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近三十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变与不变①

——几点不系统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50 次 更新时间:2009-10-09 04: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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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摘 要]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从中分为两段,两者关注的问题、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也互异。要理解“三十年”的史学,应回溯到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之中,从学术积累的延续和中断方面考察分析。今后的研究,要警惕哪怕是无意识的封闭倾向,保持开放的心态,充分考虑近代“在中国”的各类外来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

  [原文出处]《社会科学研究》(成都),2008.6.134—145

  

  本文是为第四届中国文化论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30年”(汕头大学,2008年7月5—7日)所作,论坛要求“立足当代中国的立场,面向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基于学者各自学科和研究的状况,从思想塑造的维度,比较细致深入地总结、反思、批评包括学者自我在内的30年中国学术”。换言之,除原则性的“立场”和“面向”外,也意味着陈述者不仅要讨论其自身参与之事,还要做一些自我的追溯、反思和检讨。

  任何讨论自身参与之事已经是一件非常不容易做的事,把自己作为“研究”和表述的对象更是一件特别令人踌躇的事。最直接的考虑当然是较难做到“客观”,尤其两者也都还在发展的进程之中。为尊重论坛的要求,文中会适当从个人感受出发。稍多回顾我这一代历史学人是在怎样的学术氛围中成长的。另外,现在是一个分工的时代,学术亦然。所谓“术业有专攻”,下面所述及的,基本是我较熟悉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我想先说明一点:对中国内地既存的史学研究取向,不论是文革前的“十七年”(其实20世纪50年代最初几年跟后面十多年也相当不同)还是最近30年,学界尚乏真正深入的认识。凭借既不足,本文无意也不可能系统论述近30年的研究。实际上,以有限的篇幅讨论30年的研究,恐怕也只能避实就虚。用举例的方式提出一些可以关注和思考的问题而已。②其中多属个人平素阅读的感受,可能还与一些统计数据相冲突。③

  如果将目前中国内地的近代史学界做一大致分类,我自己大致属于所谓的“另类”(an alternative approach)。④“另类”这一词汇在目前内地学界仍是负面的含意多于正面的,至少是属于“有争议的”一类,然其英文表述或显得更正面一些。“另类”学人的存在不一定意味着“另类”史学的存在,但如果存在的话,这样的史学恐怕要应对两个方面——既要关注国外的整体史学发展(不仅是中国史研究,更不能限于近代),又要适应中国大陆本身的思想和学术语境。中听以有时可能出现非驴非马的状况,但也不排除产生“童牛角马”的结果,融合出一些新的取向。

  

  一、引言:史学文类的转换

  

  在某种程度上,近30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可以从中分为两段。若允许夸张的表述,或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许多史学论著已成为一种与70—80年代作品不同的文类(genre)——不仅两者关注的问题、观察的对象、探索的题目等与所谓“问题意识”相关者大不相同,根本是思考“问题”的角度、使用的材料,以及表述的方式等都有较大的差异。从这些方面看,也许不止一种与前不同的“另类”研究取向已经出现。

  例如,关于清末民初不少读书人所思考和讨论的“中国文艺复兴”,可对比两阶段中发表的题目相近的两篇文章。⑥前文主要论证清季士人希望像西方一样文艺复兴的“合理性”;后文基本不考虑这一问题,而是讨论时人的具体憧憬,特别是清季所谓国粹学派以及民初趋新学者如何认知欧洲的文艺复兴,希望由此认识20世纪前期不少中国读书人想让中国像欧洲一样“复兴”的共同期盼。

  又如,关于帝国主义,前者大体视其为一个意志和谋略共同的群体,其视角基本是从帝国主义一边看过来,而较少考虑被侵略地区和人民对侵略的制约(这方面的内容仅在讨论反侵略时处理),也基本不注意、不呼应二战后苏联以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后者反之,从帝国主义和被侵略地区两面看,侧重双方的互动,强调被侵略地区诸因素对侵略者和侵略方式的制约,⑦注意到并适当回应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成果(主要是西方学界曾探讨的一些马克思未曾处理或未曾“解决”的问题)。

  其他类似的例子很多,如晚清改革,前者仍多关注其性质和评价(但具体的“性质”和评价则与所谓“十七年”不同),后者几乎不考虑这些,而希望回到时人立场探讨具体言行并展现其动态进程。还有一种看似后者实近前者的倾向,即虽探讨一些此前较少注意到的改革面相,但基本持“凡改革皆进步”因而也都予以肯定的态度。在“十七年”的时段里,对晚清改革的肯定基本是就“资本主义”对应于“封建主义”的层面言,也到此为止,常常还会指出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现在这种一体肯定的态度(可能也受到外在时势的影响),表面已不甚关注其“性质”,但论事重评价,且评价标准锁定在进步、落后方面,与此前的思路仍非常接近;而其心目中的“进步”和“落后”,与此前也基本异曲同工。

  从目前的学术刊物看,就数量言,前一文类恐怕仍占多数;以影响言,后一文类的追随者明显呈增加的趋势,似越来越吸引着史学新手的关注。实则数量最多的可能是那种半新半旧的文章,在题目的选择和材料来源及一些表述方式上或较像新文类,但其真正思考和处理的“问题”,或试图“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其因应的背景性学术大问题,仍更偏向于旧文类。这样的过渡现象,当然不一定意味着我所说的“另类”研究取向以后就会成为主流。现在的新问题是,后一文类中观念和取向的歧异日渐凸显,一些新的争论往往出现在后一文类之中,甚或一些可能出现的争论也会在后者之中。

  为什么说“另类”研究取向不一定成为以后的主流呢?这并非故作谦逊,我对此确持怀疑态度。目前各大学的历史教学是非常多元甚或多歧的,即使同一历史系,同事之间的学术标准可能相去甚远。确有一些老师在本科教学中较多介绍“另类”方面的论著,但我的经验,多数学校的本科教学似并不倾向于所谓新文类。只要多参加几次招生的口试,就会发现考硕士的本科生和考博士的研究生所读的书有很大的差异。简言之,两类人心目中的学术前沿和学术榜样相当不同。由于研究生已经进入半自学的阶段,他们所体现的不同,或不一定是受老师的指引,而更多是从自选阅读中得来。这当然只是一个倾向性的概括,不同学校和系科间的差异可能较大,实际存在的现象会更具多样性。

  出现上述的“另类”研究取向,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识努力的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是无心插柳的后果,还很难说。若将特定文类的产生和发展置于其语境之中进行考察,这里是否有各自的思想、社会、学术语境的促动和制约,及是否存在某些人为的对某一文类或表述方式的有意识推动,我自己现在也都还在探索和了解之中,希望以后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从整体言,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社会本身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经济的多元化受到自上而下的鼓励,连政治也较前更为多元,地方和基层的声音在决策中的影响可见明显的增加。在全球范围里,1989年中国特别是欧洲的事变扭转了西方学界的思路,两极化世界的终结也导致对黑白分明的简洁论述模式之反思,⑧史事本身和史学诠释的丰富性因以彰显。在这样内外变化的大语境下,整体的中国学术和具体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表现出类似的走向,似乎也比较自然。

  近30年间史学新文类的产生和旧文类的延续,是我这一辈人的亲身经历。要知道我们这一辈是在怎样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则不能不对所谓“十七年”的史学有所了解,然后才能理解近“三十年”的两个阶段,及其变与不变。

  

  二、从学术传统看“十七年”

  

  文革以前所谓“十七年”的中国内地史学,有两个日益明显的主要取向:一是继承了清季以来所谓“新史学”试图寻求历史公理、公例的努力,不过是在(以苏联模式为主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框架下探索历史发展的规律;一是在上述框架内越来越强调以阶级观念来认识和解释历史(这多少也可看做是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发展)。

  20世纪的中国“新史学”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中国的传统史学理念基本未曾进入研究者的思想资源之中(不仅中国的,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史学思想亦然,包括那些曾以文化见长而后已沦落人“第三世界”者)。很多时候,传统史学理念反倒成为质疑的目标。例如,中国传统史学特别注重“人”,所谓“纪传体”史书,就是以人为本位来构建历史。这一流传了两千多年的传统在近代遭到强烈质疑。主要的开风气者是梁启超。他那句“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流传甚广,百年来多被视为对旧史学的正确概括。⑨后来史学著述“可读性”的降低,多少也与“人的隐去”相关。⑩

  这当然只是就大趋势言,具体的研究无形中仍常常受到传统的影响。这与特定研究领域本身的学术积累也有关系:相对而言,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源远流长,20世纪的古代史研究似乎也更能借鉴往昔的传统;⑾而中国近代史是个名副其实的新兴学科,其研究史尚不足百年,积累既浅而负担亦轻,就更多体现出20世纪“新史学”那种“向前看”的特点。

  同时,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中国内地研究者,与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西方史家,有些基本问题意识常常也很接近,即多在思考和解释传统的或儒家的中国是否能以及是否发展出了资本主义,以及为什么。一个类似而更早(至少从新文化运动起就进入集体意识层面)受到关注的问题是,中国是否曾产生“科学”,以及是否可能产生出“科学”;更多是直接探讨一个答案已经确定的问题,即中国为什么未能像西方那样产生出现代科学。

  在所探索的大问题方面,当然也有中国与西方不同之处。在西方,特别是美国。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史一个主要的“问题”即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何以成功?这在大陆和台湾都较少得到分享,无疑是受到政治的影响(尽管是出于不同的考量)。不过,在大陆有一个略相似的问题,即为什么“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由于都是想要诠释既成事实,所以西方和中国学者所问的问题基本都是答案已经前定的,不过在西方可能还有多种不同的解答,需要相对更多的探索方向而已。无论如何,在试图从历史理解当代现象这方面,双方基本是共同的。

  对于“十七年”,中国史学界存在一个显著而迄今认识不足的现象,即自身学统的中断,而且很可能是一种“自觉”的中断。相当一些学者,甚至包括不那么年轻的学者,对以前的、特别是“十七年”的研究基本采取不看或视而不见的态度。我们今日特别提倡“创新”,其实出新正须温故;无源之水式的创新,往往事倍功半,还未必讨好。有些年轻人对“十七年”的研究不闻不问,可能因为他们受学时便未曾听老师言及;还有人之所以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则或许认为那本无多少参考价值什人以为,“十七年”的研究确不令人满意,恐怕也没有那样差)。关键在于,学术传统不论是否“优良”,一旦中断,学术积累便虽有而亦似无,实际也就失去了“创新”的基础。试举一例:

  柯文(Paul Cohen)教授总结出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取向,[1]近年受到许多国人赞赏或仿效,但这些国人似乎并未注意到,这一取向本是不少中国同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史家所长期贯彻的。⑿

  熟悉中国马克思主义近代史研究的人都知道“两个过程”和“三大高潮”的提法,⒀若认真看,毛泽东在论述“两个过程”中列举的近代基本事件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⒁而“三大高潮”分别是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以及辛亥革命,这也是认识近代(当年的分期仅指1840—1919年)中国的主线。

  将两个取向做一对比,即可看出“三大高潮”说实际淡化处理了19世纪三个重大涉外事件——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甲午中日战争。不论提出“三大高潮”者主观上是否有意识地通过对“两个过程”进行诠释以凸显中国的本土因素,从客观效果看,把上述涉外事件的重要性置于相对次要的地位,的确体现出以中国本土事件为重心的倾向。

  在中国近代史这一新兴学科里,直到20世纪50年代,不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研究模式,基本是以中外关系为中心的。或可以说,“三大高潮”研究取向实际挑战了中外既存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模式。但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内在理路看,“三大高潮”与“两个过程”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紧张,至少体现出侧重和倾向的不同:就近代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定性来说,“三大高潮”显然更多呼应了“半封建”的一面,而较少涉及“半殖民地”因素(仅相对而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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