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炳啸:何谓理性?——论现代性之灵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22 次 更新时间:2009-10-08 04:5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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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炳啸 (进入专栏)  

  

  理性是现代性的灵魂。如果没有理性,也就没有了现代性。那么,什么是理性呢?

  

  一、中国传统的理性观

  

  在汉字中,理字从“王”(玉部)。《说文解字》云:“理,治玉也,从玉里声。”在古人看来,玉有天然纹理,而“治玉”要求首先必须把握玉的纹理,然后顺应玉的固有纹理并按照人的需要进行人工加工,这就是“理”。此后,理也作为名词使用,指纹理。再后来,“理”被引申为一切事物的条贯纹理,如肌理、脉理、地理、物理、心理、事理、名理、义理、文理、条理等。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有多少哲学流派就有多少对“理”的不同解释。一般而言,主要的解释有以下几种:(1)“理”是客观规律。认为“理”是自然理性或科学理性,即“理”是自然万物的法则或规律,但自然理性强调自然至高无上,人要顺应自然万物的法则或规律,与自然同一而无为;科学理性却强调依靠科学理性改造和征服自然,主张人要通过发现和掌握自然万物的法则或规律来达到“人定胜天”的目的,积极有为。(2)“理”是社会规范。认为“理”是社会伦理理性、人文理性或制度理性,即“理”是一种道德伦理原则、社会规范、行为准则或法理原则与法律规范,但社会伦理理性强调“礼”,推崇礼治下的人伦秩序(统治者通过亲缘伦序纲常和礼乐的仪式教化来实行孝道,礼别异、乐和同,从而建构一种基于亲缘伦序服从的良好等级秩序);人文理性则强调“仁”(“仁者,人也”),突出人内在的道德主体价值,推崇仁治下的人道秩序(统治者通过道德示范和人文教化来实行人道、教化人心,从而建构一种基于内在道德服从的良好秩序);制度理性却强调“法”,突出法理的普遍价值,推崇法治下的人工秩序(统治者通过创设法律和制度来人工建构一种基于法律服从的良好秩序)。(3)“理”是逻辑理性。(4)“理”是主体理性,即人的理智的思维方式、认知结构和能力。(5)“理”是本体理性,即宇宙本体和万物制造者,是一切存在的根据(以朱熹理学为代表)。总之,在中国文化中,所谓理性,就是遵照事物固有的规律(包括“天道”、“天理”等,即客观的“本体理性”、自然理性、科学理性等)或具有普遍性的逻辑、道理、规范(包括逻辑之“逻理”、人道之“心理”、社会之“伦理”与“事理”、主体之理智能力等,即逻辑理性、人文理性、社会伦理理性、主体理性等)来判断和行为,从而把“物理”内化为人的行为能力,把“伦理”内化为人的行为规范。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理性的运用不是表现为某种抽象的纯形式或逻辑一般,因为它与具体的生命存在没有分离。理性既是生命的内在本质,也是生命自我实现的理想状态。”[1]也就是说,在中国人看来,理性生命与感性生命应当是同一的,理性必须转化、点化感性生命,以寻求理与欲、真理与价值、知与行的内在统一。尽管不同的思想流派对于理性和感性生命具体实现内在统一的方式与途径不尽相同甚至分歧严重,但寻求一元性的理性的统一(包括理性的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理性的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理性的历史性、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等)却是中国文化精神的共识。相对于西方社会,自周秦以来,中国基本上算得上是一个理性主义传统绵延不绝的古老大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文理性和以法家为代表的制度理性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而人文理性与制度理性都是以社会为本位,关注作为社会规范意义上的理性价值,同时,以民为本的开明道统和以君为本的专制君统则成为中国传统治理理性的两极。此外,以自然为本位的道家的自然理性和以“理”为本位的朱熹理学的本体理性以及以“心”为本位的阳明心学的主体理性,在中国历史上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深刻印迹。这些理性精神使得在中国始终无法孕育出强大的宗教力量,同时,也抑制着逻辑理性、民主理性、科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发展。

  在中国主流文化精神中,天人是合一的,但基本着眼点却是人;自然与社会、对象性与主体性、客观与主观是辩证统一的,但统一的重心仍在人伦社会关系;甚至本质与现象也是统一的,但统一的方式却是中国人所倡导的本质直观思维方式。这些都与西方文化传统迥然不同。

  

  二、西方理性观的思想演进

  

  在西方,自然与社会、对象性与主体性、客观与主观、本质与现象都是二分的,显现出二元对立的哲学传统。中国人倾向于从和合命题出发讲合二为一、辩证统一,而西方人却倾向于从悖论命题出发讲一分为二、辩证矛盾。相对而言,在西方启蒙运动以前,神学压倒了人学,神性压倒了人性。尽管西方非理性的宗教力量蓬勃发展,乃至在社会领域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成熟的宗教理性和信仰理性,使得上帝至少作为一种绝对的客观理性或道德理性的化身而获得了长期存在的依据,但在逻辑与自然领域,西方的逻辑理性与科学理性并没有湮没在神性的光辉之下,而是获得了顽强的发育,并最终取得了统治地位。

  到目前为止,理性(Rationality)在西方主要经历了六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古希腊的客观理性哲学时期。

  理性概念最初源于古希腊的“逻各斯”(Logos)和“奴斯”(Nous)两个概念。“逻各斯”在希腊文中写作λόγος,具有语言、说明、比例、尺度等多方面含义。赫拉克利特最早用这个概念来说明万物的生灭变化都具有一定的尺度和法则,虽然它看上去变幻无常,隐藏于事物之中,为感性所不能揭示和把握,但毕竟具有规律性,能够为人们的“思想”所认识和把握。黑格尔很重视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的这个概念,把它主要解释为理性。实际上,赫拉克利特所说的这种“理性”就是一种具有可确定性的客观尺度和法则,以及把握这些客观尺度和法则的“思想”能力。最早明确提出理性概念的是阿拉克萨哥拉(约前500—前428年),他赋予Nous以理性的含义。Nous的本意是心灵,而在阿拉克萨哥拉看来则是推动“种子”(指构成世界万物的最初元素和始基)结合与分离从而演化万物的力量,它独立存在,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能认知一切事物,是万物的最后动因,也是一切运动的源泉,并始终安排和维护着宇宙的秩序。这种“奴斯”被苏格拉底、柏拉图和黑格尔认为是一种客观精神实体。亚里士多德把形而上学、逻辑学和物理学与数学一起合称为“理论”的知识,而“理论”在古希腊语里的本义是凝视,他认为理论的知识是一种不为其它实用目的而只为知识本身的知识,是最高贵的静观知识。

  古希腊时期的理性是一种与神的理性相联系的客观理性。最早提出“逻各斯”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人的行为没有智慧,上帝的行为则是智慧的,上帝是宇宙正义的体现。主张以理性为真理标准的巴门尼德(前6世纪)认为感官是骗人的,变动不居的感性世界(意见世界)属于非存在,而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不变动的、无限的、不可分的、永恒不灭的、可以被思维的“一”,这种存在的世界就是理性世界(真理世界),它建立在基于逻辑的形而上学之上,但最终还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苏格拉底认为神使宇宙服从“善”的原则,所以神就代表着最高的理性。柏拉图认为知识分为四个等次,即理性、理智、信念和想象,而理性是最高的知识。他进一步使理念世界和感觉世界对立起来,并提出了“宇宙理性”的概念,认为理性是宇宙的本质,是世界存在的根据,也正是宇宙理性使人和万物具有了理性、生命和秩序,但同时,为了沟通理念世界和感觉世界,他又提出了“创造者”的理论,认为宇宙万物是由创造者以理念为模式创造出来的,从而成为基督教早期教父哲学的一个理论来源。亚里士多德最早构建了系统的广义知识论体系,认为一般性的知识分为理论科学(包括物理学、神学、形而上学和逻辑学)、实践科学(包括伦理学、理财学和政治学)和创作科学(包括文学、艺术和美学),并推崇理性,认为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人除了有营养和感觉的功能之外还有理性,而理性的德性正是最高的德性,但他认为理性是一种外来的神圣的东西,并将宇宙运动追溯到其第一推动者——神,认为尘世的理性起源于神的理性并最终统一于神的理性。不过,在古希腊时期,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和信仰格局,使得政权和神权还不足以强大到窒息人性的程度,人的理性在自由的缝隙中获得了生长。

  第二阶段是非理性信仰的形式理性化时期。

  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崛起以及神权与君权的结盟,改变了古希腊多神教时期的信仰多元化状态,上帝被定于一尊,代表上帝统治世俗之城的教会权力至高无上。教会建立了森严的教阶等级制和庞大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专制统治权力体系,宗教信仰已经不是个人的非理性自主选择问题,而成为了基于集体信仰和政教合一国家的强制力的一种“信仰基因”忠诚问题。宗教哲学思想家奥古斯丁就曾探讨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认为人的意志比人的理智更为根本,而意志的力量只能来自于信仰,因此,理性必须服从信仰和意志,信仰是一,高于一切。在这种背景下,哲学成为了神学的婢女,沦为宗教统治的理论工具。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正是以基督教神学的非理性教义为思想内容,以古希腊罗马哲学的理性逻辑为思想形式,把证明信仰的合理性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托马斯·阿奎那就以理性逻辑论证的方式有理有据地论证了基督教神学的合理性,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具有理性形式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信仰与理性、神学与哲学是可以并存的,启示神学来自于上帝的启示,而自然哲学则来自于理性的论证,启示神学不是反理性的,而是超越理性的,它能够使理性更加完善,同时,理性也有助于信仰。但必须指出的是,受到宗教权威保留和承认的理性并不是主体理性,而仅仅只是作为工具存在的形式逻辑理性。在这种理性的辅助下,非理性获得了空前的胜利,造就了中世纪欧洲的深沉黑暗。不过,正如何颖所评论:“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中,表面上看非理性赢得了胜利,但实质上非理性内部也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作为外在的非理性的信仰得到了高扬,高到了高于一切的地步;另一方面,作为内在的非理性的情感、欲望的‘人性’却受尽了屈辱和蹂躏。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在中世纪后期,理性摆脱了非理性信仰的束缚,为文艺复兴以‘人性’反抗‘神性’,为上帝的‘理性’演变为人的理性铺平了道路。”[2]

  第三阶段是人性解放和主体理性时期。

  薄伽丘认为:“自然把人创造得又美丽又匀称,不是用木头和金刚钻造的人,而是用血和肉造出来的,所以人应当是全面发展的人。”[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潮所推动的人性解放运动,首先就是重新确立人的地位,全面把握人的本质。人作为有灵魂的血肉之躯,一方面具有物质和精神的自然欲求,具有作为非理性存在的人的情绪表达、欲望满足等本能需求,另一方面,人同时也具有主体理性,具有认识甚至驾驭自我以及社会界和自然界的理性能力。人是物质性与精神性、自然性与社会性、非理性与理性的统一。主体理性既然要提高人的地位和尊严,张扬人的理性和价值,肯定人的自由意志和个性发展,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就必须在最大可能的限度内对人的现实存在的非理性欲求和能力予以认可和包容。凌驾于人之上的客观理性骤然崩溃,主体理性如旭日东升喷薄而出,人性之花灿烂绽放,从而显现出一幅在主体理性阳光之下人性自由的和谐图景。只是这种图景没多久就如同晨曦般散去。

  在“上帝理性”衰落而主体理性(包括人文理性)崛起的过程中,科学理性发挥了非常微妙的关键作用。哥白尼的日心说等科学发现不仅颠覆了神学殿堂,而且也使人在一个祛魅的广袤宇宙面前感到了自己的渺小。面对着一个没有上帝的未知的宇宙世界,帕斯卡尔不禁感慨道:“这无限宇宙的永恒沉默使我感到惊恐。”不过他仍然相信:“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苇草。”在他看来,人脆弱如苇草,但人却因为有思想而能囊括整个宇宙。那么,人能够替代上帝主宰宇宙或者为我们提供一套确定性的宇宙法则吗?对此,蒙田却质疑道:“这个不仅不能掌握自己,而且遭受万物的摆弄的可怜而渺小的尤物自称是宇宙的主人和至尊,难道能想象出比这个更可笑的事吗?其实,人连宇宙的分毫也不能认识,更谈不上指挥和控制宇宙了。”[4]那是一个怀疑一切的时代,但怀疑一切的目的却是寻求某种确定性。准确地观察和精确的数学推理因此而得到推崇。由于只有科学才能够提供人们所探求的确定性,所以最终替代“上帝理性”的并不是主体理性(包括人文理性)而是科学理性。

  主体的理性能力应当建立在怎样的可靠基础之上?面对这一提问,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的分歧。经验论与唯理论都把人的理性视为是认识世界、获得知识和发现真理的主体能力,(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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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选举与治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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