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则文:理想追求与实践悲剧:新自由主义评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7 次 更新时间:2009-09-23 00:2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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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则文  

  

  [摘要]近几十年来,在反凯恩斯主义的声浪中,新自由主义作为一股主要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意识形态思潮占据了全球主流话语的支配地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然而,在其理论宣扬的浪漫主义乌托邦神话背后,却是其主导下的政策在世界各地实践所带给我们的残酷现实。因此,如何超越新自由主义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循环,解决当下的危机,成为我们迫切需要正视的问题。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自由市场;凯恩斯主义

  

  当下,国际社会正在经历一场空前的经济金融灾难。这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大动荡现已对国际社会发展与稳定产生重大挑战与威胁,各国政府及各种国际组织正在就稳定本国及国际金融局势进行积极协商和应对,各国政界和学界也在不断反思和追问。人们发现,兴起于20 世纪70年代初、流行于上世纪后期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此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乌托邦并未造就出现实世界的“世外桃源”。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放松监管、市场的自由放任、资本和金融的自由化、全球一体化等理论正是导致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祸根。

  

  一、自由市场的至上性——新自由主义的理想乌托邦

  

  新自由主义是上世纪后期在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和福利国家等政策的声浪中兴起的一股风靡全球的思潮,一时执思想界之牛耳,在政治、经济等领域占据了压倒性的支配地位,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新自由主义早在20 世纪20-30年代时就已出现,是在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宣扬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强烈反对国家干预的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政策主张。其基本原则概括起来是“四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和全球一体化。新自由主义学者主要包括伦敦学派、现代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和公共选择学派以及供给学派等,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前三者,其代表性人物有F·哈耶克、M·弗里德曼、J·布坎南等经济学家,以及哲学家R·诺齐克和政治学家G·萨托利等。1990年,由美国政府主导下 “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标志着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20 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新自由主义基本上统治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权,而其影响几乎覆盖了东西方所有国家。这一方面缘于当时人们因为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危机和“滞胀”困境的束手无策所导致的反凯恩斯主义倾向;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新自由主义的极端话语恰巧迎合了当时人们的这种心态:认为危机和困境是缘于过度的国家干预,而自由市场本身是完美的,根本不需要国家干预,因此,必须较为彻底地尽快清除这种干预,给市场以充分的自由发展空间,尽情施展和发挥它的能量和功用。在此情势下,新自由主义塑造了一个“自由市场之上”的理想主义乌托邦。

  1.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保障和基础

  新自由主义认为,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密不可分。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基础和保障,没有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经济自由就不会有政治自由。哈耶克曾说:离开了经济事务的自由,曾经的那种个人的和政治的自由就绝不会存在。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为体手中,个人才没有被他人控制,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才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都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它在名义上是属于整个‘社会’的,还是属于独裁者的,谁行使这个管理权,谁就有全权控制我们。”[1]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是个人自由选择的最重要保证和前提。弗里德曼宣称“资本主义是政治自由的必要条件”,他认为,政治与经济的安排只可能有某些有限的配合方式,经济自由不仅是总的自由的一部分,而且也是政治自由得以实现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市场的广泛使用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因为市场使其所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没有顺从的必要。“我找不到任何例证来证明:人类社会中曾经存在大量政治自由而又没有使用类似自由市场的东西来组织它大部分的经济活动。”[2]任何寻求反市场政策之政府就是反民主的,不管其获得民众多大的理解和支持,因为获取利润乃民主之根本。他们反对那种认为经济领域可以与政治领域分开、可以在经济领域实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而在政治领域保有政治和个人自由的主张,认为一切对经济领域的干预都会有碍自由的实现。所有的管理主义、计划、政治规划都具有潜在的极权与专制倾向,因为它们对经济自由同时也对政治自由构成了一种致命威胁。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一句骗人的鬼话。因此,为了保障政治自由,必须在经济领域中给市场以充分的竞争性自由,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维持一种竞争性的资本主义,尽量减少国家干预,把政府作用限制在最小的必要范围内,推行“最弱意义上的国家”——“即一种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有限功能的国家”[3],这实际上就是古典自由主义者所宣称的“守夜人国家”。

  2.自由竞争的市场是完美的

  新自由主义把自由竞争的市场说成是最优的、可以自我调适的社会结构。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经济世界是纯粹完美的世界,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完善而和谐的系统,具有纠错的功能,其供求机制会自发调节和解决一切经济问题,自动创造需求和平衡。市场的扭曲是政府干预造成的,是自由不够导致的,只要保持市场的充分自由,市场将发挥其完美的功能。在一个典型的民主体制社会里,自由市场占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最行之有效的。因为最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场经济不仅能体现个人自由选择的理想,而且能够在经济增长、效率提高、技术进步和分配公正等方面使经济绩效达到最优。在新自由主义者的眼里,以每个人的私利为基础组织起来的市场社会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只要没有外部障碍阻挡,这种社会必定会通过看不见的手走向繁荣;全部人类历史不过是市场关系的逐步解放,这种普遍性、理性化的社会形式惟一需要的就是消除对它的束缚和阻碍。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关系是无限的,一切阻碍它扩张的外部障碍都是暂时性的,都将被克服。资本扩张过程中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哲学中被归因为“外部因素”对市场的限制或干涉,而不是资本积累过程中的内部矛盾。[4]哈耶克认为,“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以协调个人努力的低级方法去代替竞争。它将竞争视作优越的,这不仅是因为它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人们所知的最有效的办法,而更因为它是使我们的活动在没有当局的强制和武断的干预时能相互协调的唯一方法”[5]。弗里德曼认为市场自发力量可以使资本主义经济自然地趋向均衡,资本主义经济的动荡都是由于政府干预市场的错误财政政策造成的。因此,完全的自由竞争才是典范,“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自由市场制度,是效率最高的,也是最好的制度” [6]。也就是说,应当允许市场机制主宰人类的命运。

  3.自由的市场是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市场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最佳方式,没有管制的市场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最好办法和手段,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它将增加参与者博弈的机会,使每个人受益,使一切人都能在其中获得自己的利益和需求,实现自己的目标。“市场从来都是公正的,因为它的非个人、抽象的实质具有禁止那些根据具体结果而设计现实措施的明显优势。” [7]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将培育个人的自由和社会的多元化,促进个体的自主性和自治能力的增长。在自由市场制度下,个人可以遵循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价值和偏好,个人的目标体系是至高无上的,它是事关自己事务的最高最好的决断者,可以尽可能以自己的意图支配自己的行动。因为市场经济信奉的哲学正是个人有权并且假设个人有能力管好自己的事情,认为纯粹个人的事务完全无须外在的有形或无形力量的支配、指导或管理。弗里德曼“将竞争性的资本主义视为一种最有利于个人自由、最有利于人们在科学技术和人文艺术方面取得创造性成就、最有利于为普通人提供最广泛的发展机遇的经济制度”[8]。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就是:“在大多数的活动中,它能避免一人对另一人的干扰”。它能“给人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特殊集团认为他们应该需要的东西”。[9]这样,人能尝试去创造自己的生活,选择不同的生活方式,激发人的潜能,使得个人的活力和创造性得到极大的释放和尊重,推动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从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因此,自由的市场是一种最有益于人类发展的普遍的组织形式,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秩序是最合乎人的本性和理性的、最有效率的社会经济秩序。“如果允许市场在不受阻碍的情况下运行,它就会最大限度地满足所有的经济需要,以及有效地使用所有经济资源,并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产生充分的就业。就范围而言,市场的全球化将会是把这些带到整个世界的最佳方式。”[10]

  显然,新自由主义者正确地看到了自由市场的正面因素和积极作用及其对于实现个人利益和政治自由的重要性和价值。纵观历史,经济自由的实行的确有利于政治自由的实现,市场竞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个人的自由自主性,激发个人的潜力和智慧,发挥个人的才能,进而满足和实现个人的追求和利益,促进社会的多元化。然而,“不管是个人自由还是多元化并不像这些理论家们所认为的那样是本质上与市场联系在一起的” [11]。仅有经济自由并不能保障政治自由的践行,也不能保证每个市场参与者都各得其所、公正地分享利益。因为市场是遵循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法则的场所。在市场竞争中,它自然地倾向于强者而不利于弱者,那些拥有信息和资源等优势的群体或个人将会毫无疑问地胜出。若没有有效的方式或手段来保障弱者的权益,那么,经济自由将只是强者的逻辑,而多数人将不得不处于被剥夺的境地。而且市场也会“失灵”,市场本身的一些根本缺陷是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例如:市场无法维持经济秩序,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稳定协调发展;自由放任的市场竞争易于走向垄断;市场机制无法补偿和纠正经济活动外在效应,无力组织与实现公共产品的供给,导致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等。如果让自由放任的市场按照自己的逻辑演绎下去而不作任何干预和监管,那么市场将会产生动荡不定、两极分化的非人道社会。在这里,强者将越强、弱者则越弱。

  正如萨缪尔森所说:虽然当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市场来组织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但问题是:市场既无心脏,也无头脑,它没有良心,也不会思考,没有什么顾忌,所以,要通过政府制定政策和设计制度,纠正某些由市场带来的经济缺陷。市场的非理性需要超越于市场中以眼前利益为追求的“经济人”的国家从长远向度出发来规制它,并保护弱者的权利和自由。因此,政治自由的实现不仅需要以经济自由作基础与保障,而且更需要一套广泛而全面的制度和确保制度有效的国家来规制这种自由逻辑,保护社会弱者的权利和自由,维持社会的平衡和秩序。否则,在这种为了保障市场自由而片面要求削弱国家的逻辑中,社会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丛林法则”的天下,最后受到损伤的将不仅是弱势群体,而且强者自己的利益和自由也难以幸免,因为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转依赖于生存在这个社会中的各个群体的相互协作和共同参与。这不仅是对经济自由的损害,也将会是对政治及其它一切领域中自由的损害。那种片面吹捧自由市场、对经济自由盲目自信是非常有害的,是一种理想主义的乌托邦。

  

  二、现实世界的悲哀——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悲剧

  

  有学者指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的过程,而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的‘政治行为’,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思想灌输和信仰强加”[12]。自20 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为了迎合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美国垄断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需要,积极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最终于1990年由其主导并联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等国际经济组织和部分拉美国家学术机构代表在华盛顿炮制出了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从此,新自由主义由学术理论而国家意识形态化、政治化和范式化。新自由主义力倡减少国家对社会与经济的干预、管制,实行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让经济与社会自由放任发展。相较于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社会的自治空间,培育了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治能力,增强了市场与社会的活力和创造性,有利于当代西方以及全球经济社会的复兴和发展。但是,新自由主义把这种诉求发展到了极致,他们鼓吹的“四化”政策在世界各地的实践造成了非常消极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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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观察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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