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永生 堀江正弘 丁安平:金融危机下重思中日美关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13 次 更新时间:2009-09-15 23:0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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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生   堀江正弘   丁安平  

  

  中日美三国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国关系,其发展情况不仅关系到三国的自身稳定和发展,也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相连,因此,研究中日美三国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日美关系中的问题

  

  在中日美三国日趋发展并不断提升层次的关系和互动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缺陷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三国关系中,中日关系相对薄弱

  在中日美三国关系中,中日关系相对薄弱,严重地制约了三国整体关系的发展。

  尽管,日美关系在朝核问题上有不和谐音,但仍有日美同盟的保证。美国长期将日本看做是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支柱,而日本在对外政策中也一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因此,总的来说,日美双边关系一直处于紧密、稳定的状态。

  中美两国在冷战结束以后,曾经存在比较尖锐的政治矛盾。美国在失去前苏联的外部威胁以后,面对日益崛起、与美国不同体制的中国,一直怀有严重的不安全感,并且把中国当做一个潜在和现实的威胁加以防范。但是,中国一直努力协调与美国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强大,特别是在小布什总统第二届任期开始以后,美国日益将中国当做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可缺少的合作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金融实力和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更加强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09年2月访华前就表示,人权问题“不能干扰”经济和外交大事,访华期间又表示:为全世界谋求安全、和平和富裕,全球社会正仰赖中国和美国开展协作。这些情况说明美国政府日益确信美中两国关系极为重要、不容危及的事实。中美关系日益成为超越一般地区性事务关系而对全球事务发挥影响的最重要双边关系。

  中日两国关系近年来平稳好转,这种好转总的来说,令人感到欣慰,并值得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正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两国之间相互信任度不够。尽管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中日双方对于对方的发展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但是,两国之间对于对方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心理上仍然存在着不确定、不安全的感觉。这种相互之间深刻的不信任心态,已经阻碍了中日两国和东亚区域大规模合作的开展。例如,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之间、中日双边之间自由贸易区等紧密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的迟缓,就和中日两国信任度不够有关。第二,在两国沟通中还存在一些难以沟通的误解。2009年1月初,日方指责中国单方面开发东海“天外天”油气田,认为中方违背了两国在2008年6月达成的共同开发共识。而中方则认为,“天外天”油气田位于和日本没有争议的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不包含在中日共同开发范围之内。这种看法上的差异,显然表现了双方沟通不足,对共识理解不同甚至存在误解的情况。第三,在民间关系上,对立和互厌情绪依然普遍存在,关系改善进展缓慢。近年来,由于中日两国政府关系不断改善,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呈现好转的态势。特别是2008年5月,日本救援队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赢得了中国舆论和民众的普遍好感。但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持续下降的情况。总的来说,两国民间关系的改善,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变好。而这种情况导致两国关系的改善还存在着脆弱性,两国民众的人心基础不牢,中日关系的基础也就不稳固。第四,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仍然是两国关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起爆点,损害两国关系大局。2008年底和2009年初,钓鱼岛问题再次成为两国政府交涉、舆论关注的焦点,并再次引发两国民众的对立情绪。中日之间存在的一些固有问题,如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东海问题、经贸往来中的问题等,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和淡化处理,仍然可能成为激化两国矛盾的焦点问题。

  中日之间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中日关系成为中日美三国关系中最薄弱的双边关系,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中日美三国之间展开多边合作的障碍。

  (二)缺乏三国沟通合作的机制

  中日美三个国家不仅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前三位的经济大国,而且是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大国。但是,这三大国家之间却没有一个与其地位和影响力相适应的沟通和交流机制,而只能借助双边或其他多边接触和沟通平台进行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三国关系中的一种结构性缺陷。这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也许有人以为这个机制很容易弥补,建立一个新的中日美三国对话机制很容易做到。但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因为这关系到很多复杂的因素。第一,建立一个中日美三国对话新机制势必对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构成冲击,会令它们产生一种大国主宰、忽视小国的印象。第二,在亚太地区,韩国、菲律宾等国同样属于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如果美国只拉日本同中国建立这样的对话机制,美国的其他伙伴国必然产生一种被抛弃和轻视的感觉,因此,美国要走出这一步也并不容易。第三,日美之间不仅有日美同盟的紧密政治和军事关系,而且,在国际政策上日本长期执行追随美国的政策,虽然在中小外交政策方面,日本有自己的特色,但对于根本性的国际大政策而言,日本还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缺乏作为大国的独立性政策,所以,如果推动建立三国对话机制,中国会有很大担忧。因为日本缺乏作为世界级大国的政治独立性,中国会认为三国机制很可能就是日美对中国二比一的机制。所以,虽然中国会认为这种三国沟通机制从未来发展的眼光来看很有意义,但在日本摆脱追随美国政策以前,这样的机制具有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从而造成中国缺乏动力和积极性。

  (三)金融领域沟通与合作不足

  2008年以来,关于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频繁进行,既有双边协调,也有多边地区协调,多边世界范围内的协调。在地区协调方面,欧盟内部有四国、十五国、二十七国领导人会议接连举行;亚太地区包括利马的APEC会议、福冈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以及2009年2月的东盟领导人会议。在跨区域国际协调方面还有北京亚欧会议等。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协调方面,有北海道洞爷湖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华盛顿二十国集团会议等。这些国际协调活动虽然不能说没有成效,但由于大多数会议参加的国家过多,并且各国情况和利益差别太大,除了有一些原则规定和呼吁以外,很难在具体行动上加以落实。所以,形式繁多的国际协调对于金融危机的遏制并未产生显著的成效。

  而在最有实力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中日美三国之间,却没有相应的协调机制。日美之间虽然有关于汇率问题的内部协商,但并没有两国政府有效的联合行动,致使日元汇率一涨再涨。到2009年初,日元汇率已经比2006年上涨了约30%。主要以美元结算的日本企业陷入严重的亏损境地,日本的实体经济遭受严重损害。而在中日和中美之间,也缺乏有效的金融沟通与合作渠道,中国往往被日本和美国联合指责为操控人民币汇率的国家。但是,日美两国却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而只是将其作为转移本国国民对政府无力控制金融危机不满和推卸责任的手段,并没有上升到切实进行三国金融、贸易合作的层面。而从三国政府掌控经济的实力以及外交和行政能力而言,这种缺乏协调、彼此指责的困顿情况,不能不说是三国协调机制的缺失和对政府资源的浪费。

  (四)贸易关系与技术合作的缺失

  金融领域在经济部门中有其统领全局和独立性的一面,但是,金融问题的产生不是孤立的,而 是和国内政策、国际贸易密切关联的。在中日贸易中,近年来日本虽然对中国年年出超,但一般只有二三百亿美元,这在两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并不大,只占十分之一左右,没有严重的影响。但是,在中美和日美贸易中,美国却长期处于巨额的贸易赤字状态,严重地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平衡。2007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725.4亿美元,占日美贸易总额的33.9%。同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63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总额的54.1%。200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708.57亿美元,占中美贸易总额的51.2%。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中日两国的问题,而是美国自身的问题。第一,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大规模地借钱消费、超前消费的经济结构和习惯导致大量进口,进出口失衡。美国自身的生产率提高有限,劳动成本居高不下,能够提供给世界各国的产品有限。而为了保持住本国居民的富裕生活,却需要大量进口世界各国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中国、日本等国质优、价廉的商品供应,美国的经济运营成本和国民生活成本将急剧上升,而生活质量将严重下降。因此,美国国内这种经济模式和习惯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第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限制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美国这样一个拥有最高技术和生产多种技术产品的国家,出口到中国最多的却是小麦、大豆、食用油等初级农产品。中国大量需要高技术产品设备,美国政府却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长期以来用出口许可证等形式限制电子、通信、航空航天等领域产品对中国出口。这势必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限制中美之间经贸合作发展。中国对美国高端产品不能采购,美国一些高新技术厂商也因市场受到限制而使成本居高不下,苦不堪言。高技术产品如飞机、大型计算机、激光等都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如果没有巨大的市场支撑,研发将无法开展。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会把用于商业卫星制造和发射的美国所有零件和技术纳入了《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卫星的零部件,甚至包括普通螺母、螺栓等也被当做“武器”,严格禁止出口,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等国家学习美国的技术。这种严格的限制束缚了美国卫星工业的发展。美国制造商业卫星所占有的市场份额,1998年为63.7%,而在9年后的2007年,降至41.4%,期间一度甚至降至36.4%(2002 年)。相反,欧洲和亚洲等地区生产的商业卫星市场份额从1998年的36.3%猛增至2002年的63.6%,2007年为58.6%。1998年,美国卫星发射市场的占有率为55.8%,但在2002年跌至27%,2007年为31.3%。美国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政策,不仅损害了本国的高技术工业发展,导致对外贸易的大规模失衡,实际上,也没有能力阻止其他国家高技术的发展。中国不仅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一些相关技术,而且,这种严峻的技术管制现实促使中国加大自主技术研发、自主技术创新的力度。中国继2003年实现了载人宇宙飞船成功发射以后,2008年9月,中国实现了载有多名宇航员的“神舟”七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完成了太空行走等技术试验。第三,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很长时期内,约有60%的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虽然这一比率近年有所下降,但还占有55%的比率。外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格局,这不仅表明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之一,而且,中国表面上庞大的出口份额并非都由中国自身所得,而在中国有较大投资份额的日本、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分享了巨大的利益。

  同样,在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中,也存在着严格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政策。根据《读卖新闻》的报道,2009年3月4日,日本警视厅和广岛县警察共同搜查了广岛县福山市一个名叫“horkos”的大宗生产机床公司的总部,以涉嫌违反《外汇法》,无许可证出口为由,逮捕了该公司海外营业课主任等共四人。该公司被逮捕的四人未经经济产业省许可,通过伪造文书的手段,在2004年和2006年向韩国和中国出口了16台名叫“机械加工中心”(MC)的高精度机床。该种机床是加工汽车引擎零件的机床,工作误差在2微米左右,可以用来加工生产核武器的离心机,属于日本限制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但是,有关人员为了避开经产省花费时日的审查,不影响交货期,虚报工作误差在6微米以上。该事件反映出日本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政策和美国一样落伍于时代。中国不仅早在1964年就制造出了本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而且,现在已经具备很高的核技术。韩国也曾明确宣布不拥有核武器。所以,日本这种保守高技术的做法,对阻碍核武器制造并没有什么作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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