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河:为宪政民主殉道的宋教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8 次 更新时间:2009-09-24 03:2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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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河  

  

  二十世纪已在我们的目光中渐行渐远。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屏蔽权势的喧嚣,找寻真正改变中国行程的先贤,我们看到的只有殉道者的血迹。

  在中国的土地上,读书人追逐的是权势和荣华。他们的脊梁早已被自己抽出,铺成了他们的通天之路。而一百年前,却有几个湖南书生,用他们柔弱的肩膀,殷红的鲜血,扛起了中华民族的苦难。

  他们走上了中国的十字架,他们成了中国的耶和华。

  

  走向十字架之宋教仁·逃离故国

  

  1902年冬天,素怀大志的湖南桃源青年宋教仁奉母亲之命投考武昌文普通中学堂,被录为第一,时年20岁。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为湖广总督张之洞所创办,学员名额为240名,当年在湖南招生30名。

  1902年的中国已是革命风潮风起云涌之时,而当时的武汉又是各种思想汇聚之地。从偏僻之地的湖南常德来到九省通衢的湖北武汉,宋教仁犹龙入大海,在清朝末年的革命大潮中,终于百炼成钢,最终成为近代中国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1903年8月,身负神圣使命从日本回国的黄兴来到武昌,在文普通中学堂作演讲,宋教仁由此得以结识黄兴,并与黄兴成为一生的挚友。从此,辛亥时期湖南乃至中国最伟大的两位革命家携手走到了一起。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们互相信任,互为依靠,彼此忠诚,直至生命的终结。

  1903年11月4日,黄兴30岁生日。当天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最为关键的反清团体华兴会在长沙成立。04年2月15日召开成立大会,举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按照华兴会的分工,宋教仁旋回武昌,倡组科学补习所。

  1904年6月,科学补习所成立,公推吕大森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任文书。科学补习所的主要工作,就是介绍新兵进入清军新军队伍。当时会员刘敬安任职新军马队书记,对张之洞的招兵计划了如指掌。一旦要招兵,刘敬安马上转告胡瑛,然后用密电招各地会党来入伍。而在未入伍前,必须接受科学补习所的密约:矢志待机起义革命,光复汉族。因此湖北新军中大半是科学补习所的党人。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率先由新军士兵发起,最终夺取了武汉三镇,导致了清王朝的灭亡。而新军的率先起义绝非偶然,实在是1904年成立的科学补习所长期在新军中工作积累所至。对辛亥革命而言,刘敬安,胡瑛,宋教仁居功至伟。

  1904年,黄兴与湘鄂志士约定于1904年11月16日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起义,以示绝不与满清最高统治者两立之决心。当时决定以长沙为发动中心,以浏阳、衡阳、常德、岳州、宝庆五路为响应。宋教仁授命在武昌筹设支部,并担任常德一路的主持。

  1904年10月,宋教仁回到常德,聚集同志,筹划起义。因为经费短缺,宋教仁准备变卖家产以济需用,但一时又无法变卖,便决定赶赴长沙另筹款项。1904年10月30日,遂冒雨起行,于11月5日抵达长沙,泊朝宗门外。宋教仁登岸后遍访各约定处所,但都是大门紧闭,寂无人迹。到黄兴寓所探听消息时,邻居告诉他黄兴已出门十多天了,不知去往何处。这时的宋教仁四顾茫然,断定必有变故发生。信步街头时,突然遇到会员曹亚伯。曹亚伯便把他带到长沙的圣公会密室内告之:华兴会起义计划已先期泄漏,机构已被官府破获,黄兴等人已逃。现抚台已派兵四处抓人,宋教仁即为抓捕对象。宋教仁本想回常德从速起义,但又苦于没有经费,束手无策。第二天,见到圣公会的黄瑞祥牧师,并且曹亚伯也告诉他,官府已派兵前往常德抓他,要他马上走。黄牧师给了宋教仁银洋15元,在此情形下,宋教仁不得不离开长沙,于11月7日附舟东下,追寻黄兴去了。

  11月16日,宋教仁来到武昌。当时正好是华兴会约定的举义之日,也即慈禧七十岁生日。武昌城内张灯结彩,而各营弁兵则严阵以待。满街巡逻,以防止华兴会起事。此后,宋教仁找到胡瑛,以及文普通中学堂的同学,才知道科学补习所也已经被查封。宋教仁是文普通中学堂的名人,认识的人太多,所以他感到此地不可久留,便决定前往上海。11月17日,宋教仁于汉口登舟往沪。临行前,同学罗律中、曾松乔、汪育松,欧阳俊民、曹德铭、陈文深、胡勋臣、胡静轩、廖镜泉、欧阳吉香等相送,并为他凑足了前往上海的费用,11月21日,宋教仁到达上海。

  到达上海后,宋教仁遍访同志,但又一无所获。后来见到刘揆一,覃振才知道,由于华兴会成员万福华暗杀原广西巡抚王之春一事,黄兴、张继、章士钊被牵连入狱,而官府还大肆抓捕华兴会的党羽,上海也已经“几亦不能藏身”.这时候的宋教仁不得不考虑离开祖国,东渡扶桑。

  1904年12月4日,在众多朋友的资助下,宋教仁与同伴柳大任,龙毓峻乘轮船启程前往日本,在船上,宋教仁发现湖南同乡后来大名鼎鼎的杨度、杨守仁两人也在同一条开往日本的船里,

  在一路狂奔的途中,在波涛汹涌的八百里洞庭湖里,宋教仁曾作长歌一篇,似可看出他当时的心境:

  噫吁嘻!朕沅水流域之一汉人兮,愧手腕之不灵。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隅兮,事竟败于垂成,虏骑遍于道路兮,购吾头以千金。效古人欲杀身以成仁兮,恐徒死之无益,且虑继起之乏人.负衣徒步而走兮,遂去此生斯长斯歌斯哭斯之国门。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披发长啸而四顾兮,怅怅乎如何逝?则欲完成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

  

  走向十字架之宋教仁·负笈扶桑

  

  1904年12月13日,经过10天的海上飘泊,宋教仁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东京,至1910年冬天离开日本,宋教仁在日本整整呆了六年。在日六年,宋教仁参与或本身成就了中国近代史上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同时宋教仁不忘发奋学习,全面接受西方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理念。用他自己的话说:革命建设基础在高深学养。他成为当年同盟会中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关注西方民主宪政理论的人,他也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初就关注以后政权建设的第一人。

  一、创办留日学生中的第一个全国性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

  宋教仁一抵达东京,首先想到的是创办刊物。由于他是华兴会的领袖人物,又在武昌文普通中学堂就读过,所以在湘鄂两省有很深的人脉关系。初抵东京,他就遍访湘鄂旧友,向他们阐述自已创办刊物的想法,诚邀大家的加盟。他的热情、执着、才能有目共睹,也使他很快聚集了一批人。在他1905年1月3日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记载:已正,戴渭卿来访,谈良久,留午餐。未初,偕至留学生会馆,赴文普通同学会,时各同学皆至,乃由余演说湖南风潮及余去湖北以后之历史,诸君皆赞惜不胜,欲为余代筹资留学此间,余惶愧不已,再三辞却,诸君乃偕至一室秘密商议,如不欲使余闻也者。酉初,余复至越州馆,开组织杂志发起会,时至者十余人……乃议举暂行经理人二人,公举得余及张步青任之。

  在到日本后短短的二十天里,宋教仁就成功召开了刊物的发起人会议,可见宋之组织能力之强。会议决定刊物名称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此后宋教仁为创办刊物四处奔走,征求社员,收集股金,约人撰稿,洽商印刷,付出甚巨,倍形辛劳。而其间又因为财力不足,加之陈天华因意见不合辞去编辑之职,差点使刊物中途夭折,幸赖宋教仁苦苦支撑,奔走联络,自已又撰写了其中四分之一的稿件,才使《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一期于1905年6月24日出版发行。

  《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所以值得一书,在于这样几个方面,其一、它是日本留学生界第一个全国性刊物。其二、宋教仁主张采取黄帝即位纪元,而不用清王朝纪年,反清意味非常浓烈,他的主张当即为大多数人接受,各省留学生刊物版权页之出版年月随后都采用他的纪年。其三,在刊物周围很快聚集了一批有识之士,这些人打破了当时门墙森严的省界,为以后中国同盟会能在日本成立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同盟会初创之时的许多重要成员即出自这一刊物队伍,象陈天华、程家柽、胡瑛、田桐等都是近代史上重量级的人物。其四,在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上,由黄兴提议,由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人大半已入同盟会,故将此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得到同盟会认可,后将该刊定为同盟会机关报,改名为《民报》。

  二、在中国同盟会创立的日子

  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于日本东京,当日加盟者约100人,中国17省都有成员参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团体。这是1903年以来,海内外革命风潮互为激荡,日见剧烈,加之仇俄运动扩大而清廷腐败无能,时势已趋向非排满革命将无以图存的共识达成的自然结果。同盟会成立后,使原来个别散漫的反清人士彼此汇合集中,迅速形成一股巨大的反清合力,不到一年时间,加盟者已逾万人,支部遍于全国各省,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不过六年,驱除鞑虏、建立民国的目标就已达成。由此可见,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地位。

  而本人觉得,中国同盟会形成的过程,特别是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放弃门户之见,同意与孙中山联合才是同盟会得以成立的关键。

  以儒家学说为国学的中国,门户之见渊源深厚,宋代经朱熹发扬光大后,乡土籍贯,宗族观念尤为浓烈;而科举制度对籍贯的禁限,影响更大,深入中国社会的每一阶层。1420年,明成祖迁都北京,芜湖人在京建立了芜湖会馆,开各省府州县在京设立会馆的先河。从此后,中国各地以旅居当地同乡为成员的地缘组织同乡会馆遍地开花,而且飘洋过海,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同乡会馆的存在,这确实为人类史上独有之景观。

  而当年留日学生在进入日本学习的同时,也把开会馆的恶习带到了异国他乡。到1905年,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约8000人,人数可谓不少矣。但大家却分属17个省,甚至每个省下又分有几个同乡会,这些留学生虽飘洋过海,学习的也是当时先进的文化知识,但他们的地域观念却根深蒂固,加之各地不同的风俗和方言,大家彼此间多为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

  1903年,受日俄战争的刺激,留日学生创办的各省刊物里开始出现要求“非省界”和“联合革命”的言论,率先发声的是《淅江潮》、在《浙江潮》的第三期里主张“消除地域界限、联合建立统一团体。”人人心忧国之心,人人事忧国之事。而以刘成禺为首的《湖北学生界》也起而响应打破省界的呼声。并且在此刊封底出现“大湖南北同盟会”,同盟会名称开始在海内外出现。

  与此同时,陈天华著《猛因头》一书,在书中他提出:要把现在江山从那虎狼口中抢转来……依了鄙人愚见,不如大家合做一个大党。

  1904年10月,华兴会举义不成,各地志士先后亡命日本,除宋教仁之外,黄兴、陈天华等华兴会成员,陶成章、徐锡麟等光复会会员,还有秋瑾等志士云集日本东京。

  1905年初,黄兴、宋教仁看到来日同志日渐增多,他们检讨过去,瞻望未来,认为有必要设一个全国性的会党以为革命之中坚,他们的想法得到了很多留学生的认同,但安徽人程家柽却主张稍缓,他说:近得孙文自美洲来书,不久将游日本,孙文于革命名已大震。脚迹不能履中国一步,盖缓以时日以俟其来,以设会之名奉之孙文。而吾辈得以归国相势起义,事在必成。程家柽当时是《二十世纪之支那》主要负责人,与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都有联系,特别与宋教仁私交甚好。而程家柽又是留日学生中最早与孙中山有联系的人,对孙中山的思想也非常了解,因此,程家柽在黄宋等人面前极力主张与孙联合,幸运的是,黄兴、宋教仁听取了程家柽的意见。由此可见,程家柽在中国同盟会的组成过程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05年7月19日,宋教仁在程家柽的引领下,与孙中山的日本朋友宫崎寅藏见面。宋在自己的日记里对此次见面记叙比较详尽,他写道:滔天君(指宫崎)乃言孙逸仙不日将来日本,来时余当为介绍君等云云。又言君等生于支那,有好机会,有好舞台,君等须好为之.余日本不敢望其肩背,余深恨余之为日本人也。又言孙逸仙所以迟迟未敢起事者,以声名太大,凡一举足皆为世界所注目,不敢轻于一试。君等将来作事,总以秘密实行为主,毋使虚声外扬也。

  1905年7月28日,宋教仁与孙中山约晤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当时孙中山39岁,而宋教仁只有23岁。两人谈话的主旨,在于联合各省人才担负革命建设工作之重要性;孙中山亟盼全国统一之团体的出现。当日见面的在场人还有陈天华与宫崎寅藏。而在此之前的7月19日,孙中山已经拜访了华兴会会长黄兴,两人就联合一事已达成共识。在孙与宋的会谈中,孙中山认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的瓜分,但忧自己的内讧。此一省欲起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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