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关系及两党力量对比的演变

——2008年6月21日三味书屋演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187 次 更新时间:2009-09-23 00:0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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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安事变是影响国共关系走向的一个历史转折点。尽管国共两党(以下简称两党)关系经受了西安事变的考验,但他们的转变仍需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认为,两党的力量及优劣的转换取决于八年抗战。在这里,我着重就八年抗战期间两党力量的变化做以简单地描述。

  先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在1936年之前,两党的力量对比是,国民党在军事上取得绝对地优势,而共产党则处于一个严重失意的状态。到1936年11月,红军虽然已经到达陕北,实际上已被压缩在甘北地区(甘肃北部),并一分而二,一部分称西路军,处于黄河以东、甘肃西部地区,部队员额两万一千余人,在1937年初基本全军覆没;另一部分处于黄河以东的甘北地区,员额近五万,当时的损失也很大,伤病员很多,同时还面临着粮秣短缺等问题。国民党方面,仅在甘北周边地区驻扎的部队就比共产党多出十几倍,与此同时,国民党调集中央军以及胡宗南的部队,使红军面临着被合围穿插分割的危险。就当时的情况看,红军如果在甘北地区继续困守,那么他的几万人就会没饭吃,兵员无法补充,伤病没法消化。可以说,中共已经处于山穷水尽的地步。针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在1936年11月10日前后,中共中央作出再进行一次新的长征、意欲跳出甘北地区的决定。

  虽然那时共产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但由于中央军的介入(此时东北军已被中央军完全控制),东北军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秘密地给共产党提供军需物资,这也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能够挺身而出,发动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迫其放弃剿共计划的原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翌日,中共中央确认了这个消息,并于当日上午组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明确说,张学良、杨虎城的革命义举,把我们从牢狱之灾中解救出来。实际上,在西安事变前,红军很可能没有办法跳出合围圈,即使跳出,它的突围方向,要么从甘北向南进入甘南,要么向西经陕北入山西,上述地区均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控制区,红军部队会面临极大地危险;如果返回内地,又有悖于抗日救亡的民族愿望,在政治上十分不利。这是比较重要的背景之一。

  第二个是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的1937年,蒋介石计划全力解决西北问题。当时,西北驻扎的十余万人的东北军、西北军(十七路军),与红军在西安事变期间结成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无法单独对付共产党,尽管红军的全部兵力只有四万人左右。于是,蒋介石把全部精力放在消化东北军和西北军上,推出了西北善后计划。西北善后的核心策略是,最终击垮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换句话说,就是国民党向红军提供装备给养和经费,把帮助说服张学良、杨虎城的部下服从国民政府安排、调遣及改编作为交换条件。在此过程中,中共确实帮助国民党做了工作,全力说服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最终实现了西北善后事宜。此后,在全部工作比较顺利的情况下,周恩来受蒋介石的邀请,赴杭州莫干山同蒋介石的代表以及宋美龄见面,商谈解决两党关系问题。

  1937年2月10日,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二中全会。在会议召开过程中,中共给国民党中央发出电文,明确作出保证不用暴力推翻国民政府、保证不搞土地革命、保证不宣传阶级斗争等四项承诺。在1937年7月,双方基本达成妥协。其基本内容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接受国民政府的改制、改编。在改制方面,国民党的要求是,共产党必须放弃所有革命的旗号、革命的目标、放弃使用一切暴力革命、土地革命、阶级斗争宣传等革命手段。在谈判协定中,共产党明确表示,第一拥护蒋委员长的领导,第二拥护三民主义、承认国民政府的地位等,国民党允许保留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但是要将其改变为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下设的地方政府,或称边区政府、特区政府;改编则是针对红军的。改编后的红军由反抗国民党的军队完全转成国民革命军,也就是国民政府领导下的一支国家军队。

  这两步实现之后,实际上还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民党对中共能否真正服从中央存有疑虑,他们一直认为共产党采取的是韬光养晦的策略。因此,蒋介石在谈判过程中预留了两个缺口:一个是边区政府主席人选,一定由国民政府提出,当然不一定到边区赴任;另一个是,确定红军使用国民革命军番号,建制为一个军三个整编师,每个师一万五千人,共四万五千人。国民党提出,在红军中不设总部,指挥权统由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行使,共产党可以通过军政治部代行指挥权。政治部主任、政治参谋则由国民党选派。该年7月,两党就此问题没有达成一致。此时,抗日战争尚未爆发,中共中央在经考虑后,已作出妥协让步的准备,当然中共还是希望政治部能够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事变使整个国内政治局势以及两党关系发生非常微妙地变化。这种变化使得国民党无力再用权力高压的方式对待共产党,也没有时间同共产党进行马拉松式的长期谈判,抗战的形势已经进入非常危险逼人的时刻。七七事变后,仅到7月31日,北平、天津相继失守。在华北地区,国民党基本没有部队驻扎,该地区为宋哲元等地方军阀所控制。而且中央军又不可能调上去,即使调兵也会同地方军发生冲突。最终,国民政府希望将八路军调派华北前线(8月22日,国民政府下达给红军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番号)。但鉴于谈判尚未达成一致,中共就有意推托不办。为此,国民政府下定决心,准备作出妥协。

  在国民党的让步下,八路军的指挥权交由共产党行使,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随后,部队做好了开赴前线的准备。然而此时,却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一方面华北地区开始土崩瓦解,地方军阀的抵抗完全不能对日军形成有效地阻击。八路军编制虽然是四万五千人,但实际上还有很多的伤残兵员,另外尽管组织了一些地方武装,但数量也不足以及时补充。最重要的是,国共两党相互信任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据毛泽东的说法,当时八路军只有两三万人,如果全部投入战场,打不了几仗,部队就会被消灭殆尽。从这个意义上看,毛泽东不同意把部队轻易地调上去。此外,确定边区辖区的问题还有待商谈。中共提出边区所辖二十三个县(含杨虎城以及其他军阀控制地区),以确保补充兵源和给养,而国民党方面答应就给十五个县。双方在此问题上纠缠不休,初步确定边区辖十八个县。毛泽东决定把解决边区问题作为调动所有部队的筹码。因此,就出现了两个师赴前线、保留徐向前一个师留守待命的情况。

  当时,关于国共两党相互信任的问题,在中共领导层中存在很大的争议。1937年8月21日至25日,中共在洛川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史称洛川会议。洛川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解决如何抗日、靠谁抗日的问题。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一个是强调阶级斗争的观点,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勿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已经形成,就忘记了这种敌对关系。要为未来着想,不能单纯被眼前的形势所迷惑;第二点,防人之心不可无。其实毛泽东的顾虑也有道理。毛认为内战打了十年,国民党怎能如此简单地就让共产党生存发展。国民党一定是想把你送到前线,尽可能地将你消耗掉。毛泽东的讲话受到了包括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在内的几乎所有党政干部、军队将领的质疑。今天,如果我们查看当时的发言记录,就会发现与会人员都不太服气,但他们又讲不出很深刻的道理加以反驳。最后,毛泽东的意见以会议决议的方式得以通过。

  作为国民政府的军队,按道理应该服从蒋介石及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指挥,但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式去做,很有可能被投放到最危险的地方、继而被消灭殆尽。对此,毛泽东提出,要独立自主,在战略上接受指挥,但在战术上自我决定。关于采取何种战术形式,毛泽东有一个思维转变过程。七七事变后,日军大踏步地向前推进,而国民党军队的防御线处于作战正面,即他们以构筑工事迎击日军。日军的装备好、单兵作战能力强、火力又比较猛,中央军、地方军阀完全不是对手,正面作战基本上一打就跑。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早在1937年,抗日统一战线形成之初,两党即达成一个协议,基本内容是国共军队各设防线、守土有责。中共的想法是,如果同国民党军队混合打、策应打,会出现我方全力迎敌、另一方退却并敞开阵地被日军包抄的可能,如此,八路军的力量就会被消灭。要避免同国民党军纠缠在一起,分段负责,坚守阵地,尽可能地保证各自的防线不被突破。当时,毛泽东想得比较简单,待战事打了几个月后,他才发现实施正面作战行不通。

  毛泽东经过考虑,提出要打山地战和游击战。理由是,红军在江西苏区、长征途中都是在山沟里转,又有五次反围剿山地作战的经验。而国民党军队不熟悉山地状况,不熟悉当地的地形地势,重武器乃至空中掩护在山地无用武之地,山地作战是红军的拿手好戏。另一个是打游击战,不固守一个地区、固守一条防线,打一下就跑,这样会保存实力。但周恩来、彭德怀等人的发言表明,他们都认为打游击战不合适。理由是,国民党军队在正面防守,根本就不能知道敌后在哪里,也不会知道敌后的情况。打不了游击战,就打敌人的侧翼,实际上等于跑到日军的身后,危险多大,无人知晓。红军长期在南方作战,对北方山地状况十分生疏,甚至连军用地图都没有。八路军还是从阎锡山八一五师得到一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同国民党军队混在一起、共同作战,并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但毛泽东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大家相信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办法说服他,这是毛泽东在党内生活的一大特点。毛泽东擅长争论,基本上不会被人说服,否则,双方就会吵架。按照共产国际代表的说法,就是他太能吵架了,如果把他选进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就会成为吵架俱乐部。实际上,大家虽不能说服毛泽东,但心里也觉得他的说法有他的道理,只是没有谁提出强有力的反对意见。

  1937年8月27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的主题是:“是无产阶级吸引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吸引无产阶级”。意思是要求党的干部明白,在国共合作过程中,共产党要牢牢地掌握领导权,不能被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所欺骗、所软化。我们注意到,在1937年抗战爆发之际,党内就出现了很严重分歧,而这个争论并没有得到解决。1937年9月发生的平型关战役会证实这点,很多领导人在平型关战役后发现,毛泽东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从史实上看,这场战斗发生在9月25日,战斗实际由国民党安排,阎锡山的第二战区指令国民党部队坚守正面,同时,阎锡山知道八路军游击作战能力强,所以要求115师伏击日军的侧翼,于是就在平型关附近给八路军指定了伏击点。115师的四个团赶赴战场,在9月24日行军途中遇到山洪,有一个多团没有赶到,到位的只有两个多团。从今天看,对这两个多团参与作战的人数是有争议的,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两个多团的兵力大概有两千多人,任务是伏击日军的两支部队。一支部队是日军第三大队的几个中队,他们已在9月22日开赴前线,在国民党军队正面发动攻防。9月25日凌晨,日军的两个中队用汽车拉运伤员顺着山沟往回开,准备运送补给。另外就是日军的一支辎重部队,由汽车队和畜力队组成,一个从南往回开,一个从北往里去,在进入山沟中段时,115师在山沟的一侧打响了伏击战,将辎重部队的汽车队予以全歼。从日军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日军伤亡的情况,辎重部队大概有一百六、七十人,加上十五个人的护卫班,一个送情报的机要参谋,人数大概如此。它的汽车队加上伤兵以及掩护部队,人数在二百人左右,总体算来,被消灭的日军大概有二三百人。实际上,它的战斗力非常低,没有配备机枪和掷弹筒,消灭这支部队对八路军来说不是大问题。在消灭这支部队后,日军第三大队从正面战场抽调了近四个中队,其中有一个机枪中队,赶赴沟口,同115师发生冲突。当时战斗的沟口极其狭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从下午一点多钟打到晚上六、七点,山沟逐渐暗下来,战斗随之停止。第二天凌晨,八路军撤出战斗。115师实际只同日军正面部队打了几个小时。

  今天,我们从前线发来的电报可以得知,八路军损失四百多人,相当部分是冲锋在前的班排长、营团长,他们或牺牲或挂彩。但直至今天,这个数字也在变化不定。国防大学的一个教授说,他看到的材料显示,这次作战损失了八百多人。据一个亲历战斗的医院院长回忆,这次作战共损失一千二百余人。一千二百人相当于两个团的兵力,等于伤亡占三分之二,我觉得可信度不大。不管怎样,四百多人的数字是肯定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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