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昕捷:一位博导经历的两种“自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6 次 更新时间:2009-10-01 20: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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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昕捷  

  

  

  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甚至,作为“老外”,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身为中科院一名博士生导师,周伟东一辈子都在摆弄数学模型,却又对社区治理相当着迷。

  

  他近20年的社区生活可以一分为二:前10年,寄居日本,体验过“真正的自治”,甚至,作为“老外”,还当上了日本社区自治会的会长;后10年,回国定居广州,正赶上中国住房体制改革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社区蓬勃发展的进程。

  

  而眼下,他正越来越痛心于身为业主在国内的种种“遭遇”:

  

  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0元,物业公司却不打算听听业主们的想法;

  

  开发商想改变规划,准备铲平街心花园,同时在所有业主的脚下新建一个地下停车场,却不担心此举会不会挖断整栋楼的地基;

  

  “不能再忍”的业主们试图成立业主委员会,以维护自身权益,却遭受着来自各方力量的百般阻挠,迟迟不能建立。随着利益的分化和时间的推移,业委会筹备小组内部也出现矛盾,最终“作鸟兽散”……

  

  目睹了这些混乱的社区现状,周伟东不由想起自己10多年前在日本担任类似业委会主任的经历。今年8月底,这位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员,花了一整晚的时间,把这些陈年旧事一股脑儿地写了出来,贴到“天涯社区”。没想到,很快成了热帖。

  

  有人跟帖感叹:“早在10多年前,日本的社区就已经如此和谐,值得国人反思,学习和改变。”

  

  有人不解:“中国人很勤劳,隐忍,能吃苦,为什么在现代社区的幸福感反倒不如过去的乡村或四合院?是制度不健全还是我们的文化有缺陷?”

  

  在周伟东看来,自己回忆的其实都是些平凡的小事。问题是,这些小事背后的价值观和行事准则却是国人很难遵守的。

  

  “看似平常的社区治理,最初可能只是维护业主的权益,进而可以上升到民主议题的讨论。”周伟东是如此看重社区的公民自治,因为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一位社会学家的提法,“小小的业主委员会将成为中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先声”。

  

  

  “日本是鰯文化,没有头儿照样能转起来”

  

  周伟东于1989年前往有“日本硅谷”之称的筑波市攻读博士学位。几年后,他和妻子搬到一个名叫“松代三丁目”的社区。在那里,他第一次知道有小区自治会这样的组织。

  

  后来他发现,这类自治会,既非营利的公司,又和政府机构毫无关系,只是居民自然形成的自治组织,却同时拥有类似中国的物业公司、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等多项权责。

  

  不过这位26岁之后才走出国门的研究生还是延续了固有的行事习惯——对工作和学习之外的“俗事”漠不关心。

  

  “我虽然在小区住了多年,却很少参加自治会的活动。”周伟东笑着说,他只是有时候暗自好奇,为什么小区能搞得那么干净整齐和有条理。“这或许就是日本人的素质吧。”他这么对自己解释。

  

  1998年4月,自治会举行换届大会,周伟东和以往一样没有出席。第二天,他在实验室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

  

  “周先生您好,我是松代三丁目自治会原会长。”对方很有礼貌地说。

  

  “有什么事吗?”周伟东有些尴尬,以为对方是来责备自己无故缺席的。

  

  “昨天您不在,我们举行了抽签仪式,您当选了会长……”

  

  周伟东一下愣住了。“这不是要我命嘛?”他心里这么想,嘴上倒没说出来。小儿子刚出生还不满周岁,正是焦头烂额的时候。他心里盘算着要不要以“外国人当不好”为由推掉这个差使。但最终他还是应允了,因为他知道,在日本,很少有人会无理拒绝公益活动。

  

  好在,同时当选这一届自治会会计的蒲地先生是周伟东的好朋友,两人不但专业上有来往,而且两家的孩子也经常一起玩。因此,周伟东首先找到他,并说了自己的担忧。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蒲地先生像卡通片里的一休哥那样劝自己的中国朋友,“您不必担心当不好会长,因为日本是‘鰯文化’。”

  

  鰯是一种鱼。在中国叫“鳁”,在西方国家叫“沙丁鱼”。

  

  整天研究海洋环流的周伟东当然知道,这是一种最抱团的鱼群,上亿条鱼动起来就像是一个球体,却没有一条“领头鱼”。据说,在海洋里,沙丁鱼最有礼貌,也最守纪律,当它们游到狭窄地带时,会自觉排成整齐的队伍,且遵守规矩:年长者在下层,年幼者在上层。

  

  蒲地先生的意思很明白,在一个成熟的现代社会里,即使没有头儿,社区也照样能运转起来。

  

  很多年以后,周伟东回想起当时这段对话,深有感触。在他留学日本的10年中,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日本人极不关心政治,每逢选举,投票率都很低,即使在政府首脑频频换届的时候,公众也漠不关心,好像不需要政府首脑似的。尤其是在2000年4月,当时日本在任的首相小渊惠三突然中风,6周后去世,日本民众也丝毫没有显示出什么异常的情绪。

  

  “你们难道不担心领导班子不稳定吗?”周伟东也曾这么问过一位日本朋友。

  

  “日本是鰯文化。”对方也是这样回答的,“没有头儿,其他的鱼照样能转起来。”

  

  

  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不过,在中国人周伟东的固有意识里,总觉得会长大小是个“头儿”。他担心,自己作为领导讲话时,口音浓重,会被人笑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没搞清楚“会长到底要干嘛,又能干嘛”。

  

  后来他听从蒲地先生的建议,找前会长联系,拿到了厚厚一摞记事本。这才发现这些从一届届会长手中传下来的东西完全是一套“会长操作宝典”。

  

  有关会长的责、权、利都以记录某一件具体事务的形式,明明白白地写在记事本里。譬如添加割草机的来龙去脉,可以追溯到六七届之前的历史;譬如对于小区居民新搬来的和迁走的情况,每年都要“人口普查”;还有每年收到来自七八十户居民的自治费,每户每年1000多日元(当时接近100元人民币),是这个自治会唯一的收入。所有账目不但清楚,而且都留有存根发票。并且,每一笔支出都在记事本上写明了原委。

  

  甚至具体到几月份该开什么会,该讨论哪些议题,只要按记事本做就行。

  

  终于找到了自己定位的周会长,由此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议。小区一共9栋楼,每栋楼选出两名委员。他注意到,没有一个人缺席。此后一年中,共开了14次会,次次是全体到会,也没有一个人迟到。比如有个委员,患有肺癌,一直到住院前也坚持到场。等住院后,他的妻子早就联系好接替的人选。

  

  在这个完全自治的社区里,每个人都能自觉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委员们会主动分担自认为能够胜任的工作,没有推托,也没有拖延。

  

  比如割草机坏了,这本应该由会长去处理,当周伟东询问起“割草机在哪儿修”的时候,底下有一个委员主动说:“周先生,我去修。”同时特别强调修理铺正好在自己下班的路上,比较顺路。

  

  “他担心这种自告奋勇会让我误解成‘因为你是外国人,所以不适合干会长’。”在日本待得长了,周伟东也能体会到日本人出于尊重对方的良苦用心。

  

  会计也是自治会中一个重要而烦琐的职务。虽然蒲地先生是那种爱开玩笑的日本人,但一到对账的时候,就立刻“切换”到那种“傻认真”的状态,每笔账都核对两遍,叫人不得不特别地认真起来。

  

  作为一个完全自治的社区,每家每户都会被分配到清理垃圾场等工作。那个七八平方米大的垃圾场,共分为3格,各家倒垃圾时早就分类装袋。“但有时难免有野猫抓破垃圾袋,流出些汤汤水水”,于是社区内各家轮值,每天都有不同的人去清扫。

  

  “你问干净到啥程度?”周伟东的妻子吴晓利笑道,每次扫完以后,社区的孩子们会蜂拥走进三面围墙的垃圾场,扶着矮墙玩独轮车。

  

  

  会长这个“头儿”当得实在轻松

  

  做了几个月的会长之后,周伟东愈发觉得在日本这种居民自治方式下,会长这个“头儿”实在轻松。

  

  首先,在完全自治的社区里,会长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和决策权,很多时候只是会议的召集人。通常开会的时候由会长提出动议,然后由委员们进行投票。如果会长愿意也可以加入投票,但这个票和委员的票是等效的,根本没有所谓“一把手”拍板的权力。

  

  此外,会长需要监督会费的使用情况。很多时候只要按照惯例处理即可,如果出现新的预算,则必须召开会议通过全体会员的表决。

  

  不过,从记事本的记录来看,身为会长,每年都必须提一条新的动议。按这位中国人的理解,就是“新官上任必须烧三把火”。不同的是,按照惯例,“不烧火不行,烧两把也不行”。看明白之后,周会长就一直在琢磨:“作为外国人,能提出什么样的好动议呢?”

  

  有一位委员建议他,可以把社区内过于繁茂的樱花树修剪一下,以防台风来袭时,伤及房子和行人。

  

  这算是周伟东当会长期间最大的政绩了。有些樱花树确实长得过高,过于靠近房子,但对于这片置身在树林中的社区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工程。

  

  但没想到,等到告示一出,整个社区都出动了。100多个劳力,花半天时间就修剪完了。修剪后清扫满地的树枝,那是妇女们的工作。老太太们也不闲着,忙前忙后,端茶送水。

  

  经过这次集体劳动,周伟东才意识到,为什么他们的社区没有物业公司,却照样干净整齐。

  

  周伟东还意识到,原来,以往每月一次的小区大扫除和每年两次的小区聚会,自己家总是缺席的。过去几年中,自己家应该包干的草地都是别人主动帮着割的,甚至“都没有人含蓄地提醒过”。

  

  有人说:“这样好啊,割草的时候,你就可以不用去了。”

  

  “可是入乡随俗啊,别忘了这里是鰯文化。”周伟东说,“文化就是每个人都能自觉遵守,并以此为荣。”

  

  他举例说,比方社区集体割草那天,家里来了客人。按照中国人的想法,有客人就不去了,邻居也能理解。在日本却倒过来,客人一旦发现外头有人割草,会自己起身,找个理由说:“我该走了。”

  

  在周伟东看来,这种自觉和认真细致的公民文化还杜绝了腐败的可能。

  

  比如,鉴于会长的记事本记载得如此细致,想要私吞会员的会费,就必须做假账,这难度非常大。

  

  第一,很难逃过会计的眼睛,蒲地先生是很好的朋友,但他一核对账目时那种认真的眼神,对任何一个要做假账的会长都会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第二,商店,哪怕私营商店,要他们开假发票也难。

  

  第三,一旦败露,哪怕是一点小利,这个人就没有脸面在大集体文化的日本群体中待下去了。

  

  周伟东就认识一个日本籍台湾人,因为在学校课程安排中占了点小便宜,结果被大家知道。这个人后来再也没法在这所大学评教授了。

  

  

  “唉,这在中国人里行不通啊!”

  

  一年的会长任期很快就结束了。2000年,学业有成的周伟东回到了国内,在广州市的东南郊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一家四口人开始在新的社区生活。这里跟日本的“松代三丁目”社区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在妻子吴晓利的印象中,刚入住的时候,“除了蚊子什么都没有”。由于治安不好,家家都装了防盗网,“远远看去就像一间间班房”。

  

  更让人担忧的是,仿佛有一种无形的牢笼,让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邻居不越雷池一步。“中国当下社区的状态,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吴晓利说。在这里已经住了8年,她不知道同一楼层的邻居姓什么。整个社区只认识一个朋友,还是因为孩子在一起上学才认识的。

  

  “如果说日本社区奉行的是鰯文化,那么中国社区又是哪种鱼呢?”有人这么问海洋研究所的周老师。

  

  “很难说是哪种鱼。”周伟东沉吟道,“有时候像是羊群,很温顺、温和,但必须有个高大的头羊统领才能团结到一起;有时候又像林子里的鸟,觅食的时候临时聚在一起,一旦受到惊吓,各自飞。”

  

  这些都是周伟东的切身体会。

  

  起初他和别的业主一样,也觉得没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的必要。在最初的几年中,这里的物业公司服务尚可,卫生和安保也算到位。尽管周伟东觉得部分服务定价有些高,比如换个灯泡要20元,但他也觉得还能接受,最多自己装就是了。

  

  到了2007年夏天,麻烦来了。开发商卖出了第三期房子,其下属的物业公司随即贴出通知,一期二期的物业费要从每平方米0.8元涨到1.2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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