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祥:鲁迅为何在小说书信中对顾颉刚大搞人身攻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1 次 更新时间:2009-10-24 04: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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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玉祥  

  

  

  鲁迅为什么这么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

  

  

  学过现代文学史或学术史的人都知道:历史上,鲁迅与顾颉刚是一对冤家,彼此之间一提到对方,就忍不住笔露锋芒,骂他个鲜血淋漓。尤其是鲁迅,甚至不惜在历史小说《理水》中,塑造一个很可笑的“鸟头先生”来影射讥讽顾颉刚。比如书中有这样一段:“‘这这些些都是废话’又一个学者吃吃地说,立刻把鼻尖涨得通红。‘你们受了谣言的骗的,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吗?’”为什么这样影射呢?原因是顾颉刚根据文字学将“禹”解为“蜥蜴”,从而得出 “夏禹是一条虫”的结论。而鲁迅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根据文字学将“顾(顾)”字分解为“雇”(本义为“鸟”)与“页”(本义为“头”)。所以,不少人说鲁迅这是在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因为这让人想起《水浒》中的骂人话,“鸟人”!而在鲁迅的私人通信里,则直接将顾颉刚称为“鼻公”、“鼻”、或 “红鼻”。比如在1927年5月15日致章廷兼的信中,鲁迅就写到:“傅斯年我初见,先前竟想不到是这样的人,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发,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再比如同年8月17日鲁迅致章廷兼的信中又有:“遥想一月以前,一个獐头鼠目而赤鼻之‘学者’,奔波于 ‘西子湖’而发挥咱们之‘不好’,一面又想起起诉之‘无聊之极思’来。湖光山色,辜负已尽,念及辄为失笑。禹是虫,故无其人;而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以自慰欤?……近偶见《古史辨》,惊悉上面乃有自序一百多版。查汉朝钦犯司马迁,因割掉卵子而发牢骚,附之于偌大之《史记》之后,文尚甚短,今该学者不过鼻子红而已矣,而乃浩浩洋洋至此,殆真所谓文豪也哉,禹而尚在,也只能忍气吞声,自认为并无其人而已。”为什么这样称呼呢?原因就是顾颉刚长了一个红红的酒糟鼻。这当然也是很不厚道的人身攻击。所以有人认为这是鲁迅拿人家生理缺陷做文章的“失德之举”。

  

  现在的问题是:鲁迅为什么这么刻毒地挖苦顾颉刚的“生理缺陷”?照说,鲁迅不是这样的人。因为和鲁迅发生争执的人多了,用聂绀弩的话来说就是“有文皆从人着想,无时不与战为缘”。可无论争论的人有多多,也不管争论得如何激烈,我们都没有看到过鲁迅公开或私下里拿对方生理缺陷做文章。不特此也:1922年,当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来北京时,因为写文章批评了北京学生上演的戏剧,结果惹怒了这群天之骄子,立即就有北大学生魏建功写出一篇《不敢盲从》以为回敬。文中,作者故意在“看”、“观”、“盲从”等字上大做文章,大搞人身攻击,而这引起了鲁迅的强烈反感。他马上写出了《看魏建功君〈不敢盲从〉以后的几句声明》。在文中,鲁迅怒斥这种利用别人生理缺陷对其进行攻击的人,是“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在1919年3月26日,为《孔乙己》做“附记”时,鲁迅也曾明确反对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使小说成为一种泼秽水的器具。既然如此,那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有这样的“失德之举”?顾颉刚到底什么地方开罪了鲁迅,使他这样不顾自己原则地,对其生理缺陷一再实施旁人看来甚是过分的攻击?而且,这种怨恨一直持续到鲁迅晚年。比如在1934年7月6日鲁迅致郑振铎的信中,提到顾颉刚时,仍然这么刻薄地写到“三根(指顾颉刚,因为在中国古代相面语中,‘ 三根’即指鼻梁———笔者)是必显神通的,但此公遍身谋略,凡与接触者,定必麻烦,倘与周旋,本亦不足惧,然别人那有如许闲工夫。嘴亦本来不吃,其呐呐者,即因岁谈话时,亦在运用阴谋之故。在厦大时,即逢迎校长以驱除异己,异己既尽,而此公亦为校长所鄙,遂至广州,我连忙逃走,不知其又何以不安于粤也。现在所发之狗性,盖于在厦大时相同。最好不要与相涉,否则钩心斗角之事,层出不穷,真使人不胜其扰。其实,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得没有,自己也不再有路可走,只好又用老手段了。”

  

  对鲁迅如此刻薄顾颉刚有很多解释。有人(比如唐振常先生)轻描淡写,认为这不过是“开玩笑”:“谑而不虐,这个玩笑开得颇有童心,近乎天真。”这显然不对。因为没有人会拿原则开玩笑。而有人(比如陈漱渝先生)则根据鲁迅与许广平和章廷兼的通信内容认为鲁迅不满顾颉刚,主要是因为“顾颉刚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人,而胡适在20年代却多次给封建军阀出谋献策,幻想由他们来‘裁军’、‘制宪’、实行‘联省自治’,甚至反对驱逐废帝溥仪出宫。陈源则是众所周知的鲁迅论敌。”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还不能完全解释鲁迅为什么对顾颉刚这么仇恨。因为即使对胡适和陈源,鲁迅在论争时,也没有违背自己为文原则而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更没有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影射。对“阎王”这么“宽大”的主儿会对“佩服”他们的“小鬼”那么严厉?这从道理上讲不过去。

  

  当事人顾颉刚对此似乎也有些莫名其妙。《顾颉刚年谱》1926年8月25日顾氏日记,有他1975年、1973年补记的两节,对他与鲁迅在厦大的冲突,有这样的说辞:“林语堂来信嘱换聘书改为史学研究教授。予骇问其故,则谓自《古史辨》出版后,学术地位突高,故称谓亦须改变。然此时引起潘家洵的嫉妒,渠与我同住十年,且谈话最多,我之所作所言,无所不知,厦大本只请我,而他……未得延聘也,瞰我何日上海上船,即束装以俱登。我性不绝人,到厦后即为向……林语堂介绍,林氏以为其为素识,乃照北大例给以讲师头衔。这一来就使得他火高三丈,与我争名夺利起来,称我曰‘天才’又曰‘超人’,逢人就揭我的短(我一生未做过良心上过不去的事,但仗着他的能言善道,好事也就变成坏事)。值鲁迅来,渠本不乐我,闻潘言,以为彼与我同为苏州人,尚且对我如此不满,则我必为一阴谋家,惯于翻云覆雨者,又有伏园川岛等从旁挑剔,于是厌我愈深,骂我愈甚矣。”也就是说,他以为鲁迅不满他是因为潘某的攻击与伏园川岛的挑拨,但实际上鲁迅对他的不满并非这个原因。这点,在顾颉刚后来给胡适的信中,他自己也有所察觉,所以他才在信中这么感慨:“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来受几个绍兴小人的播弄。”

  

  在这诸多的解释中,胡文辉先生提到的一种特别让人感兴趣。他在《鸟头与红鼻》一文中说:“鲁迅与顾颉刚交恶是现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据说起因是顾颉刚曾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鲁迅自然耿耿于怀,从此就‘盯’上了顾颉刚。”我之所以对这种说法感兴趣,是因为鲁迅对别人造谣,说他呕心沥血之作《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别人著作的人的确深恶痛绝。1926年陈源公开在报上说鲁迅,“他常常挖苦人家抄袭。有一个学生抄了沫若几句诗,他老先生骂到刻骨铭心的痛快,可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在我们看来,你自己做了不正当的事情也就罢了,何苦再去挖苦一个可怜的学生,可是他还尽量把人家刻薄。‘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本来是自古已有的道理”。为这个缘故,鲁迅不仅当时把陈源骂了个狗血淋头,慌得陈源的好朋友徐志摩为助朋友一臂之力,而出面要求双方“带住”。而且在10年后的1936年,鲁迅在做《且介亭杂文二集》的“后记”时,还在提及此事:“当1926年,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了中译,我的书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可见鲁迅对此事的怨恨之深。如果顾颉刚的确是在这事上“做了什么孽”,那鲁迅对他怨恨也就容易理解了。可是,此说也有几处难惬人意:首先,说“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这从二人的知识背景上说不过去:陈源乃留英博士,他的文化背景以西学为主。换句话说,他对国学或东洋(日本)学问不太在行,这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所以,不太可能知道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与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何关系,进而“造谣”说“抄袭”。这情形,正如鲁迅在《不是信》中对陈源造谣说自己骂个学生抄袭了郭沫若的几句诗时所言,“但我还要对于‘一个学生抄了沫若的几句诗’这事说几句话:‘骂得刻骨铭心的痛快’的似乎并不是我,因为我于诗向不留心,所以也没有看过‘沫若的诗’,因此更不知道别人的是否抄袭。陈源教授的那些话,说得坏一点,就是‘捏造事实’,故意挑拨别人对我的恶感,真可以说发挥着他的真本领”。而在这方面,专弄国学的顾颉刚显然比他在行也更有资格。其次,如果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那鲁迅骂陈源当比骂顾颉刚厉害。但实际上,正如上文所言:鲁迅骂陈源虽然厉害,可并没有像骂顾颉刚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鲁迅恨顾颉刚比恨陈源厉害。为什么?理由只有一个:谣言的制造者比谣言的传播者更可恨!所以,我们不妨先推出这样一个结论:说鲁迅的名著《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的传播者虽然是陈源,可制造者却是顾颉刚;不是“顾颉刚误信陈源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而是“陈源误信了顾颉刚之说,以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的著作”。那么,这个结论除了逻辑上的理由外,有没有直接证据呢?

  

  这证据就出自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写的回忆录《历劫终叫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一书。在书中,提到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所谓“抄袭”一事时,顾潮这么写道:“鲁迅作《中国小说史略》,以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为参考书,有的内容就是根据此书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当时有人认为此种做法有抄袭之嫌,父亲即持此观点,并与陈源谈及,1926年初陈氏便在报刊上将此事公布出去。随后鲁迅在《不是信》中说道:‘盐谷氏的书,的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为这一件事,鲁迅自然与父亲亦结了怨。”也就是说,在污蔑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一事上,出面传播谣言的虽然是陈源,而制造者却是顾颉刚。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为什么鲁迅对顾颉刚如此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说中对其进行“人身攻击”的原因了:其一,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被别人判为抄袭者几乎就意味着他学术生命的完结。所以,鲁迅对造谣的顾颉刚深恶痛绝而对其酒糟鼻进行没完没了的攻击,对传播这个谣言的陈源也谓之“谎狗”!其二,鲁迅所以特别恨顾颉刚,还因为他是一个“阴谋家”:自己造谣不公开,却叫陈源在报上叽叽喳喳。这特别让人感到愤恨(因为他造谣)而无奈(因为他没公开)。

  

  有意思的是:陈源在后来编辑自己文章时,对这段与鲁迅争论的文字,他一篇也没编进自己的文集。也许,他也多少对此感到了委屈。倒是陈源与顾颉刚的共同朋友胡适曾出面为陈源洗刷过:1936年底,胡适在写给苏雪林后来又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写到,“通伯先生(即陈源———引者)当时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生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俍工译出,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在这封信中,胡适承认了说鲁迅抄袭是“冤枉”,并承认造谣的人是“ 小人”;不过,胡适这样说还是为了替陈源洗刷,也掩护了顾颉刚(那“小人”不是顾颉刚,而是张凤举)。可谓用心良苦。可惜,顾颉刚的后人并不领情,还是白纸黑字地将这个“功劳”算在了自己父亲头上。胡适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会啼笑皆非?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孙玉祥)

  

  

  本文摘自《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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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百年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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