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振锋:“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在浮现的“中国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48 次 更新时间:2009-09-29 09:0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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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振锋  

  

  中华民族在六十年的人民共和国期间取得了令全球瞩目的进步,走出了一条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为了促进“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理论概括,促成中国学派在国际学界的兴起,2008年12月20日-21日,由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办的“人民共和国60年与中国模式”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中关新园举行。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52位来自海内外的著名学者围绕“中国模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分七场就中国独特的社会模式、中国独特的经济模式、中国独特的政治模式、中国独特的思想方法、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模式之间的有机联系等五大类议题展开了高水平的辩论。学者们从纵向把握人民共和国六十年的有关史实,从横向比较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道路,论述了所探讨的具体领域与抽象的中国模式之间的关联。

  

  一、中国模式与人民共和国

  

  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但与会学者也都认识到,历史是连续的,而非断裂的,没有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积累,就没有后30年的成功。如果说有“中国模式”的话,也是在共和国这60年的风雨中被磨砺出来的。

  从政治上说,中国后30年发展的政治框架是1949年的革命;1980年代农业迅速成长与前30年所进行的基本建设息息相关;50年代出现的两次路线转变(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和自力更生路线),为中国产业资本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是在其特定的国情条件和体制下,经过60年的发展,才取得了初步成功的。而且不管是人民共和国的30年还是60年,没有变的是强政府,改革仍然是政治联动模式。与其他一些后发国家相比,主权性的保障是中国所有的独特性的前提,保证了改革的主动性。特别是,中国的主权是通过政党完成的,当年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的要素。从法治建设的方面而言,有学者考察了从清末变法到最近三十年的百年历程,认为这是一个将民族国家转化为法律共同体的过程。

  当然,30年、60年,在这个历时一个甲子的社会变迁中,也充满了种种波折与教训。比如从1949到1978年的改革,完善了国家的自主性,但牺牲了农民的自主性,所以改革没有持续下去。而1978年到1988年十年,恢复了农民的自主性,农民自主性得到恢复之后,积累了改革的能量,推动了整个中国的进步。进入九十年代,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把过剩的劳动力和海外的过剩资本结合起来,就有了沿海的经济带。1997年以后形成的外向依附型经济,也使得我们今天面对金融危机时出现困难。所以,目前必须强调高度自主性,才能把改革深入下去。

  经过热烈讨论,与会学者的共识是,任何一个大国、任何一个文明的崛起,一定要有一个有吸引力、有辐射力的思想作为基础,一定有一套成熟的制度作为保障,这种思想和制度就是总结“中国模式”的意义。正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研究员指出,虽然有不修当代史的说法,但当代人对当代历史特有的直觉、特有的现实感是后来人难以捕捉的,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讨论中国模式。

  不少学者认为,即便有“中国模式”,它也不是事先计划来的,而是一个演进的结果。60年的历史是连续的,有许多变量在互动,除了长期目标和战略方向之外,既不可能准确地预测,也不可能自上而下地控制。“中国模式”的基础也许更深厚,不止30年、60年、100年,还可能是600年、6000年,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很深厚的,这是任何方法、模式的总结不能忽视的。虽然有学者认为理论模式其实都是固态的,都多少含有保守的意味。但这种模式都来自于动态的历史,都解释动态的现在,也启示将来的行动。

  在与会学者看来,人民共和国的60年是一个追赶的过程,“中国模式”不管有没有可能,都至少提供了一个希望,那就是与美国梦一样的“中国梦”。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有一些做法对西方、对全世界都有启示,有一个“中国梦”的可能。但我们也不要忘记美国是一个梦,而如果不能突破美国梦,就没有“中国模式”。而值得思考的是,是不是我们讨论“中国模式”本身,就已经被历史阶段论的思考所拘束住?我们问有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梦,是在找寻一个不属于西方、不同于美国的自己的梦;不论梦的含义是什么,都需要把中国的发展放在不断转型、不断过渡的位置上进行观察。

  

  二、总结中国模式的必要性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强世功教授认为,西方学界已经在探索“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并将其看作是对西方世界“三百年来未有之挑战”。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术思考能力远远落后于劳动人民的创造能力和政治家们的判断力,以至于我们在经济改革领域中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华盛顿共识”的“北京共识”,提出“北京共识”概念的反而是西方经济学家,而非中国的经济学家。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剑涛教授更进一步提出: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必须建构国家哲学、因此必须以确定性来矫正不确定性,以便带给逐渐耗竭发展动力的国家以持续发展动力的境地。还有学者认为,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乃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十多年,中国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是成就也非常突出。如何理解它?如何评价它?这种发展模式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它为什么能够成功?对于这些问题,不仅国际社会缺乏认识,连我们自己也缺乏认识,不仅老百姓缺乏认识,就是党政干部甚至领导人也缺乏认识。对我们自己的成就,对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基本上说不清楚,其结果就是严重地缺乏自信,缺乏对自己成就的肯定,缺乏对自己模式正当性的论说。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目前的软力量的缺陷,表现在道德(道德沦丧)和制度(中国模式缺乏正当性)合法性两个方面。软力量匮乏还体现在当下的中国模式或中国发展道路缺乏正当性。不仅缺乏来自国际社会的应有的认同,更缺乏来自国内的应有的认同。

  面对意识形态的争论,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主任潘维教授指出,西式的左派指责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西式的右派却在指责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双方的尴尬,体现的是矛盾的现实,还是进口意识形态概念在中国活生生的经济奇迹下的苍白?高举“中国特色”的旗帜,我们才能找回自信,成为自信的“中国派”。

  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教授从中国模式对多元社会的重要意义方面提出:中国崛起与中国发展模式的出现,将加速一元现代性框架的式微,加速多元现代性框架的确立。未来,西方历史将不再是唯一的参考架构,也不能用简单的形式化指标来界定文明的“先进”与“落后”。在多元秩序格局的世界里没有先验的“普世价值”,任何制度与价值体系都必须在不同的社会土壤、不同历史条件下经过实践的检验,经过时间的粹炼才能取得其特定时空下的正当性。没有国家仅仅因为披“代议民主”的外衣,就自动取得政治文明的优越地位;现行的西方代议民主体制,不但要落实自由权利保障、政治参与、权力制衡与公平竞争这些起码的本质特征,也必须在保障人的安全、增进人的发展、维护社会公义、维护民族与国家的生存发展等,这些最基本的国家与政府职能上,高度满足公民的期待、才有机会跟中国模式在意识型态领域相竞争。

  丹佛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赵穗生教授也认为,中国模式已经对于试图对非西方和发展中社会同时施加自由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的具有支配地位的西方式现代化模式造成严重的挑战。中国模式的独特之处在于共产党政权能够掌握何时、何处、以及如何采用外来的观念的政策主动权,其本质在于实施非意识形态的、务实的、以及试验性质的改革道路和强调经济成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

  

  三、怎样总结具体的“中国模式”

  

  有学者认为模式是一套比较成形的东西,“中国模式”不一定已经形成。但也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从所有要素来讲都可以应用。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已经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有一个有迹可循的模式,不仅仅是30年,还可以解释60年,而且这个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用于其它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国模式也是学习了很多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包括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方面的理论和政策的。而且,模式既可以讲不同的发展道路,又可以指它的奥秘——如以前我们认为的日本模式,还可以作为一种榜样,一种范式。1949年、1978年、1989年,中国人做了三次历史选择,中国模式当然是独特的。今天,中国迅速发展,国力综合提升,整个社会在进步,对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充满了吸引力,说中国模式是没有问题的。

  但也有学者认为,模式应该是已经定型了,有一套固定的价值层面的观念在支撑的;因此至少目前中国的这个“模式”还在形成过程中,不如谈“中国道路”和“中国经验”。从目标来说我们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模式,但是从过程来说应该有“中国经验”,因为过去30年中国做得是非常成功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姚洋教授指出,世界上在二战以后也只有13个国家保持了7%以上的增长超过25年,在历史上只有8个国家保持7%的经济增长超过40年,而中国都是其中之一。最起码说有中国经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而事实上,“人民共和国”的“中国模式”是一个理论讨论的问题,是一个行动的指南,或者说也是对现实的一个定义,是对我们过去的一个总结。如果说中国成功了,就要总结原因。今天中国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怎么办?如果能找出一条“中国模式”,我们可以说这个失败是背离了“中国模式”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正在进行一个伟大而独特的实验,那就是共产党利用强有力的政权搞的计划生育。中国即将面临老龄化问题,如果中国在老龄化率达到30%以上的时候还能保持经济增长,那才是真正的中国模式。因为我们很大的一个优势是人的优势,人力资本的优势。从经济学增长的角度来看一看最近30年以及60年的增长,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项对以后的经济增长作用非常显著。我们应该吸取日本经济20世纪90年代减速的教训,在人口方面通过加大人力资源的更新速度,来解决经济发展减速的问题。

  于如何总结中国模式。香港中文大学王绍光教授认为,模式不是说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而是它是怎么组成的;与模式有什么内容相比,我们更应该关注模式形成的原则,特别是决策原则和政策原则。在中西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在中西这两种发展道路中找出一种不是西方的或东方的,而是具有融合性的模式,使大家都相互能接受的模式,也就是中国人讲的和谐世界的观点。这个观点最根本的观点就是共存,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之间、不同的意识形态之间的共存,而非以一种模式取代另一种模式。而一旦我们认为可能存在中国模式,那么就要去为这个模式总结出精炼的关键词,找出中国模式致胜的秘诀。

  

  四、中国模式的具体内容

  

  虽然仍保留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学者们还是在“中国模式”、“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存在的预设前提下,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和研究兴趣,对其具体内容进行了一番探讨。

  

  (一)政治模式

  

  参会学者对西方政治模式进行了广泛的批评,不少人认为中国政治之路,应该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中国模式”。

  中国人民大学非营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教授批评了一种流行的谬论:中国没有进行有意义的政治改革。认为这是西方和自由派的偏见。对于他们来说,只要没有彻底的民主化,就是没有变化。变化就等于民主化。中国虽然拒绝了以多党制为基础的竞争性选举民主,但是并没有拒绝参与式民主和协商式民主。实际上,这些年,参与和协商在深化,所谓“行政吸纳政治”、“咨询政治”都是这一过程的“概念化”或“理论化”。

  台湾大学政治系朱云汉教授认为,西方代议民主在大多数开发中国家实行的经验显示,一个政体虽然具备“民治”的形式要件,但多半无法真正实现“民享”的目标。而中国政治模式的实践经验却显示,特定历史条件形成的一党政权,刻意排除西方式的“民治”程序安排,却更有机会实现“民享”的目标。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河清教授指出,今天西方的“民主”是代议制,归根结底不过是“代民作主”,远非人民自己当家作主。正当西方代议制不过在“代民作主”,而中国的文化政治精英,还在把“民主”理解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这是当今中国“民主”理论的巨大错位。河清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一个落后的事物,而是一个非常先进、非常现代的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可谓人类大多数政治制度演化的一种必然,有点类似经济的发展会走向垄断——经济中央集权一样。中国政治不是中央集权一党主政出了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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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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