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林:政治民主化进程中的欧洲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之比较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44 次 更新时间:2009-10-07 04:2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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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林  

  

    一

  

  作为影响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相继形成了三种区域模式:以西北欧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北海—波罗的海模式,形成于30年代末,执政时间长,政策体系完备,拥有较大的组织规模和稳定的社会支持;以中欧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为代表的内陆模式,形成于50年代末,行动温和而长于理论建构,现实成就不如北海—波罗的海模式大,却以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领袖著称,拥有更广泛的国际影响;以南欧社会党人为代表的地中海模式,是一种完全凭籍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选举成功而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形成的偶然模式,主要在反垄断结构改革政纲方面造成一时的轰动效应,对现存社会体制的触动程度以及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贡献并不大。

  从理论上看,北海—波罗的海模式和内陆模式各自都有一套渊源流长的理论体系,都有一代一代理论家为建构和完善这套体系作出了前后相继的努力。不过,前者注重现实政策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对抽象的哲学思辨和理论论争不感兴趣,反对理论同现实的任何背离;后者则热衷于伦理原则的建构和基本价值的阐释,对具体的政策规定却十分笼统,通常是以千差万别的现实活动作为统一的抽象原则的补充。同它们相比,地中海模式根本谈不上什么理论体系,它无非是在欧洲政治气氛发生转折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一种替代选择而产生和崛起的一股政治思潮,表现为地中海沿岸各国社会党在一段相对集中的时间里陆续走向执政舞台,纷纷提出激进的施政纲领,引起世人瞩目。

  北海—波罗的海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多以工党命名,表明了它们与工会运动合二为一的依存关系;内陆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一律称作社会民主党,较为典型地反映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运动形象,工会运动仅仅是它的依靠对象,而不是它本身;地中海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除希腊外都叫社会党,既表明它拥有较多的“社会主义”色彩,不愿意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混为一谈,也反映了它同工会运动相对薄弱的联系。密特朗曾对英国工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各自同工会的关系作过比较性分析,他说:“英国职工大会决定工党的方向,德国工会联合会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战斗基础,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尤其是初期,虽然从工会会员中吸收党员,却不得不在工会联合会之外生存并与之平行发展。”[1]鉴于三党在欧洲民主社会主义诸模式中的代表性地位,这一分析也可以看作是对各模式党与工会关系的一般性概括。

  由于民主社会主义自称是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种选择,身处多党政治环境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必然要同它左面的共产党和右面的保守党发生关系。北海—波罗的海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从产生之日起就没有受到过来自共产党的威胁,而长期作为与保守党相对立的左翼代表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内陆模式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对共产党也基本采取排斥态度,但由于共产党的一度强大也在党内时而出现同共产党合作的呼声。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败国的特殊国际地位,使德、奥两国社会民主党人更乐于同保守党妥协联盟,为了共同的民族利益而牺牲掉部分政治原则。相比而言,最热衷于同共产党建立合作关系的是地中海模式的社会党人。这部分是由于共产党的力量在这一地区一直很强,社会党的成功不能象北海—波罗的海地区和内陆地区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那样依靠共产党的弱小和衰落,而只能凭藉共产党的强大,同它进行有效的左翼联盟,共同反对保守党的政府和政策,然后再利用人们对共产党一旦执政是否还能保持西方民主制度的疑惑,独占左翼联盟的成果,排挤共产党,在政治舞台上以主要的甚至唯一的左翼代表发挥自己的作用。

  上述模式分化,作为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有其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根源。民主社会主义是一个广泛的社会改良运动,谋求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的全面民主化。但由于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通过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尽可能充分地赢得政治权力(参政执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而它首先表现为一个政治运动,各国的政治变革进程对民主社会主义运动的涨落及诸模式的形成都有着十分直接而巨大的影响。现代政治变革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权力逐步从专制走向民主,即政治的民主化。在欧洲三大地理区域内,政治民主化的发展道路、表现形态及实现程度都不尽相同,这种差异性又怎样分别作用于各自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本文将对此作一比较性探讨。

  

  二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现代化的政治体制必须满足以下两个条件:(1)创制新的政策,以便由国家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变革,解决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种种问题;(2)接纳新的社会力量,不断同化现代化所造就的并具有新的社会意识的各种社会势力,使社会成员尽可能广泛地参与政治。[2]尽管政治现代化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但它主要还是指同工业化所引起的深刻社会变革相适应的一种民主政治秩序。笔者也正是基于这一考虑,才引用亨廷顿的上述标准来界定欧洲各国政治的专制与民主程度。因此,这里的民主并不是指“人民主权”或“人民当家作主”。它只是借用西方学术界的一个概念,以标明欧洲各国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和不同状态,进而探讨不同地理区域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所处的不同政治环境对形成民主社会主义诸模式的不同影响。

  根据以上标准,北海—波罗的海国家最早、最平稳地完成了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从形式上看,大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体大概是变化最缓慢、保留封建社会痕迹最多的国家,君王、爵号照样存在,议会、政党沿袭不变。但从内容上看,这些国家则是资本主义民主享受得最充分、所花代价最小的国家。试想,他们在历史上并不曾有过为了争取民主权利而进行的流血斗争,可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它们同其它欧洲国家相比,谁所承受的专制阴影更浓呢?现在的国王、贵族、议会和政党虽然同它们产生之时的称谓出入不大,可就权利和责任而论,今昔对比,到底还有多少共同之处?一切的变化都是在不露痕迹的渐进中完成的,北海—波罗的海国家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地和平地完成了民主化改革。

  英国自1688年“光荣革命”、1689年《权利法案》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确立了君主立宪的现代议会政治制度以后,300年来其基本形式几乎未曾变动。但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继走上历史舞台,1832年、1867年和1884年对议会下院的组成和选举进行了三次意义深远的改革,一步一步地把选举权从贵族扩大到资产阶级,再从资产阶级扩大到无产阶级,基本上实现了成年男子普选权。此后,1909年、1949年、1958年,改革的触须又相继伸进了以贵族血统为基础的议会上院,使之逐步从一个权力机构变成一个谘议性或荣誉性机构。普选产生的议会下院真正成为了国家权力的枢纽。迄今为止,英国还没有一部被称为“宪法”的法律文本,可几百年来陆续制定和形成的一系列政府法规、议会提案、政治宣言以及传统惯例,都构成了英国政治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的行宪准则。正是在这种不断形成、不断更改和不断补充的“集合宪法”指导下,统治阶级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并逐步把新的社会力量吸收进政治体系。于是,旧制度一点一点死亡,新社会一步一步诞生,英国政治社会的民主化以加倍的耐心和无与伦比的妥协精神实现着,同时也是以不可逆转的趋势前进着。

  北欧国家的情况同英国十分类似,甚至比它更加温和、平稳。具有悠久民主传统的北欧各国大体上从12世纪开始就陆续出现主要由贵族把持的新型议会。议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常起着重要作用,不但贵族利用议会反对王权,而且随着14-16世纪等级议会在北欧各国陆续形成并日趋活跃,市民和农民也与贵族、教士并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这使“议员在同国王合作的条件下,能够联合作出一些代表整个民族利益的决定,而老式的议会却没有这方面的功能。”[3]专制王朝建立后,议会就成了可以与之对抗的现成工具。因此,北欧国家的专制制度同英国专制制度一样,本身就含有一定的民主因素,与地中海国家那种极端的专制统治是不一样的。随着这种相互制衡的政治制度的逐步发展,北欧国家在滞后但却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推动下,和平而渐进地走向政治民主化,未曾经受任何起义或内战之类的流血事件。1809年,瑞典通过宪法,废除了贵族特权,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实现了贵族和市民的联系,比较顺利地走上了一条以渐进改良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之路。1865年的议会改革则标志着瑞典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正式确立,“开明专制”的封建时代从此结束。20世纪初,社会民主工党被接纳进政治体制,并日益成为其中的主角,进一步推动了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都成功地严守中立,从而保持了自己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丹麦是在1848年欧洲大革命的背景下于1849年颁布君主立宪制宪法的,但它的自由主义改革却早在18世纪后期就已开始。这次宪法的颁布事实上起到了瑞典1865年议会改革同样的作用,宣告“开明专制”的结束和资产阶级统治时代的到来。挪威则在1814年脱离丹麦统治之后,转入瑞典的统治之下,继而结成瑞挪联邦,顺理成章地接受了瑞典的政治制度,到1905年成立独立国家之时,已经具备了相当巩固的民主墓础。随后,挪威工党同瑞典社会民主工党一样,成为本国政治体制中的主导性力量,着力推进政治的民主化改革。芬兰立国较晚,19世纪初以前隶属瑞典,经历了与瑞典同样的政治变迁。1809年成为俄罗斯帝国内的一个自治、立宪的半独立国家。1905年俄国由于日俄战争的失败和国内革命的爆发放松了对芬兰的控制,芬兰便加快了自己的立宪改革进程,于次年颁布宪法,确立普选的一院议会制,奠定了现代芬兰的法律基础。1917年12月,芬兰利用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之机赢得独立,把政治民主化大大地推进了一步。尽管后来也出现过专制的复辟,但总的趋势还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二战中德国法西斯对芬兰的控制以及战后苏联势力在芬兰的加强,只是表现在国际政治关系方面,对国内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影响并不大。这一点也适用于德国法西斯对挪威和丹麦的占领。因此,北欧各国从专制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完全英国式的,它也是通过数百年的有群众直接参与的历史演进,使人民逐步摆脱专制主义的阴影,同时形成根深蒂固的民主政治环境而实现的。

  很明显,北海—波罗的海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模式是一种比较理想的模式,代价最小而根基最稳。但是,这种模式的进展需要具备两个必要的前提:(1)社会力量有组织、有理智、有耐心的斗争,通过斗争持续不断地给统治阶级施加压力而不激起统治阶级的强烈反抗;(2)统治阶级适时的、适度的让步,通过让步不断吸收新的社会力量并进行自我改造,以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发展。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和民族都能够产生这样两个前提,北海—波罗的海地区妥协的民族特性和高度的经济发展为它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心理和物质条件。当然,北海—波罗的海国家地处欧洲大陆边缘,不易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而较早的资本主义发展又准备了足够的实力不容其它国家窥伺,使之有足够的余地按自己的模式向前发展,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国际条件。地中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便不具备这种有利条件。正如克赖斯基所说,民主的进程并不是任何地方都象大不列颠和斯堪的纳维亚那样从容不迫地、有计划地、平稳地向前推进,战争和动荡使民主的发展在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都充满了曲折性[4]。因而,在北海—波罗的海地区这种独特的政治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形成庞大的组织规模,保持始终一贯的渐进发展态势,养成务实的行为习惯,进而积淀成同自己的对手形似对立实则妥协的思想传统,自然都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

  

  地中海国家的人民则无法享受到这种渐进的安恬,他们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如同他们的经济发展道路一样,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专制主义的阴影总是笼罩在上空,人们面对高压已习惯于用枪炮解决政治问题,致使政治民主化要在无数的流血和牺牲、多次的颠簸和倒退之后才能向前迈进一步。每一次反对旧秩序的革命都表现得十分激进和彻底,但先进的思想却缺乏牢固的组织和心理基础,激烈的革命所建立起来的新的政治秩序时时面临着大厦将倾的危险,旧势力或旧势力的灵魂总是在新的形式下复活,致使革命的成果发生蜕变,社会又回复到革命前的起点。当然,这种回复并不是简单的回归,革命中产生的新思想和新组织必然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痕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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