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鸿兵:打造真正的“中国模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50 次 更新时间:2009-09-29 01:5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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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兵  

  

  价值中国:您说过:科学家总是乐观的认为,科学技术可以解决所有问题。那么您认为当今社会,科学技术还有哪些问题不能解决?是文化方面的吗?

  宋鸿兵:首先,我认为技术显然不是万能的,在很多领域中它是无能为力的。比如我书里写到的核心问题----人性的贪婪和人性很多丑恶的地方,这些问题是科学技术无法解决的。

  人性的贪婪是不会进化的。比如,两千多年前的古代就有小偷,有强盗,有对财富和权力充满强烈欲望的人。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科学技术有了天翻地覆的进步,但是现在始终还有同样的小偷、强盗,和那些充满贪婪欲望的人。从人性这个层面来看,人类并没有任何进步。

  研究历史其实就是在研究人性。历史从某个角度上讲,就是人性在不同时期、不同客观环境下的自我重复过程。

  比如,我们看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1893年的危机、1870的危机、1907年的、1929年的危机,跟这次的有什么差别吗?如果从人性的角度来说,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过度贪婪导致的整个金融系统崩溃。不一样的只是,可能当年是用信托来放贷,而现在则发明了各种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以此来进行杠杆式的资金投放。从本质来说都是人性过渡贪婪导致的危机。

  价值中国:说到历史,《货币战争》也是某种程度的金融史研究。汤因比有说过:中国人比较相信循环论。而西方人则认为人类是会进步上升的。实际上到现在为止的金融史更多的也还是西方的金融史。到目前为止,包括这次金融危机的发生,你也认为是历史的循环吗?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宋鸿兵:我觉得人性是不会进化的。人性就是在不断反复,先是个性膨胀,然后摧毁,回到原点,再膨胀,再摧毁,再回到原点。这就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所以我不相信人性是可以进化的,也不相信人性是可以进步的,而且从历史发展来看,也确实如此。

  人性始终是一样的,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的形式不一样而已。比如:过去是通过荷枪实弹的战争赤裸裸的掠夺财富,夺取人的生命。现在换了种方式,更多的通过经济、金融、货币战争来达到这种目的。但本质都一样,都是人性贪婪的表现,都是在掠夺。不过是手段不一样,层次不一样,变成一种看不见硝烟和流血冲突的战争而已。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历史还是循环的。

  价值中国:您是悲观的吗?或者说“悲观”跟“乐观”这个词不太准确吗?

  宋鸿兵:我觉得无所谓悲观,也无所谓乐观。这就是人性的常态。

  现在很多人天真的认为:好像人已经变得世界大同化。金融市场也好,国家开放也好,种种方面,都是跟以前截然不同了。觉得现在的人跟以前的人完全不一样了。

  但是在我看来,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它仍然是利益博弈。你可以用中性的话叫利益博弈,但要用极端一点的话说,可以说就是掠夺和被掠夺之间的关系。关键是什么方式、方法的掠夺和被掠夺,差别只在于方式上,但是就本质而言,人类从来就没进步过。

  价值中国:如果历史是循环的,您认为在研究历史时,应该有立场吗?

  宋鸿兵:立场问题,得分情况而言。

  如果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学家,研究历史上的人性变化,这是不应该有明确的立场的,而是应该站在一个更客观的高度,理性分析。但是如果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或者是某个集团的一员,那就需要从某个角度出发,有一个自己的立场和立足点。

  《货币战争》这本书的立场和观点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就是:既有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俯瞰人性的中立性;同时又有作为非统治精英阶层的一个中国人的观察。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范围。可能在这中间会有一定的过渡,但基本上是处于这个区间之内。

  这本书中有提到对统治精英的看法。实际上站在历史客观公平的角度讲,这些统治精英确实是对历史推动最大的一群人。这些人的能量很大,也有足够的聪明和创造力。但是在写作时,又不能完全站在这一方的立场,还要考虑和平衡到其他利益方的感受。《货币战争》的第二本书就是这样,是站在一个更客观的角度来描述和评价历史。

  我们过去所接受的一些历史信息,大部分是一个方向的,形成的历史观常常是一边倒。比如认为纳粹就是疯子,是恶魔!这种历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不完整的、片面的。

  历史写作权是社会科学中一种最大的权利!因为他会影响后世对这段历史的基本价值取向和判断!所以写作历史、编撰历史和历史取材是一种很大的学术权力。在西方,这种权利是被精英所控制的。他们选择性的让老百姓定向接受某一种历史观。所以,我们应该意识到,自己所接收的历史信息实际上是被过滤加工的。有了这种意识后,你就会平衡自己的观点,试着思考不同意见,甚至是相反的观点。这样才会得到一种相对客观的论据。

  价值中国:您刚才提到,第二本书您个人认为更客观一些。您觉得这种“客观”是种力量或规律吗?按照您的话语体系讲:如果不客观的是经改造过的,那么 “客观的”是一种真实存在的力量吗?

  宋鸿兵:举个例子来说,比如金融,从第一本《货币战争》中,应该可以看出,我写金融负面的东西居多。我为什么主要写负面的呢?因为,我觉得改革开放几十年来,各方面的信息统统都是正面的东西,老百姓极度缺乏与这些相平衡的信息。众多图书大多都是站在正面的角度在写,可能表达的方式不太一样,但都没有做到一个有效的信息对冲。我们应该让人们看到,金融市场上不单有好的一方面,不要仅仅看到国际金融市场有规则的一方面。我重点谈的是潜规则!是没有写到纸面上,没有写到历史中,但却是每天都在实实在在发生的一些潜在规则。这些往往是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时候,或者说在进入全球化的时候,最大的一个盲点!而一个大国是不能容忍有这么大的战略性盲点的!如果这个跟头栽下去,就像日本,没有意识到金融的风险,没有意识到金融交易的潜规则,那最后的亏就吃大了。

  所以,《货币战争》这样的书就是要中国人认识到,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诸多风险,很多对中国不利的因素。

  价值中国:您刚才讲的是从一个中国人的角度。这让我想到,“五四”运动时的很多新思潮就是对旧中国思想的全面冲击,甚至是一种摧毁。是不是从历史角度讲,有时候必须要强调“亡国者”,或者必须要强调某一个东西,否则就无法达到平衡对冲的效果?

  宋鸿兵:确实有这个道理。

  在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像鲁迅、胡适这样彻底否定过去传统的做法,也许我们现在想来是有问题的。但是在当时来讲,他们这么做确实能起到一种有效的冲击作用。如果不用这样极端的表达,旧的体系是冲不跨的,或者声音太小,起不到对历史推动的作用。

  但同时,这样的做法也要根据历史的发展进行调整。中国现在如果再坚持“五四”那样的做法就有问题了。那就是一种文明的自虐,或者说是一种文化的自虐。就像一个人彻底毁灭自己的信心,变成一个没有自信的人,就什么也做不了。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当一个民族彻底失去自信,顶礼膜拜别人的东西时,这个民族是不会有创造力的,也不会有生存的地位。

  价值中国:这又回到我们最开始说到的科学问题。政府一直在说,中国要建立创新社会。但实际上技术的创新、制度的创新,这些都有一个前提,就是文化的信心!但这方面比较缺乏。

  宋鸿兵:对,这也是很多问题的根源!

  一个人如果缺少自信心,你不可能搞什么发明创造,不可能有太大的事业上的成长。因为你做任何事情都自我否定。自我否定是一种自我泯灭的过程!会扼杀你的一切创造力!那么一个国家如果发展到现在的程度,没有一个民族自信心、文明自信心,也同样不会有更大的发展。比如你想出一个商业模式,却不敢用。因为西方没有,国外没有。如果有一个新的技术发明,你也不敢把他大规模生产化,因为老外没用过。如果你搞了新的制度模式、政治模式,你也不敢用,感觉和西方主流社会不一样,就觉得可能是歪门邪道。就会有这样的疑虑。

  真正的民族自信心,就是我搞的东西就是未来的标准。只要我走得通,那就是未来全人类的标准。应该有这样的一种雄心壮志。这样才能创新。

  价值中国:您对环球财经研究院智库的定位和目标是怎样的?

  宋鸿兵:如果从长远宏观的角度说,环球财经研究院的最基本出发点,或者说最高的奋斗目标,就是成为中国真正产生思想家的平台!创造出自己的思维体系、自己的话语、价值体系。所以,我们的最高目标是:打造真正的“中国模式”。

  我们要有一套自己的模式,从思想上、理论上、学术上,从整个思想体系层面上打造一个“思想体”。而这个“思想体”一定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因为任何适合于在中国用的,也是适合在整个东半球,不同于西半球。这就需要全面彻底的创新。需要从思想观念上、话语体系上、从历史观上,全面解构西方固有的一切。首先就要批判,因为你要奠定自己的思想体系,首先要知道他的问题在哪。

  价值中国:或者说,他不适合你的东西在哪里?

  宋鸿兵:没错。

  我为什么需要从“货币战争”入手?货币战争重点谈的是“金权”问题。金钱在西方社会里,作为“三权”之外的第四权,是一种隐性权利,又超越三权之上。这个问题必须要得到清晰的认识!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这本书定位为“金权天下”。

  但这在过去并没有人确切的提出来。可能有人谈到金融寡头对政治的影响,但是没有真正的抽象到一个高度。这个高度就是:金权在西方是至上的!它实际上是在背后驾驭着其他的“三权”—司法、立法、行政。我认为只要是由人组成的社会,都是金权在主导。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这是在所有历史时代、所有国家都存在的现象。但是在西方的民主国家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以为是多数人在统治。这不可能!因为多数人统治是倒三角形,这种体系一定是不稳定的!现在的西方社会,实际上是金权作为一种替代物,在替代少数精英统治社会!

  而在中国,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始终有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民主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们认为,西方社会的现实就如同他们所描绘的一样:民主大众统治国家。所以,他们一直认为,中国改革的方向就该如此。所以一直有“此岸”“彼岸”一说,中国改革只有游到“彼岸”才算是成功。而在我心中,中国改革不是要游到“彼岸”,而是把中国的“此岸”变成全世界的“彼岸”。这才是我们要走的路。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要彻底解构西方社会的历史、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他们灌输给你的思想体系。你得知道他把什么东西给过滤掉了,你得到的整个对西方的意向是有偏差的,甚至是扭曲的。首先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要从“金权”破解。因为它是凌驾“三权”之上的,对于金钱在西方社会的作用要进行彻底解构。砸碎了这个思想枷锁,你才能够在其他思想领域,敢于去想。

  价值中国:中国肯定不能用金权统治,民主又有很多问题。那您的政治哲学是什么?

  宋鸿兵:我认为中国要走的政治发展道路,一定要从中国的历史中来!一个国家要搞一个可以在本国实行得了的制度,就一定不能隔断他的历史血脉和文化传统。这是有机的一个整体。也许在过程中会吸纳西方比较好的理念和做事方法,但他的核心、实质仍然是东方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土地上生根发芽。

  从政治理念来说,中国最后进化出来的一套社会制度也好,一种政治文明也好,应该是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当然也不同于现在,他还在一个未定型过程之中,还在改变。最后进化出来什么样,现在还很难清晰地把它界定出来。但是,它的一个基本的分水岭就是,它一定是和中国的历史传承是一致的,血脉是相连的,同时是完全不同于西方,而比现在的政治文明又有很大提高的,这样的一种政治文明。这个可能是中国未来发展一个大的方向。

  价值中国:您认为从金融角度,中国该如何行动建立一套自己的系统?

  宋鸿兵:现在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中国要参与到新的货币制度的构建中来。比如超主权货币、把IMF特别提款权重新拔高、或者其他的将纸币与金属货币捆绑等。但这种做法实际是跟着别人玩。如果加入到别人的体系中去,做一个比喻就相当于在一个股份制公司里,中国只是一个小股东,控股股东和拿主意的人肯定不是你。而你拿进去的是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和货币主权,包括财税制度、包括汇率制度,一切的一切都得上交。这实际上是上交了十三亿人的财富分配权,得到的是一个小股东的地位,值不值?我觉得这个是事关中国五十年国运的!甚至更长时间,都会受这个事情影响。

  还有一种就是先用自己的东西—用人民币整合亚洲,然后逐步扩大影响力。当我逐步跟欧洲、美洲形成三足鼎立的时候,那再谈怎么样分天下才有话语权。这个天下一定是要靠实力来分的!而不是仅仅靠一个美好的理想实现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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