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深刻教训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19 次 更新时间:2009-09-16 19: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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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林元  

  

  摘要: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首先倡导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功和丰厚的理论成果。但在晚年时期,也有严重的失误,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没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对错误倾向判断失误,理论创新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吸取了这一教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历史新阶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晚年失误;结合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另辟蹊径,尝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教训,从成功和失败的结合、比较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由毛泽东提出来了。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反对脱离实际照搬书本的“本本主义”,这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开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具体化民族化,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我理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取得革命的成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结合”是这个命题的中心词。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教训呢?这是因为:第一,确实存在教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我们不仅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业绩,而且也有深刻教训,失败与成功比较,虽然是次要的,但如果不认识和总结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认识就不全面。第二,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对事物及过程的本质认识更为深刻。特别是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因为自己经历过、付出过高昂的代价,有切肤之痛,通过总结,认识更为深刻。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432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总结失败教训是总结成功经验所不能取代的。第三,本文讲的教训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人事沧桑,许多经历见证者已经不在人世,弄清并牢记这一段历史教训,对后来者是有意义的。

  

  一、“结合”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始终坚持

  

  以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次深刻教训来说明。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的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应该说,俄国革命经验是很宝贵、很成功的,“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而产生的,十月革命的成功说明这个“结合”是正确的。列宁的伟大在于他没有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勇敢而鲜明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大好机遇,领导俄国革命一举取得了胜利。俄国革命是列宁主义的杰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俄国革命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所仰慕,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的榜样。但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一样,中国革命的做法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确定。我们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俄国那样做能成功,在中国同样做也一定能成功。他们根本不懂得也没料到,伟大的俄国革命经验搬到中国,由于国情不一样,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几乎葬送了革命。这个教训值得人们去进行深入的思考。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没有这种结合,照搬马恩的结论,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发动和胜利。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结合”的成果。第二,中国的教条主义者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到中国来,招致中国革命的惨痛失败,这并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不好,而是没有将它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这说明,列宁通过“结合”所产生的经验不能现成地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结合”,“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没有“结合”,所以中国革命一度失败。“结合”是关键。别人“结合”不能代替自己“结合”,自己的“结合”更是关键。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伟大就在这里,由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实现了这样的“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在这一成功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这里说的是两个党之间,由于世情、国情、党情不一样,“结合”不能一劳永逸、相互取代。即使是同一个党——中国共产党,同一个人——毛泽东,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结合”的成功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和摸索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伟大崇高的地位。但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生活的困难和60年代中期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酿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国内外许多人都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人会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很多,但最为重要的原因,如同中共中央已经明确作出的结论中所分析的,是由于他晚年背离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变了,加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缺乏了解,他虽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过探索、尝试,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但终究由于他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分析和认识,以及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在经济建设中照搬过去革命年代的成功经验,违背经济规律,夸大党和群众的主观意志与精神力量的能动作用;在经济建设受挫以后,又把精力转向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背离了中国国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中,我们看出一条线索,这就是他没有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重视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晚年,一方面,他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面前,搬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搞建设,而不是去深入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并形成新的结论,其结果必然是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另一方面,他也搞了很多新“创造”,但往往脱离中国的国情,脱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过分理想主义。他自己以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新“创造”,但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所否定。

  深入剖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我们发现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是以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验是宝贵的,正确地运用经验对于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是很重要的。但任何经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在一定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不问时间空间,不问实践指向和过程,盲目照搬,这就是经验主义——一种主观主义,就一定会犯错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成功结晶,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如果正确地运用,把它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些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会发挥其积极作用。如果不是“结合”,而是盲目搬用,那就会产生消极甚至破坏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理想是重要的,没有理想就没有动力,就没有奋斗目标,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向理想目标前进。但实现理想必须从现实出发,必须根据国情特点,具体的历史条件,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来制定政策,规定计划措施和办法,一步步向理想目标前进。只从理想出发,依靠意志和激情,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和群众的要求,企图实现在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这种理想主义必然会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历史昭示我们,虽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了那么伟大的成功,获得了那么丰富的经验,提炼出那么深刻的真理,但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历史巨人,当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时,如果只是沉湎于历史的成功经验中,从理想和热情出发,而不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新的国情相结合,同样也是会犯错误的,甚至会犯很大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科学的,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还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俄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与各自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极其宝贵的,但当中国革命运用俄国革命经验时,仍然需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参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时,同样也是需要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特点和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包办代替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通过“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情况的结合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成功的结合只能代表这一次的成功,结合是一个过程,应该在实践中始终坚持。

  

  二、国情是基础,离开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结合”就失去了根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国情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国情是基础,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民主革命时期,王明“左”倾路线所以犯大错误,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离开中国国情特点搬用马列理论、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因此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必然是主观主义的。毛泽东正好相反,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把握得十分清楚,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苏联经验和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归根到底是没有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对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又是其根本原因。

  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建立了公有制,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成为判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情特点的主要依据。按照实际情况,中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还很落后,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主要是发展生产力。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会存在非社会主义的成分,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点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主题。但是毛泽东由于对国情认识的失误,没有能成功实现他的第二次“结合”。

  这个时期对国情认识失误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他实际上看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没有认识到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他经常讲到中国生产力还很落后,“还很穷”,但他仍认为通过“大跃进”,中国可以赶美超英,甚至相信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将来,部署通过“人民公社”的金桥向共产主义过渡。当苏联提出苏联已是发达社会主义,正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毛泽东不甘示弱也想与老大哥比试比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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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湘潭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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