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中印两国政府希望加强双边关系。本文旨在评估政府的这种热情能否对两国大众、政治参与者以及专家间的相互认知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对民意调查、出版物和官方文件的分析，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两国间的相互认知明显地表现为矛盾心理和不信任情绪。

关健词：中国；印度；不信任；政策分析；公众态度

作者简介：乔纳森·霍尔斯拉格(Jonathan Holslag)，比利时自由大学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教授

导言

2006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访问印度期间发表讲话指出，“中国和印度不是对手或竟争者，而是互利合作的伙伴”，“中印携手发展起来了，将给两国24亿人民带来巨大福社”。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对此表示赞同，并强调两国“应该避免出现一些在过时的均势思维下引起不和的政策与行动，并努力构建一个更有意义和更具包容性的、涵盖安全、贸易和投资等领域的合作框架”。如今，两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后经常发表类似的宣言，这些宣言的基础是十分明确的，即强调两国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以保持经济增长，并继续努力推动两国融人国际社会。

上述言论与自由主义相互依赖理论的基本假设相吻合。该理论提出：第一，政治精英期望通过实现由贸易和投资带来的经济增长以加强其国内影响力，由此带来更加务实的对外经济合作。第二，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会引发其他领域如安全和国防的合作。第三，贸易交往将扩大商业与政治联系，其结果是，更多的利益集团会成为这种稳定的对外关系中的利益枚关方。第四，该理论假定，合作欲望的增强将会逐渐改变整个社会的态度：成功的互动改善了相互间的认知，使猜疑和紧张感逐渐消失。卡尔·多伊奇将其称为安全共同体，这也是可持续和平的前提。一项外交政策需要得到国内广泛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唯如此，才能保证外交上的稳定性、可预期性与和平。

有事实表明，印度和中国政府的意愿受到那些不遵循和解路线的国内力量的抑制。20世纪50年代，时任印度总理的尼赫鲁希望国民议会和安全界接受其“中印大同”( Chindia)这个美好前景的计划，但他显然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到80～90年代期间，印度议会中的政治力量更进一步牵制了历届政府加强对华关系的意愿。在毛泽东时代，由于公众舆论和内部权力的斗争，限制了中国应对印度旨在进一步控制中印边界的前进政策的选择。这两个例子表明，如果得不到公众舆论和有影响力的选民的支持，乐观的领导人就会被迫修订和更改其政策。鉴于两国历史上曾发生过战争以及外交争端，对于中国和印度来说，利用公众舆论的能力克服这些遗留问题以对两国未来的合作做出预测显得极为重要。

建立在自由主义核心假设基础上，本文将研究中印安全共同体得以实现的条件。关键问题在于，政治领导人对合作的热情是否深嵌于支持他们的大众认知当中，以及可持续和平的前景如何。文章共分五部分，首先，将简要论述近年来中印关系的改善实际上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政治领导人在其中起了带头作用。文章随后讨论在何种程度上中印之间的相互依赖会增强，以及在中印两国努力建立更紧密关系的过程中，新的利益收关者如何参与进来。本文的主要部分是研究双方的相互认知是否已经变得更加积极。因此，笔者考察了有关公众态度的统计数据，以及有关印度议会和智囊团的观点，希望由此得出正确结论。公众的认知是建设安全共同体的基础，中间行为者如议员和专家在塑造公众态度以及将其上升为政策议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在结论部分，笔者认为，尽管中印间相互依赖在加深、两国政府热衷于拓展双边关系，但是双方仍存在不信任情绪，这将使中印关系的进展极易发生倒退。

中印关系改善的动力

过去30年，中印关系的逐步改善主要受到来自国家领导层的推动，他们希望通过经济上的逐步开放保持国家统一。冷战时期，两国曾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处于敌对状态，20世纪70年代末两国关系的初步调整可被看作是一种微妙的制衡行动。两国领导人都不得不在两种目标之间摇摆：一是保持相邻国家的稳定，二是应国内压力的要求保持对外部敌人的强硬。1976年，中国重开在新德里的驻印使馆，印度随后向中国派驻一名大使。一年后，中国方面提出开启恢复边境贸易的谈判。1978年，中国邀请时任印度外长的瓦杰帕伊讨论双边政治和经济关系。与此同时，中国修正了其在克什米尔问题上亲巴的立场，并表现出在锡金和不丹问题上保持沉默的意愿。中国方面还提出开放西藏的冈仁波齐峰和玛旁雍错湖，这是印度教中众神的家园，每年都有印度的朝圣者前来朝圣。

邓小平是中国方面的主要推动者，但是他的务实行动遭到了西藏和云南地区军事强硬路线者和一些政党骨干的批评，他们担心印度会利用少数民族对中国进行干涉。时任印度总理的莫拉尔吉·德赛对中国积极回应的空间同样受到严重制约。军方、媒体和反对派，包括英迪拉·甘地，都指责其对中国的迎合态度及其作为国家领导人的软弱。但是，德赛反对这种过于自信的观点，并拒绝开发核武器，他解释说：“与中国进行核军备竞赛会阻碍印度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从内部削弱我们的国家，并会损害我们的政治影响力。”同样的，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两国……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改变国际经济秩序，首先是解决南北关系问题，同时要采取新途径加强南南之间的合作。”

不久，邓小平成功地巩固了自己作为中国外交领导者的地位，但是印度的政治领导人却因忽视国家安全而不断受到指责。1986年12月，印度议会宣布建立阿鲁纳恰尔邦。法案通过后几个月，中印两国都进行了军队动员，有媒体报道时甚至提到了双方的武装冲突。印度议会要求政府采取强硬立场，新当选总理拉吉夫·甘地因接受中国的邀请于1988年访问北京而面临日益激烈的批评。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印两国政府最重要的目标是建立稳定与和平，以此作为各自国内发展的前提。

90年代以后，两国把注意力转移到直接的经济效益上来。1993年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指出：“我们仍须挖掘存在于两大经济体的经济领域中所有潜在的可能性，对此我充满信心。我们可以考虑通过若干形式来实现这一巨大潜力。”.1992年，双方重新开放驻孟买和上海的领事馆。1993年6月，双方签署备忘录，以推动边境贸易、取消双边贸易中的双重课税。这些政策同样是自上而下的进行。企业只对发展商业联系感兴趣。与此相反，拉奥与中国加强联系的计划招致了议会和有影响力的工业协会的批评。比哈尔邦和喜马偕尔邦的议员强烈反对促进边境贸易的计划。

很显然，中印两国政府是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主导力量，然而印度的政治领导人缺乏来自政治、军事和企业利益集团的支持，甚至遭到他们的公然反对。

不断增强的相互利益

20世纪90年代后，中印狭窄的合作轨道逐渐变宽。1997～2007年期间，双边贸易额从16亿美元增长到387亿美元。图1的数据显示出两国间相互依赖的增强。中国统计年鉴和印度旅游部的数据显示，按照每年批准1000个签证计算，双边人员往来翻了10番，2007年达到50多万人次。通过研究两国外交部的档案，同样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改善，这主要体现在部长级交流已经从90年代的每年平均2次增加到后来的4次。同样，双边签订的协议数量也从1990年的5项增加到2006年的81项。同期一轨和二轨对话次数从2次增加到12次。

特别是两国新一代的大型国有公司开始探索跨国交流的新途径。2002年起，印度软件和信息公司，如塔塔咨询服务公司(TCS )、印孚瑟斯公司(Infosys)、维普罗(Wipro)和萨蒂亚姆(Satyam)开始在中国建立分公司。以仁萨(Zensar)科技公司为例，该公司在杭州建立了一个全球研发中心，并已在印度培训了1000名来自中国的软件项目经理。印度塔塔公司2005年的一份报告显示，该公司在中国的营业额已经上升到2亿美元。而中国主要的消费类电子企业集团TCL在印度的一家工厂投人了1. 5亿美元，生产电视机、DVD机和空调机。海尔集团也决定在印度设厂生产家用电器。2006年，根据与印度公司的合同，海尔集团每月在印度装配2万台电视机。在2006年3月召开的中印CEO论坛上，两国有超过130名企业家出席，其中大多数人来自大型企业如华为、中兴、中钢集团、中国五矿集团公司、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塔塔集团、马亨德拉公司(Mahindra &.Mahin-dra)，Jubilant以及SRS等。当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商业周刊》CEO论坛上决定，两国“应建立更具合作性的机制以补充他们的实力”。

各行各业的商会开始比政府还乐于与中国密切关系。2000年以前，大多数印度经济联合会和商会非常担心日益增多的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以及中国出口到周边如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尼泊尔以及缅甸等东南亚国家的商品的日益增长的竞争力。印度工业联合会(CII)总干事斯里尼瓦桑(Srinirasan)表示，在全球工业互动背景下，“中印竞争的模式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是中印并存的模式，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看到中印联合”。CII曾多次提议“帮助印度企业家和决策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印度工商会联合会(FICCI)多次组织与中国同行，如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的会议。印度政府修订了针对中国公民的签证指南，如缩短审批时间、延长中国人在印度的停留时间。这些变化主要源于印度最大的商业集团信实公司(Reliance Industries)的压力，该公司希望雇用中国的承包商负责建筑工程。

合作的另一动力来自省级政府层面。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印度，各个省和主要城市均处于推动开放的前沿。2000年，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发起“昆明倡议”，计划将来自印度、孟加拉国和缅甸的专家组织起来使“连接阿萨姆邦和云南的南方古丝绸之路重新焕发活力”。这起初是一个非正式的学术性项目，随后发展成一个对密切两国联系具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2006年，应云南和地处印度内陆的阿萨姆邦、梅加拉亚邦、曼尼普尔邦、那加兰邦、米佐拉姆邦等的强烈呼吁，中印两国政府同意重开史迪威公路。在2005年的一次会议期间，这些地处偏远的地区还力促中央政府对另外两项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即甘托克一乃堆拉山口公路和塞沃凯(Sevoke)一甘托克公路，并提议为农产品贸易建立充分的信贷基础。同年，云南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提议建立一条连接加尔各答的空中航线，并计划将云南建成一个吸引印度游客的旅游目的地。中国南部的另一省份四川也将目光投向印度，与印度西孟加拉邦达成促进贸易往来的协议。特别是四川的省会成都，意在吸引大批来自印度的IT公司，并希望能在此重现印度硅谷班加罗尔的辉煌。作为中印贸易通道的锡金也希望从中获益。西孟加拉邦注意发展自己作为与中国南部内陆省份联系的海上前线以及钢铁产品的主要供应地的重要地位。2006年，它与中国湖南省签订了贸易协定，并公布了将为中国企业建立特别投资区的计划。此前，该邦曾研究了在中国的帮助下将自己打造成“国家玩具制造中心”的可能性。其他的一些邦和省份也行动起来。2002～2006年间，印度五个邦向中国派出代表团，其中古吉拉特邦代表团由具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的首席部长率领。在中国，像吉林省这样距印度遥远的省份也开始谋求在印度的商业机会。

20世纪70～80年代，中印关系的改善最初主要是由两国政治领导人推动，他们希望借此为国内改革创造一个稳定的环境，政治和商业利益的增长成为90年代双边关系持续改善的主要动力。

公众认知

那么这些积极的期望在多大程度上根植于中印两国的公众意见？不断增强的相互依赖会降低威胁感吗？由于缺乏长期持续的定量调查，推断公众态度是一件棘手的工作。不过，可获得的有限材料仍能够证实本文的主要假设。2006年5月，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对6000多名中国人和印度人进行调查，发现尽管中印双方都对对方具有矛盾的态度，但是受访中国人对印度的评价以正面为主，而受访印度人则以负面为主。在回答对方获得经济力量是否是“一件好事”时，中国有56%的受访者做出肯定的回答，26%的回答则为否定。印度受访者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就不那么积极，其肯定与否定的比例为39%：46%。中国受访者对待军事实力的态度与对经济影响力类似，而印度人则显得更为担心。有46%的印度人把中国正在增加的军事实力视为消极进展，39%的人则持积极的态度。英国广播公司国际部2007年12月对3600名受访者进行调查的结果与上述类似。47%的中国受访者对来自印度的影响力持积极态度，39%的持消极态度；而超过60%的印度受访者无法在积极和消极评价之间做出选择，这说明印度对待中国的犹豫心情。最终，有22%的印度人选择了消极看法，18%的人选择积极。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的另一项调查证实了印度人的这种迟疑。当被要求用百分制打分表达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时，印度受访者的平均打分为54分。这两项调查都表明，政治和经济精英的乐观态度并没有影响到公众。

如果我们从早期的调查视角出发研究这些观察结果，这种矛盾情绪可被看作是两种不同趋势的产物。2004年，BBC国际部的民调显示，66%的印度人认为中国在世界影响力的增长“主要是积极的”，而2005年，即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那一年，这种积极态度下降到44%。2006年12月，BBC的一项新调查发现，在胡锦涛主席对印度进行友好访问后的几个星期，这一比例进一步下降到36%， 2007年又降至22%。与接受调查的其他亚洲国家对中国的态度相比，印度人的看法更加消极。中国方面，笔者仅找到2005～2007年可比较的数据。中国方面的认知有了些微改善。2005年，39%的受访者认为印度实力增长是正面的，两年后，这一比例达到45%。

尽管由于时间所限和趋势的不确定，我们无法得出中国公众态度受到精英认知和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的积极影响的结论，但是很显然，印度人并不相信其政府关于双赢的说法。尽管印度政府加快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步伐，但是印度公众并没有遵循这一立场。特别是2004～2007年间，印度人对中国权力增长的信任态度明显下降。印度外交部前外秘拉吉夫·西克里对此总结说：“曾经存在于安全部门中对中国潜在的不信任情绪，不久前在公众认知和战略部门中逐渐消失，现在又重新浮现在大众层面上。”

印度议会

公众信心的明显下降削弱了印度政府寻求一种建设性的中国政策的合法性，使得印度领导人容易成为政治反对派甚至是联合政府内部批评的对象。由于来自公众的支持有限，政府的灵活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其他政党那里获得的空间。本部分重点论述其他政党将在多大程度上给予与中国改善关系的空间，评价印度议会在中印关系中的立场。之所以选择印度议会而非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是因为后者每年的大会对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影响有限，而且其有关非正式讨论的信息资料有限。

总体上看，中国问题不是印度政党纲领的主要议题。在1999～2007年议会十个最大政党发布的有关公共政策文件中，只有三个政党提及中国，国大党和印度人民党是其中的两个。不论这两党是执政还是在野，他们都对中国采取了务实性政策。两党都愿意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呼吁建立广泛的贸易联系。在边界问题上，两党承诺继续发展关系，但是有关期限和条件仍不明确。在1999年和2004年大选期间，只有三个政党在竞选宣言中提到了与中国的关系。在1999年的竞选议程中，印度人民党及其竞选伙伴全国民主联盟强调需要“与所有邻国维持良好的周边关系”，以这种巧妙的方式谈及中国。2004年，全国民主联盟明确表示要“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继续推动对话进程，在边界问题上找到一个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式，这是印度战略利益的一个目标”。国大党将提升与中国的关系当作一项历史性任务：“以前历届国大党政府曾经采取措施建立与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信任关系，这些措施将被继续加强和扩展。同时应该认识到我们与中国仍存在边界纠纷，需要在相互的真诚和善意中进行长期谈判。”印度政府施政最低纲领也表达了这一观点，国大党及团结进步联盟中的其他政党起草的政策文件中写道：“将进一步扩大与中国的贸易和投资，同时将继续进行边界问题的严肃谈判。”

印度共产党是除印度人民党和国大党外唯一一个在纲领中提到中国的政党。与前两党一样，印度共产党也指出将“特别注意与中国发展多领域关系”。它声称：“印度外交政策面临的真正威胁在于，美国具有把印度纳入其战略同盟以促进其对抗中国和俄罗斯的长期计划。”其他政党也具有类似立场。从新闻发布会上的声明以及对政党成员的采访中可以发现各党在中国问题上意见相同。除印度人民党、国大党和共产党外，印度其他七个最大的政党都表示支持1999～2007年期间发展与中国更紧密关系的做法，他们也赞成政府关于便利双边贸易的措施。但是有六个政党认为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必须在阿鲁纳恰尔邦问题上对中国的主张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如印度大众社会党在边界问题上持强硬立场，但在2005年，该党表现出在划界问题上准备通过建设性对话加以解决并加深与中国经济关系的倾向。有两个政党宣称要注意中国的产品进口对当地企业的影响。如德拉维达进步联盟(DMK)指责印度政府以牺牲地方企业为代价容许中国在印度市场倾销电视机。但是总体来看，这些干预都是对具体问题的机械回应，而不是建立在深思熟虑的对华政策的前提下做出的主动反应。1999～2007年间，七个中等联盟政党中只有两个在其纲领中提到了中国。

这一状况同样也反映在议会质询上。这些质询清晰地显示了对某个特殊议题的关注程度。在2004年5月至2007年5月间，有31项关于中国的议会质询被递交给商工部，另有31项被递交给国防部和外交部。其中10项质询有关中国军事发展，其受重视程度几乎等同于对印度的主要对手巴基斯坦的关注，尽管印度在这两项高级政治问题上的利益有细微的差别。从内容上看，边界问题和中国卷人巴基斯坦问题仅被提到过三次。大多数质询与双边部署和军事交流有关。此外，与其他国家相比，议会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关注较少。比如，在递交给外交部的质询中有19项直接提到了中国，但有70项关注巴基斯坦，25项关于美国，另有23项是关于孟加拉国。在贸易关系问题上议会更显示出担忧的情绪。如有15项质询表达了对发展中印贸易关系的担心，尤其是关于双方在一揽子贸易中的不平衡问题。只有3项质询表示愿意加深与中国的商业交往、增加大米、水果等出口。因此，从数量上看，三年中仅有有限的31项关于中国的质询，而且非常明显的是，与贸易问题相比，安全议题的重要性有所下降。

我们还可以通过研究对外关系常务委员会的报告来考察印度议会中关于中国的议程。考察2000年3月~2007年4月间第13届和14届人民院发布的29份报告，可以发现在此期间，常务委员倾向于赞同外交部的议程，并批准了被列人外事部门议程的三项有关中国的计划，即：在中国建立一个文化中心，对中国研究所给予特别资助以及在上海建设一个新领馆。委员会同意给予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和中印名人小组特殊资助。一些“观察报告”和“建议”证实了议会对政府在加强与中国联系上的支持立场。全国民主联盟政府就职后7个月，委员会做出结论称“我们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友谊和诚恳的程度，这是令人振奋的”，中印“正在贸易、经济、文化和人员交流等各个领域展开合作”。2001年，委员会强调其“希望外交部通过促进人员、议会、学者和各领域专家间的交流推动中印之间的互动”，并建议外交部“开展互访”以“让中国确信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必要的和值得的”。在接下来的立法过程中，委员会称“赞赏政府在改善与中国关系上所采取的步骤”。

除了议会的质询和常务委员会的行动外，从递交的讨论提议上也可以看出印度对中国的态度。2004年5月至2007年5月间，人民院中只有两项辩论、联邦院中只有三项辩论与中国有关。不过，由于反对党如印度人民党强烈批评政府的对华政策，当地媒体曾对这些辩论会给予广泛报道。2006年11月23日，在一次联邦院辩论会上，反对派领导人贾斯旺特·辛格批评中央政府使国家的外交政策和领土完整受制于印度共产党。这一情况发生时，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恰好在新德里进行国事访问。早些时候，中国驻新德里大使曾经暗示阿鲁纳恰尔邦并不完全是印度领土。半年后，2007年，反对派领导人阿德瓦尼嘲笑道，对于中国试图遏制印度的企图，政府的回应是“试探性”和“辩护性的”。阿德瓦尼强调：“如果我们不发表意见、不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把握现实。拉萨铁路的开通、缅甸公路交通的延伸、考克斯岛(Caucus Island)的租借、与孟加拉国关于吉大港的谈判、与斯里兰卡政府关系的发展、瓜达尔港的建设以及与巴基斯坦的战略同盟等，都可被看成是中国围绕印度构建的一条链。”

总而言之，与整个公众态度类似，印度政党和议会在中国问题上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政党纲领对待中国的态度更为积极。与巴基斯坦和美国比起来，中国并不是印度议会的主要关注。另一方面，政党对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力量的担忧正在上升，在议会辩论时，政党纲领中积极的一面因为议会辩论中对政府政策尖锐的“中国恐惧症”(Sinophobic)式的批评而蒙上了一层阴影。总之，政府加强与中国联系的做法得到了议会的赞同，但是要在贸易和边界冲突问题上加强与中国的互动，难免受到恐惧和怀疑情绪的阻碍。

智囊团

民调能够使我们了解公众的总体认知，对专家们的观点进行定性回顾则可以让我们发现那些形成这些认知的事件。而且，在矛盾态度的背景下，专家们可能会提出新的意见，这些意见将会通过更加友好或者敌意的方式进一步改变公众的观点和政治立场。正如约翰·金顿((John Kingdon)描绘的那样，专家们能够将一个问题与自己的论述联系在一起，随后直接向政策制定者发出呼吁或者间接地动员公众舆论，并以此方式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在本部分，我们将对20位主要的中印学者的论述进行考察。选择他们是基于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参与了双边工作组，另一些人则在政府中担任顾问。

印度国防研究和分析中心研究员、中印名人小组成员苏吉特·达塔(Sujit Dutta)表示，“中印两国都在十分谨慎地试探对方”。这一说法为印度其他中国专家定下了基调。大家有一种共识，即对经济以及稳定的地区形势的追求使得与中国发展和平关系变得比以往更加珍贵，但是疑虑仍然存在。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主任阿尔卡·阿查亚(Alka Acharya)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变成后冲突模式，但是中印仍然对对方缺乏信心，就是缺乏信任。”这一观点又可细分为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并不重视印度。印度和平与冲突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前情报局主任阿吉特·库马尔·多瓦尔(Ajit Kumar Doval)感叹道：“对于印度真正关注的问题，中国应增强敏感性并给予更多的理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中印关系问题上并不真诚，只是利用贸易刺激转移外界对其力量增长的注意。达塔表示：“迄今，中国的倡议一直是强调经济合作和友好的政治联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塑造双边关系动力的领域内仍缺乏实质性内容。中国更希望将印度孤立在外，与印度进行贸易和商业往来本质上只是表面功夫。必须指出的是，政治和经济遵循的道路并不必然紧密相关。”政策研究中心教授尼米·库里艳(Nimmi Kurian)也对经济和政治层面关系的脱节进行了论述，强调中印伙伴关系仍不稳定，印度政府需要采取竞争与合作相结合的更加平衡的政策。

中国的主流观点认可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和战略伙伴的地位。在这一点上，马加力研究员认为，中国和印度正在从“冷和平”走向“热合作”，中国的这个南亚邻国已经成为具备综合国力的国家。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孙士海对此表示赞同，他指出“两国关系正在朝着更加成熟、务实的方向发展”。学者们普遍认同经济利益是推动中印关系改善的主要力量，同时强调两国具有“对世界秩序相似的看法”—特别是多极秩序，以及在地区稳定上具有共同利益，这也是又一推动力量。不过，尽管双边关系有所发展，不少受访专家仍强调两国缺乏信任。孙士海表示：“印度和中国缺乏互信，这阻碍了双边关系的发展。”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如作为政府顾问的学者查道炯称中印经济上的相互依赖远未成熟。他表示：“中印实际上是在试探对方。目前中印之间的经济联系仍然十分脆弱，所以我们应该看看市场力量发挥何种作用。”一直以来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印度军事上的迅速现代化与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低水平并不相符，尤其是其海军在印度洋的扩张是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在印度进一步的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后果方面，中国专家也存在两种意见。一方面，孙士海等专家强调尽管“高于一切的战略工作是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但两国的迫切需求将“很有可能使双方卷人对影响力的争夺战中”，特别是在资源丰富的国家。另一方面，专家们认为印度复苏的经济基础并不牢固，如果未能带来所期望的富裕程度，将带来新一轮爱国热情的倒退。因此，目前促使关系改善的商业动力将会逐渐减弱，最糟糕的情况是，会出现类似1998年核民族主义那样的冲突。最后，中国智囊团像印度同行一样在边界争端问题上持怀疑态度。

图3（略）显示的是专家们对7个问题的不同看法。通过对20位专家近期文献的回顾可以看出总的态度是消极的。与第四部分的论证结果相似，印度受访者比中国持有的怀疑态度更甚。15位专家将对方视为国际事务中的竞争者，认为这种情况在未来仍将持续。大多数人认为，对方对于本国在地区影响力和边界安全上是一种威胁。12位专家认为存在安全威胁。在经济议题如能源安全和贸易利益上，贸易互动的增强并没有带来更加坦诚、正面的观点。在经济合作的风险和收益问题上，中国和印度的观察者存在分歧。

中国和印度的知识精英并不完全赞同有关“Chindia”的说法。两国专家们认为，双方在修复和发展关系上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在这种友善的气氛下，一种持续而焦虑的反对意见犹如晴日中的一股冷风。不信任和不确定性使许多分析家在论述两国关系时对于放弃他们令人担忧的论证犹豫不决。尽管不少人将经济收益作为培育伙伴关系的重要动力，但是对军事安排和外交目标冲突的担忧导致他们倾向于谨慎和克制。

现在，现实主义者发现他们与除了国防部门外的政府官员只具有有限的共同利益。但是，这些思想家更有能力间接推销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印度媒体热衷于选择报道所谓关于中国人侵喜马拉雅的评论，这些说法比抽象的经济一体化更容易推销。实际上，在评估新闻媒体在不同公众认知中的影响问题上，需要展开更深人的研究。两国互联网论坛上的情况也是如此。现实主义者还能够利用关于过去冲突的强烈的集体记忆，而自由主义者则没有可以建构的成功事例。观念上的相互制衡使得政治精英们得以继续编织他们关于“Chindia”的说法，但是淹没在公众无知中的那些象征性事件使得他们的努力无法实现。此外，学者中一直存在的怀疑主义会导致政治或其他问题的进程发生突然逆转。

结论

本文所要检验的假定是，中国和印度相互依赖的增强将导致安全共同体的发展，相互利益和不断改善的认知能够确保稳定与和平的关系。本文论证相互依赖关系已经增强，这导致了在增进中印合作中具有利益的利益枚关者的增多。但是，笔者同时发现，相互依赖的加强并没有产生出更多积极的观点。中国和印度的公众对待对方的态度仍是充满矛盾的。在印度，正面的态度甚至已经减少。这种情形在印度议会中也同样存在，其对待大多数政策议题都采取了建设性的立场，但是在贸易关系和边界争端问题上则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在专家和分析人士中情况也是如此。人们更加担心经济竞争和安全问题。制衡和军事遏制的观点仍有吸引力，他们并没有让位于通过地区一体化和加强贸易以使边界成为历史的热情诉求。

毫无疑问，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反映出中印关系正处于转变时期。这种关系来自于冲突和进攻的历史，但是对未来十年中印两国关系将会走向何处，人们还不清楚。由于外交上的灵活性十分有限，因此无论如何，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进一步的合作将会是一个微妙的制衡过程。开放将会产生许多新的经济机会，但是急于追求贸易自由化将会导致对倾销和不公平竞争的抱怨。大家公认需要划定边界，但是过度的放任又会引发民族主义情绪。中印两国要想保持周边的稳定，开展地区合作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忽视在亚洲地区影响力的平衡，就会损害政府作为国家安全守卫者的可信度。政治意愿和经济利益足以抵消挫折，但是发展进程无法逆转。

注释：略。

(社科院亚太所，任娜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