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啸虎:中国农业:甲子国庆前夕的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42 次 更新时间:2009-09-23 20:4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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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啸虎 (进入专栏)  

  

  编者按:此文是中国某报记者最近对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安徽大学兼职教授史啸虎先生的一次访谈的内容记录。新中国建国即将整整六十年了。中国经济似乎在所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但是只有一个产业领域除外,这就是农业。用史先生的《农村改革的反思》一书中的话说,虽然经历了无数的改革,但迄今我国的\"农业依然是最薄弱的产业,农村依然是贫穷而落后的地方,农民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收入依然微薄,而政治权益的缺乏使得他们很难保障自身的经济权益。与此同时,我们的形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城乡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差距却仍然在这个新世纪无情地扩大\"。因此,我们刊发这份访谈文章的目的是想让人们欢庆国庆之余,也能冷静地看到并思考中国农村社会和农业经济中所存在着那些的严重而紧迫的问题,从而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通过若干带根本性的制度改革以扭转农民相对贫困化的趋势,并从根本上扩大中国的内需,为促进中国经济持久的可持续发展而打下稳固的制度性基础。

  

  问: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农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问题。您长期关注中国农村问题和农业的发展,请您谈谈我国农业走过了怎样的道路,经过了哪些阶段?

  史:中国的农业,就其作为国民经济最基础的第一产业在建国以来的六十年发展轨迹而言,真是跌宕起伏,蔚为壮观。这里有许多宝贵的经验,也有许多惨痛的教训。可以说,世界上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发展得像我国这样曲折和艰难。虽然中国的农业解决了十三亿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个成绩的取得是占人口70%比例的广大农民付出了怎样的牺牲,也即政治和经济权益的代价才换来的,而且倘不坚持改革,这个成绩也是很难持久下去的。我们还要看到,我国的农业还离我们梦寐以求的规模化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很远很远。因此,在这建国六十周年大庆之际,如果我们能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这六十年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认真地加以总结的话,那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也是很有价值的事情。

  如果要我用一句最概括的话来形容新中国的这段农业发展史,那我就会说:经验与教训同在,成就与失误并存,发展依然艰难,改革尚未成功。以上这个总结也可能太抽象了一些,但我将在回答后面的问题时逐一给出具体的阐释。

  中国农业的六十年发展史其实也是一部改革史。在这段历史中充满了不间断地也体现了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原理的政策和制度改革。因此,说起中国农业的发展阶段,我们不能仅从经济指标的层面去进行分析和划分,还应该从农民的政治和经济权益的角度进行归纳。对此,我觉得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授权阶段、收权阶段以及现在的还权阶段。

  所谓授权阶段也是指政府通过土地改革将土地所有权授予农民,大致从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颁行《中国土地法大纲》到1953年底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为止,为期不长,仅约六年。其间,1950年6月30日,也即建国后一年不到,国家正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行土地改革。这场土地改革使得我国农村的土地占有状况被根本改变,使全国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地获得了4600万公顷(约7亿亩)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700亿斤粮食的苛重的地租,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土改后的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三年增长48.4%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这是中国建国以来农业经济发展最为迅速也是最为辉煌的历史时期。即便是我们现在一再宣传的农村经营制度的重大改革--即实行大包干(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1978~1984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也才有7.6%。

  问:那什么叫收权阶段呢?收权又是收什么权呢?

  史:所谓收权是指将土地所有权从农民处收回来,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这个阶段比较长,先后有二十多年。中国的农业正是在这个阶段里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具体说,所谓收权阶段则是从1953签署的那个决议开始推行所谓合作化一直到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为止,为期27年。

  这个阶段充斥了意识形态的理想与破灭以及激情和荒诞,但带给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却是剥夺、屈辱、浮夸、饥荒、贫穷和落后。可以说,这个阶段也是中国农业经济发展最为缓慢也是最为衰败的时期。中国的农业在这个时期里大伤元气,直到今天也未能完全恢复过来。除了曾发生过饿死数千万人的历史性悲剧外,据历史资料统计,从1958年到1978年这二十年里,中国的亿万农民在人民公社体制下人均收入总共仅增加了60元,平均每年每人增加3元。这一期间中国还至少发生过5次从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几十的通货膨胀。而且,还不仅仅是农业。众所周知,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问:为何要以1980年的这个中央通知而不是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期来划分第二阶段呢?

  史:这是因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具有十分重大的历史意义,但那都是宏观的,主要是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但在农业经济这一块当时思想却没有解放。比如,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最先推行的大包干(也叫分田到户,但并不是真的分田,而是还权,还土地经营权于农民)发生于1978年,但当时只是在局部农村悄悄地进行并逐步向全国各地扩展。虽然这种做法是革命性的,但那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有关农村改革的两个重要文件--《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还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但是,从第二年开始中央关于农业经济的指导思想便开始发生变化了。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就印发了上述通知,第一次以中央文件形式否定了集体经营制度,指出,\"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大包干的普遍推行给了以所谓\"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沉重的打击,并最终让人民公社这个曾给广大农民带去饥荒和灾难但当年还被人为神化的庞大的意识形态产物最终站立不稳而轰然倒塌了。

  大包干给中国农业带来的变化是了不起的。据资料显示,1978~1984年,我国农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7.6%(按1978年价计算),粮食生产增长率年均4.9%,粮食产量突破8000亿斤;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60.2元增长到355.3元,增加了1倍多,年均递增17.3%,即使扣除物价上涨影响因素仍高达15.9%。农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短短的几年里也从2.7:1大幅度地缩小到了1.8:1。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堪与土地改革后农业经济的爆发式增长相媲美。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史上最值得浓墨重彩加以宣扬的黄金时期之一。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我们在废除人民公社时并没有乘热打铁一并废除造成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基础--土地集体所有制,而仅仅是改革了这种落后所有制下的经营和分配制度。这种带有妥协性的制度改革虽然让执政党内部避免了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摊牌,但却为后来中国\"三农\"问题的恶化埋下了制度上的伏笔。

  问:\"三农\"问题恶化与集体化改革不彻底有关系吗?你对人民公社有什么评价?

  史:当然有关系。当年的集体化是指:集体化制度=人民公社+土地集体所有。人民公社是一种政社合一或叫\"党政军民学合一\"的奇怪而荒诞的组织。这种违背社会治理常识的所谓全能组织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出现,就是因为中国存在着一种同样不合理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度。可以说,没有土地集体所有制,也就不会有人民公社。因此,这个土地集体所有制度不废除,人民公社的梦魇在中国就永远也挥之不去。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的村民自治组织,即村委会身上带有的强烈的行政色彩也是政社合一人民公社制度在现代社会的一种组织残留。这是我国村民自治组织以及基层民主陷入困境的主要原因所在。所以我认为,去行政化应该成为我国村民自治制度改革的主要方向。这也是发展和实现我国农村基层民主的唯一途径。

  大包干虽然瓦解了人民公社,但滋生人民公社这种意识形态乌托邦的制度性土壤并没有被消除掉。推行大包干只涉及到集体经济的经营权制度及其导致的分配制度的改革,并没有涉及到生产资料,特别是土地的所有权制度的这类带有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问题,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完全解决农民的所有政治和经济权益的回归问题。所以,在大包干所激发的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经过几年释放完毕后,中国的农业经济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比如,据当时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在整个\"九五\"期间(指上世纪末最后五年),我国农民的来自种植业和林业的收入,每年平均分别下降了6.21%和1.08%,而来自畜牧业和渔业的收入,每年平均增长的幅度也不到1%。如果加上物价和农用生产资料的涨价因素,农民的收入在那段时期是呈一种严重减少态势的。那段时间,中国农民阶层的绝对贫困化也开始普遍出现。由此可见,仅仅依靠大包干或者仅仅将土地使用权还给农民是不可能避免农业危机的。

  不仅如此,土地集体所有制还是违宪的产物。比如,1954年宪法第八条明文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可我们在宪法颁行之后所印发或推行的几乎所有有关农业集体化的政策文件都是为了剥夺了而不是遵照宪法去\"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我们也是直到1975年,也就是推行了这个违宪制度二十多年后,才以改写宪法的方式将土地集体所有制予以了后补性的所谓合法化。但是,这种先违宪后合法化的做法在未来是经不住历史与法律的双重质询的,也是不能持久下去的。因为,违宪的产物总有一天会遭到追究的。

  除此之外,土地集体所有制对中国农业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经营,也即农业的现代化也是不利的。它还有许多局限性。

  问:你的关于农村改革主要是改革集体化制度的观点听起来还是有道理的。请再具体谈一谈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局限性。

  史:其实,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局限性几乎是众所周知的。首先,缺乏土地所有权保障的承包经营权是靠不住的。在最近二十年的城市化过程中,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地通过无数法律和政策文件宣称要保障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但农民的土地权益,包括土地的使用权、发展权和生存权,还是一再地受到侵害和剥夺。因为农民只有土地的使用权而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是属于所谓集体的,而集体则又不是任何一个独立的法人,无法得到任何法律的保护。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手里仅有的一点儿土地使用权遭到不间断的侵犯似乎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有资料统计,十多年来每年发生的数以万计的群体性事件中大约有60%源自于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侵犯和践踏或与土地有关,但是我们又听到过多少侵权当事人,主要指某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因此而受到法律的制裁的呢?谁都知道,几乎没有,即便有,估计也不过是前者数量的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而已,几乎不具统计意义。

  其次,土地承包经营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格局。以前,也即在收权阶段中,我们曾经寄希望于土地集体所有制及其派生的集体生产制度(简称双集体制度)以图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结果不仅未能如愿,农业还给搞得凋敝不堪。最近三十年来,我们又试图在保留土地集体所有制下通过农民个人承包经营(简称单集体制度)来达致这一目标。我承认单集体制度的经营效益以及在尊重农民的权益上要比双集体制度的好不少,也认可现在搞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由于这个制度(指土地公有、经营私有的单集体制度)人为地刻意分离了本不可能分离的土地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而且回避并无视土地所有权及其行使人的存在和权益,因此,这种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个制度基础上的土地使用权流转的做法不仅会造成法律体系上的混乱,无法持久下去,也会阻滞国人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农业规模化经营和现代化农业的进程。我曾在不少文章中分析过重庆和成都两市统筹城乡改革中的土地使用权流转上的法律风险和实际弊端,也叙述过地权归农后中国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的可行性和美好前景,这里就不多说了。

  最后,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广大农民没有所从事产业的土地资产所有权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完善的也是不可能持续发展下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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