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一个人的命运及其背后的社会体制的整体运动

————对张天痴《格拉古轶闻》的一种解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79 次 更新时间:2004-06-22 12: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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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题目是从我的朋友张嘉谚的文章里借用来的:他在为贵州流亡诗人黄翔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灵肉史--天空下的一个人和一个人的天空》(又名《逃》,《自由之血》)写的序言里,这样写道:作品“表现的是作家的‘人身全体经验’,是一个‘人’生命本文的再现。它也表现了个体血肉交融于群体之中,其背景呈现为一种社会体制的‘整体运动’”1。这自然不是偶然的巧合:当诗人黄翔在贵州高原上流亡和监禁时,本书的作者就在其临省四川承受着同样的生命的苦难。这同一“天空”下的共命运,是一个重要的提示:我们所要面对的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体制运动。那个时代对于我这样的年龄的人,是与我们自身的生命血肉相连的,因此,很容易就读出本书的叙述背后的种种或显或隐的意味;但今天的年轻人,如果不是太敏感,就自然将其视为绝对的“过去式”的存在,不但陌生,而且荒诞,不可理解。这就需要作某种解读,甚至作词语的社会学解释--作者自己也一再谈到,他有一种“咬文嚼字”的“恶习”,喜欢作词语背后的探寻与揭示。

  

  现在,我们就来作这样的尝试:解读作者的命运,并对可能涉及的某些时代词语作某种考释。

  

  原罪、另册

  

  作者的人生故事的开端,和所有初参加革命的共和国初期的年轻人一样,是单纯而充满梦幻的--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本来,“在稍有教养的群体里,长虱子将被认为是一种羞耻”,但在革命队伍里,虱子却成了“光荣虫”,在当时人们(包括作者本人)的认识里,虱子的地位的“置换”,是“证明着社会的进步”的;这样的梦幻式的感觉到后来作者成了牢狱里的罪犯,与虱子结下了不解之缘,就自然破灭:再也无法从中寻找“诗情”了2。但真正将作者从云端拉到地面的,却是1955年的一纸文件:这是县委书记向全体干部正式传达的中共中央肃反运动十人小组的文件3,其中规定凡有海外关系,或直系亲属被杀者一律不能在要害部门工作。--肃反运动本身就反映了执政者对“敌情”的严重估计,如毛泽东所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我们的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里是有人偷窃机密的。这种人就是混入这些机关、部队、企业或团体内的反革命分子”,4当时甚至规定这样的暗藏的“反革命”数要“掌握在百分之五左右”,实际却远远超过此数,毛泽东亲自推荐的一个典型洛阳拖拉机厂,48名科技人员中,肃反对象就达13人,高达四分之一以上5,这就直接导致了肃反运动的扩大化,并成了后来的“鸣放”时期人们意见最多的一个问题,许多人都是因此而被打成“右派”的。毛泽东在当时的一个内部指示中,曾规定对“有反革命的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人”,即使不逮捕,也要在单位内处于“领导控制与群众监督之下”6,而这里却将“控制”与“监督”扩大到“有海外关系者”与“直系亲属有被杀者”,将他们置于“准专政”的地位,其背后的理念则是因为社会关系与血缘关系而具有某种“原罪”。而剥夺其在所谓“要害部门”工作的权利,则显然是一个制度性歧视。这是一个开端:“血统论”从此越演越烈,并逐渐形成了所谓用人制度上的“阶级路线”,一个建立在血缘关系与社会关系上的新的等级制度也在开始孕育。

  

  这是直接改变了千千万万人在新中国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他们的命运的。本书的作者即是因此而被迫从军队的要害部门“转业”到了地方--直到多年以后,他才明白,这里的“转业”不过是“清洗”的漂亮说法,一个典型的词语游戏。它的深层意义就是“打入另册”(“另册”也是毛泽东从19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中发掘出来的一个“革命语汇”,其含义是:放逐于社会结构的边缘,甚至逐出“门外”,置于“无家可归”的境地7),这正是“为若干年后当右派分子奠定了基础”的8。作者当时因为年轻,当然无法预计以后会发生的一切,也就相对平静地接受了这一命运的逆转。但同命运的好友却因为比他更有社会经验而陷于绝望,最后自杀身亡,“用果断的方式了断他在未来的苟活中将要领教的那生不如死的感觉”(这自然是作者写作本书时痛定思痛的认识),却也因此揭示了“另册”背后的血腥9。

  

  或许为了掩盖,又有了“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谆谆教导”。但这不过是再一次地制造幻想。事实是,本书的作者早已与他的“反革命”的父亲“划清了界限”,“选择”了自己的道路,以至亲眼看见父亲绑赴杀场,也毫不动心,还主动向组织汇报,表示“忠心不变”--这样的“划清界限”其实是逼迫人们背弃血缘之爱,从而越过“做人的底线”,是最无人道的。但即使如此,也不可能获得信任,因为在“革命的逻辑”里,出生在被镇压的“反革命”的家庭,就必然有“刻骨的阶级仇恨”,也就天生地可疑,甚至有罪。这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原罪”。

  

  而本书的作者还是一个知识分子,这就又多了一层原罪,“书读得越多越蠢”、“书读得越多越反动”,这也是那个时代的革命逻辑。因此,本书的作者即使在监狱里,也是最不被信任,视为最具危险性的,在《顶头上司们的是是非非》里写到的那位识字不多的分队长就认定他的劳改中队里一切问题,从逃跑到偷吃生红薯的“反改造”,无不根源于这个“有文化”的张某人,于是,“黑手”、“摇鹅毛扇的”、“坐山雕”这样的恶名,就几乎成了张天痴和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这位囚犯中的“文化人”,也就因此承受更多的“阶级仇恨”,那位“政府”(这是劳改犯人对管教者的称呼)将“堆砌如山的贬义词”喷洒在他身上,以“蹂躏认识方块字的人为乐”,当然不仅是个人的品质问题:他执行的是一个体制的命令。

  

  组织

  

  如本书的作者所说,“组织”,这是五十年代(实际一直延伸到以后)“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其背后的理念是:一切归于组织,一切交给组织,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这里所说的“一切”并非夸大之词,而是确乎如此,并且有实质性的内容与制度性保证:就连最具个人性的性爱与婚姻,也要由组织安排。

  

  于是,张天痴的命运又出现了第二个逆转:当他与自己的心上人胡君“确定了关系”(这也是那个时代的词语),却不能自行办理结婚的法律手续,而必须向所在的单位的组织领导呈交“申请结婚”的“报告”;而命运却偏偏捉弄他:领导经过政治审查,由人事科派人到胡君的组织,说明张某人的家庭与本人都有历史问题,然后由组织出面,要求胡君“慎重考虑”。但胡君却毫不动摇,在她不计后果的坚持下,尽管组织最后勉强批准,但却着意降低婚礼规格--那个时代,连婚礼由什么级别的领导出席讲话,都是有等级性的规定的;这一次张、胡之婚,没有一位副科长以上的领导光临,就是表示了组织上的一种态度,一个警示,“这个结婚仪式的气氛只是在婚礼和丧礼之间的档次”,正是预示着以后的一切。

  

  在本书中,还记载了一个听从组织安排婚姻的悲剧:作者所在某军政大学里一位区队长和他当年的大学同学正在谈恋爱,准备结婚,不料,军部的一位老领导看中了他的未婚妻,经过组织审查,得到批准,再由组织出面,要求这位女大学生听从安排;当她说明自

  

  己已有意中人时,组织表示:“这些情况我们早已知道,你放心,我们会给他作工作”,并且指出,这是是否愿意“为革命牺牲个人利益”的一个“考验”。--这样,对于个人婚姻的强行干预,既有了“革命”的神圣名义,又有了不可抗拒的组织安排,在这样的体制下,人只有两种选择:或听从而苟活,如那位女大学生一样;或拒绝而死亡,还要背上“背叛革命”的罪名:那位区队长就是这样走上了引爆自杀之路。这是作者参加革命后所看到的第一次流血。10

  

  当然,最重要的是政治上的组织安排,这更是必须绝对地无条件地听从的。看起来,这似乎十分简单:组织上叫怎么说就怎么说,就行了,这是最省事的,是大多数“奴隶”的选择,但却未必安全,因为组织上如果为了某种需要有意耍起“阳谋”(如作者所说,这也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时代新词语)来,也是要听话者付出代价的。作者在劳改农场最好的朋友朱老弟,一位穷苦出身的农民子弟,就是组织上找他谈话,安排他在全县扩大干部会上“带头作一个大鸣大放的典型发言”,并特意布置:“内容不妨尖锐一些,反正组织上知道”。天真幼稚而忠诚的朱老弟,听从组织的安排,作了“内容尖锐”的发言,结果成了“面目狰狞,灵魂丑恶,充满狼子野心,忘本变质”的“反面教员”--组织也正需要这样的“反面教员”,至于他个人及其家庭因此会受到怎样的磨难,则是组织不予考虑的:这也是“为革命”而“牺牲个人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1957年相当多的右派都是组织安排的。本书的作者就是因为响应党的号召,在一次座谈会上作了一个并不激烈的发言,却被记者按照当时组织的需要将发言内容进行了“拔高”(即“拔”到鸣放时期组织的意志的“高度”),最后又在组织安排的“封闭学习”中,被同样响应号召(这时的号召,已不是鸣放,而是反击右派了)的积极分子揭发出来的:在张天痴“堕落”成右派的整个过程中,其中每一个环节,其实都可以看到组织的作用:数百万的右派就是这样被“网”进去的。

  

  领袖

  

  “组织”如何影响本书作者及中国人的命运,这是一个大题目,需要作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除以上的讨论外,这里,再试换一个角度:“组织”是需要实体来体现的。首先是“领袖”,他是组织的代表、化身,他集中了组织的意志与权力,这既是具体的,实质性的,同时又是象征性的。他的操作性的实际影响主要体现在上层,对于底层的普通民众,他是可望、可听而不可及的,因此,就更具有一种象征的意味,可以说是组织的“神体”。前述贵州流亡诗人黄翔有一首诗,写到现实生活中领袖不断发出的“指示”对自己的影响:仿佛是“从上苍降下的指令”,“那个无形的人的脸上固执地传出来的看不见的铃声”:“它仿佛随时在不可知的远处传讯我。我总想抗拒它的牵制,竭力避免对他作出可悲的机械的条件反射,但我像一头匍匐在主人面前的驯兽,不断地接受着他发出的信号。日复一日,我竟然慢慢地习惯了宇宙铃声的抚弄了。它已经变成了我每日不可少的乐趣,一种古怪的畸形的嗜好。每时每日我都像守着一阕美妙的音乐似的守着这该死的铃声。只要有一时刻听不到它的声音,我浑身就瘫软下来,落如无可名状的空虚”11。这样的一种几乎是无可抗拒的精神的控制力,在普通民众的感觉中,是具有某种神秘性的;而体制的统治利益也需要竭力制造与维护这样的“领袖”的神灵式的神圣光圈,稍有亵渎,就必加严惩。

  

  本书的作者的几个难友,本来,无论就其出身,还是文化程度,都不具有前面所说的“原罪”,但也被“网”进了革命监狱。他们的“故事”说起来都是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力的:一个旧社会的杀猪匠,新社会的屠宰工,看见墙上挂着的马、恩、列、斯的领袖像,好奇地问:“那个大胡子的洋人是哪个?”得知此人名叫马克思以后,就开了一个玩笑,对着画像吼了一声:“你下来,看老子啄(四川方言,意为踢)你两脚”,却不料飞来横祸:斗了三天三夜之后,即锒铛入狱。还有一位小学教员,就因为一时兴起,高举鸟枪,在学校操场作射击状,偏偏前方正悬挂着一张“伟大领袖”的肖像,于是,就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成了大牢里的“二十九号”,最后被判十年徒刑12。--这是在那个时代随时都会发生的荒诞剧与悲剧,其所造成全社会的精神紧张与恐怖,正是维护精神控制的“神力”所必须的。

  

  与其说这是“个人崇拜”,不如说是“组织崇拜”,从根底上是为了加强体制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盛行的“早请示,晚汇报”、“背诵语录”等仪式,就将这样的神圣统治推到了“准宗教”的极端。但这对于普通的老百姓,特别是已经落入“地狱”的囚犯,却是意味着一场空前的精神迫害和磨难。本书《顶头上司的是是非非》里叙述的那位我们已经熟悉的分队长对犯人的精神蹂躏是令人发指的:“在大背毛主席语录的日子里,他每每会指定些和他文化程度相当的半文盲站出来当众背诵。如果背错一字一句,将会被认为是篡改或者故意歪曲的政治错误,这压力压得背诵者战战兢兢,声音颤抖,头上冒汗。此时这位队长会按亮手电筒,其光柱直射在背诵者的脸上,以便在这股强光的帮助下,让他那双瞎凑合的眼睛,欣赏到背诵者那张因惊恐而变形的脸,而这位队长的脸上,也会泛出一丝心满意足的狞笑”。悲剧也终于发生:一位农民出身,精通农事,却自称“文蟒(‘文盲’)”的犯人,因为背错了语录,惨遭毒打,过度紧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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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当代文化研究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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