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首先倡导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伟大的实践成功和丰厚的理论成果。但在晚年时期，也有严重的失误，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留下了深刻的教训，这就是：没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国情缺乏正确的认识，对错误倾向判断失误，理论创新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深刻吸取了这一教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历史新阶段。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晚年失误；结合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经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问世。本文另辟蹊径，尝试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教训，从成功和失败的结合、比较中达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更为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由毛泽东提出来了。他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反对脱离实际照搬书本的“本本主义”，这可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开端。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要具体化民族化，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我理解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形成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取得革命的成功，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结合”是这个命题的中心词。
那么，为什么要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教训呢？这是因为：第一，确实存在教训，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漫长历史过程中，我们不仅取得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业绩，而且也有深刻教训，失败与成功比较，虽然是次要的，但如果不认识和总结这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认识就不全面。第二，总结教训可以使我们对事物及过程的本质认识更为深刻。特别是总结自己失败的教训，因为自己经历过、付出过高昂的代价，有切肤之痛，通过总结，认识更为深刻。恩格斯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1］432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总结失败教训是总结成功经验所不能取代的。第三，本文讲的教训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人事沧桑，许多经历见证者已经不在人世，弄清并牢记这一段历史教训，对后来者是有意义的。
一、“结合”不能一劳永逸，必须始终坚持
以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的两次深刻教训来说明。民主革命时期的“左”倾错误，特别是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的教条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应该说，俄国革命经验是很宝贵、很成功的，“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应该认真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而产生的，十月革命的成功说明这个“结合”是正确的。列宁的伟大在于他没有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同时胜利论”，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点，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勇敢而鲜明地提出了“一国胜利论”，并抓住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的大好机遇，领导俄国革命一举取得了胜利。俄国革命是列宁主义的杰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晶。俄国革命的经验为中国共产党所仰慕，成为中国共产党学习的榜样。但中国革命不能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因为中国的国情与俄国不一样，中国革命的做法应该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才能确定。我们党内教条主义的错误就在于，他们以为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俄国那样做能成功，在中国同样做也一定能成功。他们根本不懂得也没料到，伟大的俄国革命经验搬到中国，由于国情不一样，却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几乎葬送了革命。这个教训值得人们去进行深入的思考。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第一，列宁及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是因为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如果没有这种结合，照搬马恩的结论，就不会有俄国革命的发动和胜利。因此，十月革命的胜利是“结合”的成果。第二，中国的教条主义者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到中国来，招致中国革命的惨痛失败，这并不是俄国革命的经验不好，而是没有将它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这说明，列宁通过“结合”所产生的经验不能现成地用来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结合”，“十月革命”取得了成功；中国共产党没有“结合”，所以中国革命一度失败。“结合”是关键。别人“结合”不能代替自己“结合”，自己的“结合”更是关键。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的伟大就在这里，由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纠正了王明路线错误，实现了这样的“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正是在这一成功结合的基础上，实现了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
这里说的是两个党之间，由于世情、国情、党情不一样，“结合”不能一劳永逸、相互取代。即使是同一个党——中国共产党，同一个人——毛泽东，由于不同的历史条件，“结合”的成功也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中国革命的艰苦斗争和摸索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因此奠定了他在当代中国历史上伟大崇高的地位。但毋庸讳言，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的错误，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经济生活的困难和60年代中期开始的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酿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国内外许多人都议论毛泽东的错误：为什么这么伟大的人会犯下这么严重的错误？人们从不同角度分析毛泽东犯错误的原因。毛泽东晚年犯错误的原因很多，但最为重要的原因，如同中共中央已经明确作出的结论中所分析的，是由于他晚年背离了他自己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陷入了主观主义的泥潭。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是贯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典范，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取得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主要矛盾和革命任务变了，加上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缺乏了解，他虽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作过探索、尝试，写出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献，但终究由于他对国内外阶级斗争形势的错误分析和认识，以及在经济建设方面的急于求成，中断了他已经开始的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探索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在经济建设中照搬过去革命年代的成功经验，违背经济规律，夸大党和群众的主观意志与精神力量的能动作用；在经济建设受挫以后，又把精力转向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就背离了中国国情，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从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中，我们看出一条线索，这就是他没有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重视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结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在晚年，一方面，他在已经变化了的历史条件和国情背景面前，搬用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来搞建设，而不是去深入探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结合起来并形成新的结论，其结果必然是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和失败；另一方面，他也搞了很多新“创造”，但往往脱离中国的国情，脱离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过分理想主义。他自己以为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新“创造”，但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被历史所否定。
深入剖析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我们发现毛泽东晚年的主观主义是以经验主义和理想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经验是宝贵的，正确地运用经验对于正确认识和改造世界是很重要的。但任何经验都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在一定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如果不问时间空间，不问实践指向和过程，盲目照搬，这就是经验主义——一种主观主义，就一定会犯错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成功结晶，是极其宝贵的财富，如果正确地运用，把它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些经验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也会发挥其积极作用。如果不是“结合”，而是盲目搬用，那就会产生消极甚至破坏的作用。对于马克思主义者，理想是重要的，没有理想就没有动力，就没有奋斗目标，任何实践活动都是向理想目标前进。但实现理想必须从现实出发，必须根据国情特点，具体的历史条件，人民群众的现实要求来制定政策，规定计划措施和办法，一步步向理想目标前进。只从理想出发，依靠意志和激情，不顾客观实际条件和群众的要求，企图实现在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这种理想主义必然会在实践中遭受挫折。历史昭示我们，虽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实现了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取得了那么伟大的成功，获得了那么丰富的经验，提炼出那么深刻的真理，但即使是像毛泽东这样一位历史巨人，当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新情况和新问题时，如果只是沉湎于历史的成功经验中，从理想和热情出发，而不坚持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新的国情相结合，同样也是会犯错误的，甚至会犯很大的错误。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从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又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是科学的，但在具体运用的时候还必须与各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俄国革命的经验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是马克思主义与各自国情相结合的产物，是极其宝贵的，但当中国革命运用俄国革命经验时，仍然需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参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时，同样也是需要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特点和国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包办代替各国的革命和建设，必须通过“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与具体情况的结合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一次成功的结合只能代表这一次的成功，结合是一个过程，应该在实践中始终坚持。
二、国情是基础，离开对中国国情的正确把握，“结合”就失去了根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中国国情条件下运用马克思主义，国情是基础，是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民主革命时期，王明“左”倾路线所以犯大错误，一个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中国国情，离开中国国情特点搬用马列理论、俄国革命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因此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必然是主观主义的。毛泽东正好相反，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把握得十分清楚，坚持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苏联经验和接受共产国际指示，他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和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方针政策，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领导党和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归根到底是没有成功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对中国国情的错误判断又是其根本原因。
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建立了公有制，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认识成为判断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国情特点的主要依据。按照实际情况，中国虽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生产力还很落后，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属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主要是发展生产力。既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会存在非社会主义的成分，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使命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特点结合起来，形成正确的指导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主题。但是毛泽东由于对国情认识的失误，没有能成功实现他的第二次“结合”。
这个时期对国情认识失误表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他实际上看高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水平，没有认识到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尽管他经常讲到中国生产力还很落后，“还很穷”，但他仍认为通过“大跃进”，中国可以赶美超英，甚至相信共产主义已不是遥远的将来，部署通过“人民公社”的金桥向共产主义过渡。当苏联提出苏联已是发达社会主义，正向共产主义过渡时，毛泽东不甘示弱也想与老大哥比试比试，在这个心态下，他坚持大跃进高速度高指标，造成经济破坏的严重后果。
第二，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特点，不断变更生产关系。由于不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想把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急于让资本主义绝种，割私有制的尾巴，而且将大量的集体经济上升到全民所有制经济，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依此标志社会主义发展程度的提高。不是通过发展生产力而是通过不断进行生产关系的革命来提高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这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际上是有害的。离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拔高生产关系，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且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在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把社会主义搞得纯而又纯的思想指导下，就会把那些还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人民欢迎的非社会主义成分加以消灭，甚至会把社会主义成分当成资本主义成分加以消灭，这是不利于社会发展和人民需要的。
第三，混淆社会主义的实践主题，抓错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由于毛泽东没有树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观念，因此他对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主题发生了改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此以经济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实践主题。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把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主题，总的来说是放在革命上，尽管在不少场合他也强调经济建设，比如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一项要求，“八大”前就提出向自然开战，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重点要搞繁重的经济建设，但这些思想是短暂的，不是牢牢抓住不放的；在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真正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他对党的实践主题、中心任务，明显地从“建设”进入“革命”，以致在“八大”开过一年之后，强调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改变并批评了“八大”提出的“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经济发展不能适应这种需要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规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改变和党的中心任务的规定，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要求的。
毛泽东钟情革命，他想通过不断的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来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关于中国发展的大思路。他在刚刚渡过三年经济恢复时期，没有同中央集体讨论，就急于改变已确定的关于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构想，急于向社会主义过渡，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在改造过程中，又将原来准备15—20年完成的“三大”改造大大加快提前，在3—4年中完成。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以后，又提出进行政治上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资产阶级进行连续不断的一次比一次严重的打击，直至消灭资产阶级。经过三大改造，消灭了民族资产阶级，又通过反右派斗争和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斗争，斗争批判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皮上的毛。在党外的资产阶级消灭得差不多了，毛泽东又把斗争锋芒指向党内。1959年庐山会议，打倒彭、黄、张、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开始萌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斗争矛头主要针对党内走资派的概念，领导了十年“文革”动乱，打倒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大批党的领导。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得以纠正，邓小平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主要用了两件思想和理论武器，第一是实事求是，第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第一件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第二件是中国国情论。邓小平没有引经据典批毛泽东晚年的具体错误观点，而是从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国情）结合的高度认识并纠正了毛泽东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新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一个新高峰。
三、反对错误倾向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必需的，但如果把倾向搞错，就会越反越错
反对错误倾向是为了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由于正确有效地进行了反对错误倾向的斗争，扭转了错误倾向，纠正了错误路线，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得以坚持和发展。我们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都取得了正确进行反倾向斗争的胜利，推动了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前进和发展。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领导开展了与王明路线的斗争，使全党统一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上，对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反思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及其前十年的“左”的错误，实现了拨乱反正，开启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毋庸讳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两次因把倾向搞错而进行了错误的反倾向斗争，结果越反越错，离开马克思主义正确轨道越远，给事业造成严重的损失。第一次是土地革命时期，王明等人反对李立三错误路线，事实上李立三是盲动主义错误，要在“一个早上”在全国搞暴动，夺取大城市，要斯大林派兵协助他，夺取全国政权，这已经很“左”很危险了，可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等人居然认为李立三是犯了右倾错误，认为瞿秋白批李立三右倾不力，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把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当作右倾来批，王明当然更“左”了。所以，在批判李立三路线后上台的王明路线形成了一个政治、组织、策略等各方面很“左”的路线体系，是一个极“左”的路线。这条路线以共产国际作后台，把持党和军队的领导权达四年之久，在这条路线统治之下，党的领导机关被敌人赶出了上海，被迫逃到了苏区，革命根据地（除陕北外）全都丢失，党的组织受到残酷破坏，革命武装力量大大缩小，直到遵义会议才出现转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王明路线坚持十多年的斗争，从土地革命初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批判肃清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毛泽东正确路线指导下，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夺取了全国政权。
第二次反倾向错误发生在毛泽东身上，时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在反倾向斗争中的错误主要是由其对形势的错误判断而导致的，把正确的当作右的错误来反，这就一反就错，把“左”的也当作右的来反，这就越反越“左”。为什么如此呢？这说明他自己是“左”的，用“左”的眼光看别人，“左”视结果，自然会把正常的当作右；至于把“左”的当作右，这说明他更“左”了。
人们会问，毛泽东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对王明路线可以说是刻骨痛恨的，为什么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又犯了类似的错误呢？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时期犯“左”倾错误的原因留待后面分析，这里只想说明一下，两次“左”倾错误，表现形态有相似之处，但不能把毛泽东等同于王明。毛泽东是对中国革命作出伟大贡献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功绩是主要的，即使在他犯错误的同时，也不是全错了，也有很多正确的决策，做了很多正确的事，他的错误往往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前进过程中由于主客观不一致而形成的；而王明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是巨大的，他对中国革命做的有益的事是微不足道的，王明完全依靠共产国际的背景的支持，而不是凭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党内同志的信任拥护而登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岗位的，这和毛泽东受到全党拥护全国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地位是不能比拟的。国内外有些人因为毛泽东晚年错误而将毛泽东与王明相比，贬低毛泽东，抬高王明，为王明翻案，这是很不应该的。
这里，首先要交代两句话：第一句前面已说到，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不是全做错了。他做了很多正确的事，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前，他的历史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次要的；即使在1957年反右派以后，他的晚年时期，虽有严重错误，但仍然有正确的思想和决策，仍然做对了不少事，这必须肯定，否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第二句是对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后的“左”要作具体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并不是一开始就形成“左”倾路线，我认为可以采用两分法，即从新中国成立后到1957年反右派前，毛泽东的路线是正确的，但有“左”的情绪、苗头；而从1957年开始，形成“左”的政治路线，集中表现为明确提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和以阶级斗争为纲。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时期到反右派以前，应该说毛泽东领导的党中央路线是正确的，在这条正确路线指导下，完成了三年经济恢复，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特别是进行了“三大改造”，胜利完成了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开始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理论著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思想路线是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这是基本判断，不可否定。但应该承认，这个时期是存在着“左”的情绪苗头的，表现有二。一是急躁情绪，急于求成。比如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明确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制度的社会，允许民族资本存在和发展一个时期（15年左右）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可实际上到1951、1952年毛泽东就改变想法，不想确立新民主主义制度，马上向社会主义过渡。1953年开始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规定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部明确10—20年)，可实际上只用了一个“相当短”的时间（3—4年）就完成了，“三大改造”虽然胜利完成了，但因时间太短，工作简单粗暴，留下了不少后遗症。搞农业合作化运动是必要的，但实践过程中也表现了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情绪。初级社未经巩固，就直奔高级社，邓子恢提出巩固初级社，分期分批进入高级社，不要冒进，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被斥责为“小脚女人”。高级社建立不久，又在“人民公社好”的一声号令下建立了人民公社，就这么几年时间，农村生产关系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怎么能不破坏农业生产力呢？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一起，成为后来发生严重困难的重要原因。
二是把一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政治上上纲过高。比如对《红楼梦》事件的认识和处理就是如此。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对于《红楼梦》研究的分歧，应是学术研究的分歧，《文艺报》的冯雪峰和《人民日报》的邓拓并无什么过错，了不起有对小人物的态度问题，可毛泽东上纲很高，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对立，对李蓝的态度是反马克思主义，是资产阶级立场问题，这显然是上纲过高，不实事求是。
对胡风问题的认识和处理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把政治形势和阶级斗争看得过于严重。胡风的问题就是文艺思想问题，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距离，这是可以讨论的，错了也是可以批评的，也应该允许保留。但由于周扬林默涵等人的挑起，被升格为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资产阶级唯心论）并且不许检讨，后来到了毛泽东那里由世界观问题上升到资产阶级立场，再上升到反党反动，最后很快上升到反革命、反革命集团，抓进监狱。对一个文艺理论和文艺工作者如此认识和对待，显然是不正确的。
这个时期毛泽东在一些人、事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急于求成和对人对事过于严厉，上纲过高，在1957年以后不但没有好的改变，而是越来越厉害了。1957年反右派和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理论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左”倾路线的形成，其主要内容是阶级斗争扩大化，违背经济规律搞大跃进，党内资产阶级理论的提出。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即后来出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一部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划时代的经典著作，他回答了社会主义前进发展动力问题，提出并阐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类矛盾的理论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现在看来，尽管这部著作在阶级斗争分析上存在一些不足，但总体上是指导社会主义发展的伟大著作。但很遗憾，这部著作问世以后，实际上他自己并没有根据《正处》理论去做。反右派运动严重扩大化，就明显违背了《正处》的两类矛盾学说，他关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明显违背他提出的政治生活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的科学结论的。他以阶级斗争作为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不仅违背事实，也违背了《正处》中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
1957年反右派运动，使他认识到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被消灭（正在改造中），但阶级斗争仍然存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仍很严重，因此他认为在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后，要继续进行政治思想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世界观，主要对象是知识分子。匈牙利事件中一些反动知识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行为，以及国内向党进攻的右派主要来自知识分子，引起了毛泽东更加关注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他根据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就确认中国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这里毛泽东有两点失误。一是他忽视中国知识分子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和接近工农，有了很大进步，他们中的多数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而且他们正以自己的劳动为社会主义服务。二是以世界观划分阶级是靠不住的，世界观不等于立场，有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在政治上是可以采纳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相一致的立场的，在新社会与其说他们是资产阶级皮上之毛，不如说他们是工农群众皮上之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知识分子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先进的一部分，这是符合实际的。
这段时期，毛泽东走上经济第一线，抓了经济建设，也发生了“左”的错误。这里有一个问题，毛泽东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吗？他怎么又亲自去抓经济建设呢？我以为，在1956年完成“三大改造”以后，毛泽东是明确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他提出向自然开战，向科学进军，都是中心思想转移的体现，1957年整风以及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和两类矛盾理论，都是为了指导建设所做的作风和理论准备。反右派只是为了扫除障碍，所以反右派一结束，他就转到抓经济建设上来，发动轰轰烈烈的大跃进。他提出三面红旗，领导了三年经济建设，发生了三年严重困难，应该承认，从1958—1962的三年多时间，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他的主要精力也是放在经济建设上面的（庐山会议在毛泽东看来本来也是研究经济建设中的问题，彭德怀上来插一横杆，搅坏了次序，只得把他打倒），但他违背规律搞经济建设，提高指标，违背实事求是，强调理想干劲热情，又不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如彭德怀等），这本身就是“左”的思想作风，因此他视实事求是的陈云为右，对敢批评“三面红旗”的视为右倾。还应看到，毛泽东通过树三面红旗来领导经济建设，造成了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等因素，给中国人民造成了三年严重经济困难，造成了非正常死亡，对困难原因和如何克服困难的认识，党内特别是领导上层产生了分歧。对三面红旗产生了不同认识，这就使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怀疑，党内领导有人反对三面红旗，就是反对他的马克思主义路线，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逐步形成党内走资派。捍卫三面红旗，这是发动“文革”的初衷。在这里，我们应该实事求是，毛泽东在1958年以后的几年实际上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但他是以“左”的思想方法来领导的，他的工作失误造成了经济困难，产生了党内分歧，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深化发展，是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提出资产阶级就在党内，形成党内走资派和党内资产阶级的思想。这个思想的历史起点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黄、张、周起而批评三面红旗，毛泽东认为他们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经过1962年1月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三面红旗和恢复经济的方法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怀疑刘少奇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在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公开分歧，使毛泽东下决心要打倒刘少奇。
从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左”的轨迹可以清楚看出，这时候的“左”有很明确的一贯的思想指导，所涉领域从政治思想到经济等各方面，阶级斗争的扩大从民族资产阶级到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至于“文化大革命”虽然是在毛泽东“左”倾路线指导下发动起来的，但它的实际进程表明，它已经超出宪法、党章和伦理道德的约束，是在路线斗争的旗帜下的夺权和迫害的暴力过程，已经不是过去的“左”所能比拟的。在那个极“左”年代，任何正常都是右，真正的右是不存在的，因为决不容许右存在的空间。林彪也不是右，而是极“左”。连林彪也被批成右，可见极“左”到顶了。
“文革”及其前十年，在反倾向问题上，常常发生两个混淆，一是“左”和右的混淆。比如林彪明明是“左”，而且是极“左”，但在他死后，却不准批极“左”，只准批极右。二是错误与正确的混淆。常常把正确当成右对待，比如把陈云、刘少奇、邓小平等当成右派代表，当成修正主义来批判。这里可发现一个现象，毛泽东喜欢把“左”的当作右的，把正确的当成右，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喜欢反右，不喜欢反“左”，这是事实。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主要是反“左”，社会主义时期一直反右，这如何解释呢？第一，这跟他的一个认识有关系，他认为右是立场问题，是反对革命的，“左”是要革命的，只是方法问题。第二，毛泽东是一个革命理想主义者，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很快实现目标。民主革命时期因为客观形势和敌人危险存在，不可能随心所欲，现在掌握了国家权力，实现理想的条件已具有，他是一个性急的人，当他的理想主义离开现实，急于求成，就常常嫌别人右倾、保守。第三，他认为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是反革命的，国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同他们是一气的，国外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国内就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第四，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他对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能战胜帝国主义、蒋介石，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他认为只要依靠群众，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他的决策常有大气魄，富有战略眼光，但也有过于自信，不够冷静，不够踏实谨慎，这就容易出现“左”的情绪，形成“左”的决策。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既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又要符合中国实际
创新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一方面指导实践，取得成功的实践成果，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总结实践经验，取得新的理论创新成果。这两个成果就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过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解为只是运用理论，这是片面的。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结合，实践创新又理论创新，运用理论发展理论，结合是关键，创新是灵魂，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全面要求。
毛泽东历来重视创新，不仅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创新的杰作，社会主义革命也是创新。他根据中国国情状况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实行了对资本主义的和平革命，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新的形式。晚年，他又别出心裁搞了“文化大革命”，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维的特点就是从实际出发，创新求异，无论搞革命还是搞建设，他都反对简单搬用别人的做法，即使开始搬用了，后来也会改过来。毛泽东的一生创新大都取得了成功，但也有失败的。并非毛泽东的所有创新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因而都是科学的。那么，根据什么标准来判断某种创新理论（包括毛泽东）的科学性呢？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要符合三个原则：第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坚持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二，符合中国实际，如实反映了中国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第三，理论的实践成果应推动社会进步，代表人民根本利益，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应遵循的原则。根据这三个原则来衡量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一，它是在中国国情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它总结了中国近现代发展规律，科学分析了中国国情特点、国内各阶级的状况，对影响中国革命的各种社会力量作了客观的分析；第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党和人民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革命的瑰宝。无疑，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的理论成果，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重大的发展。
按上述原则来评价“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情况就不是这样的了。毛泽东自己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是很高的。他在晚年几次讲：他这一辈子干了两件事，一是把日本人请回他们的老家去了，把蒋介石赶到几个小岛上了，建立了新中国；二是搞了一个文化大革命。在毛泽东看来，这两件事才是真正改变中国、震动世界，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他认为“文化大革命”解决了无产阶级政权巩固和发展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建立政权后，由于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蜕化变质使政权改变颜色，马克思主义的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社会主义变成资本主义，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下而上发动群众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搞“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才能使无产阶级的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马克思列宁都没有提出这套理论，更没有领导这样的革命的实践。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苏共党逐步演变为修正主义的党，资本主义在苏联已经复辟。毛泽东不仅提出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问题，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理论和实践来防止和解决这个问题，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第一回，是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继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最大贡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毛泽东十分看重“文化大革命”，尽管他知道对“文革”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尽管“文革”中出了许多问题，包括林彪问题，但他还是坚持捍卫“文革”，不容人怀疑和反对。在他看来，不管“文革”存在什么问题，“文革”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是不容怀疑的。
“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指导，经毛泽东同意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理论要点归纳为六条：（一）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能由群众自己解放自己。（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
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呢？不是。第一，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以后，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提高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水平，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第二，这个理论认为党内存在阶级斗争，这是错误的，党内会存在矛盾，可能会出现路线斗争，但路线斗争不是阶级斗争的反映。第三，这个理论中关于存在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要夺取政权的说法，是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它是建立在对当代我国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基础上的，对于党内国家机体中确实存在的某些阴暗面，当然需要作出恰当的估计并运用符合宪法、法律和党章的正确措施加以解决，而决不应该采取“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方法。第四，“文化大革命”的实践结果证明，这不是革命，而是一场大动乱，造成了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损害了人民的基本权利，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声誉。因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既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据，又缺乏中国实际的根据，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相干的，是主观主义的错误决策。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他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社实践相结合，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成果，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后，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如此深刻的教训，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主观因素，背离了他自己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陷入主观主义的泥潭，因此不能清醒地判断形势，过分相信乃至迷信自己的思维决策，不恰当地估计自己的创新思想和实践，甚至把重大失误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个教训我们应该总结，应该记住。
毛泽东晚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教训，并不影响我们对他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的伟大贡献的评价。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倡导者，而且是我们党内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有成就者。因此对他的失误、教训应更加重视并加以总结，使之成为宝贵财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敢于正视并深刻总结了这一教训。
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一教训，不仅对于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而且把毛泽东的成功经验与他晚年失败的教训结合起来思考，能帮助我们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科学性的理解，从而在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更加自觉地正确地毫不动摇地坚持毛泽东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