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壮怀激烈:中国当代文学60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0 次 更新时间:2009-10-11 18: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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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 (进入专栏)  

  

   一、引言

  

   如果把中国最近60年以来的文学的历史看成是一个现代性的必然过程,看成是中国面对西方挑战所选择的必然道路,那么,我们可以从中既看到历史的合理性,也看到历史的偏激;既看到历史掩盖的那些苦难,也看到倔强而放纵的狂热。理解历史,不是简单地判断历史对错,或是设定历史本来可以如何;而是去探究历史为什么会这样,历史这样究竟意味着什么。中国60年的当代文学并不是世界的现代性进程之外的“他者”,但中国的当代文学确实有着它自身的显著特点。

  

   1,革命文学方向的确立与主体建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革命文艺及后来的社会主义文艺之间,不得不发生断裂,就在于新的无产阶级世界观(革命文艺的世界观)取代了五四新文化培养起来的启蒙主义世界观。1942年5月,毛泽东的《讲话》从立场与态度、方向与性质、普及与提高三个层面展开论述,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从此,中国的革命文艺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方向,它既反映着革命的伟大进程与愿望,也创造着革命文艺自身的宏大而艰苦的历史。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1948)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与中国革命实践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直接而生动的反映。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叙事模式、人物形象的塑造方式、情感的本质等等,在这时已被确立。在革命文学最初的创作道路上,赵树理被塑造成一面旗帜。所有的作家艺术家都与知识传统脱不了干系,只有赵树理具有生活本身的纯粹性,赵树理是一个起源性的新的神话。现代性的中国文学终于从资本主义的城市中心,转向了乡村,革命文学因此获得了全新的时间/空间。这是革命文学对整个世界现代性文学的颠覆和重构。

   革命文学以二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产生审美效果。一种是代表着时代精神,表达着革命的理念,对历史发展方向的揭示;另一方面则是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含义的生活情境。在绝对而超越性的革命性理念与最平实的生活之间,到底是天衣无缝的融合,还是存在着深刻的鸿沟?这是革命文学的在艺术上要解决的难题。

  

   2, 开创与清除:文学的建制化与文化领导权

   1949年7月2日,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茅盾和周扬在会上的报告,使这次大会成为一次历史结束与开始的伟大仪式。从1949年回溯,确认1942年作为革命文艺自我起源的标志。

   第一次文代会从筹备到召开就确立了革命文艺的体制规范。而社会主义革命文艺的建制与文艺家个人的激情投射所构成互动关系,成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的内驱力。

   社会主义革命文艺以实体性建制的形式展开一系列历史实践,建国后的一系列激烈的批判运动,就是社会主义文艺建制化的有机步骤。1950年《人民文学》第3期发表肖也牧的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遭到严厉批判。并引发对当时被认为有同样倾向的作品的批判,形成一股批判的气势。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由此开始了建国后没完没了的“文艺战线”上的批判运动。紧接着毛泽东又亲自发动了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的《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开始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全面的清理与批判。

  

   3, 革命与快感:农村阶级斗争的文学图谱

   在长期的革命暴力冲击下,中国的历史处于剧烈的动荡与断裂之中,革命文艺不仅描写和建构了革命的暴力与断裂,同时也承担着抚平这些暴力的痕迹与历史断裂的任务。毛泽东始终在寻求革命文艺的民族化形式与风格,以此来使革命性的文学艺术具有本土性的可接受性。

   赵树理在《三里湾》中花大气力描写的,依然是那些家庭内部的冲突和困境,那些乡土中国社会更为真实和内在的矛盾。那种浓郁的乡土气息始终是概念化的历史规律的调和剂。前者使文学在社会主义时代有立足之地,而后者维系住了文学的基本审美的品质。

   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和《李双双小传》表明,现代性巨大的断裂,革命给乡土中国造成的巨大的社会伤痛,需要一种“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加以抚平与安慰。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过多的自然风景描写,优美的抒情笔调,努力创造的审美氛围,都与那个时期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很不协调,它是一种补充,一种对立,还是一种替换,一种留恋?柳青在1960年出版的《创业史》代表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最重要的成就。可以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为现实建构时代想象的作用意义上来理解其开创性。

  

   4,宏大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的展开

   现代性在中国就以其宏大的民族国家的革命性认同来展开历史实践。现代性在文学上的表达,就渴望建构宏大的历史叙事,以此来展现统一整体性的历史。

   杜鹏程的长篇小说《保卫延安》(1954)在叙事上显示出现实主义艺术初具规模。:《林海雪原》(1957)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已非常成熟:其一,矛盾对立的法则。其二、必胜的法则。其三、英雄主义为中心的原则。其四、绝对快乐原则。其五,更加细腻的情感与心理表现。

   梁斌的《红旗谱》(1957)将完整的革命历史建立在不完整的个人记忆基础上。真实的个人生活给“革命”以具体的可感知可体验的存在方式。

  

   5, 边缘处的遗漏:历史之外的个人情感

   1956年的百花运动,在相当热烈的程度上鼓舞大批怀抱理想与责任的青年作家写出了不少在当时看来相当尖锐的作品。

   刘宾雁的特写《在桥梁工地上》,对当时的官僚主义、保守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状况作了深入揭示。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一发表立即引起热烈反响,围绕这篇小说展开的争论,甚至惊动毛泽东发表看法。

   50年代中期,理论界展开了诸多的讨论,如现实主义广阔道路、人性论、人道主义、形象思维、美学等问题,这些讨论其实隐含着社会主义文艺学离开阶级斗争为纲,离开概念化公式化的可能性。但这一切都因为历史的弄巧成拙而走向更加激进化的不归路。

   50年代中期有些作品注重表现人物的情感和复杂心理,可以隐约可见关于人性的思索隐藏在“阶级”与“路线”的观念之下,如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而宗璞《红豆》(1957)中的爱情描写给人们吹了一股清新的气息;茹志娟《百合花》(1958)则透露出作者对当时以战争形式开展的组织动员有所疑虑和恐惧。

   这一时期,孙犁发表《铁木前传》,他始终以他的风格,以他对小说和语言的理解在写作,这无论如何是值得重视的现象。这一时期还有一些反映城市生活的作品,如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1958年5月。

  

  

   6,历史中的个体:具体化的革命史及其传奇化

   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五十年代展开的历史化的主导任务面临三个方面难题:其一,客观化的观念历史如何具有个体性的经验特征;其二,表现历史的主体如何可以融入被表现的历史之中;其三,这是全部的难题的症结:如何把知识分子的个体与革命历史的客观性融为一体。这一历史难题,由知识分子个人成长的故事加以完满的解决。

   《青春之歌》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欧阳山的长篇小说《三家巷》用阶级观点强行介定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建构了工人阶级作为中国现代革命领导阶级的历史叙事。但无法压抑的亲缘描写与人性的特征也时时流露出来。

   出版的《红岩》(1961)对英雄主义和信仰在思想内容与艺术表现方面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其一,人物的英雄化,其二,信仰的绝对化。其三,情节的传奇化。小说通过革命者对酷刑的承受,对暴力的展现获得了合法性。革命文学历来就充满了暴力,暴力的展示是以革命的胜利敌人的覆灭作为预期目标,总是伴随着狂喜与满足。

   在这一时期有必要提到的作品还有姚雪垠的《李自成》,这部写作农民起义(革命)的小说,深受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既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图景,但也不无概念化的痕迹。

  

  

   8,超我与小我:共和国的抒情主人公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一个需要赞颂和肯定的时代,颂歌既是历史需要的自我肯定和外在化的承认,也是对象化的主体自我表白的必要方式。诗人成为时代的代言人,成为人民或党的歌喉。

   1949年10月,何其芳发表《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同时期,胡风的《时间开始了》表达的颂扬之情则与他后来的命运颇不协调。臧克家1949年底写了纪念鲁迅的短诗《有的人》,几乎是新时代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宣战的宣言。而对于郭沫若来说,把文学作为革命战斗的工具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公刘、白桦、李瑛、邵燕祥,都是当时具代表性的诗人。

   当然,共和国最杰出的颂诗诗人当推贺敬之,他找到了共和国颂诗最理想的艺术表现手法:其一,创造了一人绝对理想的神圣共和国形象。其二,塑造了横空出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三,豪迈雄健的激情。其四,辽阔高远的意境。其五,真理在场的思辩性。

   经历过50年代初全面表达的颂歌阶段,那种狂热的颂扬暂时告一段落。如何超越历史的困扼,在概念化的历史与自我的真实体验之间,找到一种表意策略,是这个时期的诗人面临的难题。

  

   9, 历史化的极限:文革时期的文学

  

   文革中的经典作品当然是八个样板戏,这些作品完全按照高大全的公式化概念化的方式创作出来,但在京剧艺术的现代表达形式方面,却也有建设性的开创。在小说方面也还是有不被打成毒草的作品,这就是《艳阳天》与《金光大道》以及《虹南作战史》等。

   浩然的《艳阳天》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完全显性化,政治指认的本质规律给小说叙事提供了基本的矛盾构架。但如果悬置阶级本质和政治概念,小说依靠现实主义的生活细节描写,还是展现出非常生动的生活细节。

   当时的文学刊物有上海出版的《朝霞》等。

   文革期间有地下文学在悄悄进行。赵一凡主持的地下文艺沙龙,活跃着一大批新诗的开创者和朦胧诗人。

  

  

   中篇、 恢复与变革:新时期的文学

  

   文革后的“新时期”确实是一个重新发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历史的时期,因而它具有“现实主义恢复”的意义;另一方面,它又以自身面向现实的激情,开创着新的道路。

  

   1, 伤痕的展示:拨乱反正后的历史反思

  

伤痕文学在二个关键点上给时代的致思趋向提示了情感基础。其一,揭露了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广泛而深刻的灾难;并把所有的罪恶根源都指向“四人帮”。(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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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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