政治不稳定。

因此具有发展取向的威权主义才有积极意义。与此相反的一种威权统治类型是,专制的主要对象是反对势力或民众,而阻碍发展的经济社会结构却不是打击或改革的对象。巴西等拉美国家的军政府、菲律宾的马科斯政权和印尼的苏哈托政权,即属此种类型。在东南亚和拉美一些国家,最妨碍发展的既非城市工人或中产阶级,也不是文人政府,而是大地产制经济结构和旧官僚政治体系。但这些国家的军政府在顶替文人政府上台,走上威权主义道路后,只是排斥了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而真正需要改革的社会经济结构却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正是这些国家同是实行威权政治却无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消极的权力行使既不能带来经济发展,而且强制的政治稳定也难持久,最终都发生了更大的政治动乱。

三、政治转型的研究途径及评述

1974年,葡萄牙发生“四·二五革命”,由类似的军人政变产生的威权统治在葡萄牙寿终正寝。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的死亡终结了其对西班牙长达36年的威权统治。以西南欧民主化为开端,世界出现了民主化的第三次浪潮。70年代末80年代初,民主的浪潮涌入拉丁美洲,原来通过政变上台的各国军人官僚威权政府,纷纷还政于民选文人政府。80年代,东亚威权国家和地区也加入到民主化的第三波。在“四·二五革命”后的15年间,民主政权在欧洲、拉丁美洲和亚洲30个国家(地区)取代了威权政权。[12](P21-25)对于这一引人注目的政治现象,学者提出了各种解释模型。基本上,西方学者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种研究途径或方法。

一种是借用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分析法。从结构的观点出发,一个政体之所以会发生转型,是与政体相关或相互依存的结构条件发生变动所致。这里的“结构”包括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更大范围的国际政治经济结构。结构分析法在解释政体转型的因素或变项时,主要受到现代化理论的影响,特别强调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是民主的“先决条件”。持结构分析途径解释政治转型的学者中,以著名政治社会学家西蒙·马丁·李普塞特最具代表性。[13](P17-29)[14](P99)

另一种研究途径是从实际的政治过程中,分析各政治分子所做的选择、所采取的策略以及彼此互动关系等所引发的影响。政体转型分析的焦点是政体内部的主体——政治行动者,政体转型的过程即是不同政治行动者策略抉择的过程。这就是80年代兴起的研究政体转型的主流理论——策略互动论。此种理论显然受到了博弈论与理性选择理论的不少影响。

代表策略互动论的主要著作,是奥唐奈、施密特(Philippe C.Schmitter)和怀特海德(Laurence Whitehead)在1986年主编的丛书《威权统治的转型》(Transition from Authoritarian Rule)。奥唐奈和施密特在其中一部题为《有关不确定民主的暂时结沦》的著作中指出,“政体转型的政治过程不是受制于总体静态结构的因果关系,而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包含了许多机遇、意外与矛盾,“而其中的‘政治行动者’(political actors),往往能影响这一不确定过程的最终结果”。[15](P3-5)奥唐奈和施密特将威权政体中的政治行动者分为“强硬派”与“改革派”,同样反对阵营也区分为“激进派”与“温和派”,各自分别有不同的理念、动机与目标。他们之间的合纵连横或策略互动直接发生在政治过程中而决定民主化的方向与结局。[15](P15-18)普里萨沃斯基(Adam Przeworski)在发表于上述丛书之一《威权统治的转型:比较观点》的一篇文章中也指出,所有的行动者都有若干可供选择的策略,这种选择除了依据行动者的意图与信念外,也依赖行动者对风险的评估,特别是对“预期对方反应”的评估。[16](P54)上述学者都认为,政治转型的展开,通常是伴随一连串的政治协商过程。当各方能够找出一种制度安排——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在民主竞争的过程中受到过多损害——的时候,民主化才有可能。这也意味着,民主是一种制度性妥协的结果。[17](P64)

策略互动论者对政治转型的阶段划分也有独到之处。奥唐奈、林兹和斯特潘(Alfred Stepan)等学者认为,威权政体的转型进程可分为“民主转型期”与“民主巩固期”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转型开始于威权统治发生危机而产生某种形式的政治开放,以及更加尊重个人或团体的基本公民权。当以公开竞争性选举选出民选政府时,第一阶段的转型结束。而当没有任何政治人物、政党或团体想要以非民主的程序来获取权力和主张推翻经民主程序选出的决策者,以及各种政府和非政府的势力都服从于并且习惯于在法律和制度范围内解决冲突的时候,第二阶段的转型完成,民主政体可以被认为已经巩固。[18](P56-58)简言之,所谓“民主巩固”就是民主程序必须被视为唯一的权力游戏规则。[19](P111)

按奥唐奈和施密特等人的假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期”又可具体区分为政治自由化与政治民主化两个次级过程。政治自由化意指国家对个人或团体基本权利不当限制的解除;民主化意指政治权力转移的制度化过程。[15](P7-8)政治自由化只是威权政体放松镇压、扩大公民自由的局部的开放措施,或如普里萨沃斯基所说的“对政治空间的有控制的开放,这种开放性取决于政治活动的结果与威权主义权力机构的利益和价值是否兼容”,[17](P61)这种开放范围通常不包括以自由竞争的选举方式来选择政府领导人。民主化不仅涉及到公民社会的开放,还包括人民可以通过公开、自由、公正的全国性选举决定政权由谁来掌握。[20](P6)换言之,政治自由化指的是个人与社会团体的权利扩张;而民主化则进一步要求全面开放参政管道,包括完全竞争性的选举,其结果可能导致政权合法转移。

对威权政治转型及其研究范式,笔者大致提出以下几点基本看法。

第一,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及由此带来的民众教育水准提高、社会多元化和中产阶级的形成等结构性要素,无疑是有利于威权政治转型或向民主制社会过渡的条件,但并不足以使民主成为必然或直接造成民主化。如果没有政治体系内“政治行动者”的行动,政治体制的转型仍然没有可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社会的政治结构决不是紧跟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这种剧烈的变革立即发生相应的改变”。[21](P446)“总的来说,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22](P701)如果把经济和政治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化约为一种线性的直接关系,其对政体转型的解释力必然会大打折扣。就此而言,无论是经典现代化理论,还是作为其延伸的结构分析方法,基本上都没有超越历史唯物主义分析范式的解释力。笔者认为,现代化和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意涵,毋宁说主要在于前者提供了各种政治力量互动的基础,即如恩格斯所说的,“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22](P196)

第二,与结构分析研究途径相比,策略互动研究途径关注促成民主转型的直接因素,在时间面向上着重考虑处在转折点时期的因素。此种研究途径的优点是直接切入政治过程的动态面,比较能掌握动态的政治过程,并使得政治精英在民主化过程中的角色凸显出来,不再只是一个被动的和无关紧要的依变项,同时也是一个能影响民主转型结果的自变项。但是,对照结构分析法的研究缺失,策略互动论过分强调政治精英的主观意愿与能力,忽略了影响精英作决策的环境。虽然精英的个人特质、理想和信念,对其在面对政治转型时可能的反应肯定有很大影响,但无疑政治精英所做的任何决策都不会是凭空的,都会受到当时既有的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因此在分析他们的行动时,需要将影响他们作决策的环境以及对此作“理性”计算后的策略选择,列为重要的解释变量。这也说明,如果将政治转型的结构因素(合法性、经济、外部条件等)联结政治过程中政治行动者的互动,来分析转型的过程,可能更有助于接近或揭示事实的真相。因为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22](P697)

第三,不同的转型时机和路向,会产生大相径庭的结果。亨廷顿曾将20世纪后期第三波民主化的共同特征归纳为妥协、参与与适度交易。[12](P203)但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事实看,这一特征只在台湾表现得最为明显,韩国次之,其他国家并不尽然。东亚威权主义政权的转型,具体表现为两种路向:一种是民间力量自下而上促成的,威权统治者在此一过程中显得被动,也导致转型中出现很多的暴力和冲突,此种转型可称之为“硬着陆”式转型,例如80年代中期的菲律宾和90年代末的印尼;另一种是由执政党由上而下主导推动的,同时容忍反对势力由下而上的推动,转型的过程相对比较平稳,可称之为“软着陆”式转型,例如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的台湾。如果按林兹和亨廷顿关于政治转型类型的分类,[12](P142)菲律宾、印尼的政治转型属于“决裂”(“置换”)模式,韩国是“移转”模式的范例,台湾则具有“改革”(“变革”)模式的明显特征。

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威权国家或地区不同的转型路向及由此导致的大异其趣的政治后果,是耐人寻味的。在威权政治的合法性衰退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生成后,威权体制国家必然要面对向民主化转型的压力,这是没有疑义的。战后发展中社会的政治发展过程也显示,没有一个国家(地区)能够使威权政治持续25年以上而没有出现政治民主化变革的。在此种情势下,政治领导人或领导阶层选择何种应对方式至关重要:是顺应时势、在某一时点上主动启动政治转型,实现政治体制转型的“软着陆”,还是消极回避、最终导致被动的“硬着陆”式的政治转型,将对那些处于政治转型关口的发展中国家的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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