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美三国关系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三国关系，其发展情况不仅关系到三国的自身稳定和发展，也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相连，因此，研究中日美三国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中日美关系中的问题

在中日美三国日趋发展并不断提升层次的关系和互动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其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性的缺陷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三国关系中，中日关系相对薄弱

在中日美三国关系中，中日关系相对薄弱，严重地制约了三国整体关系的发展。

尽管，日美关系在朝核问题上有不和谐音，但仍有日美同盟的保证。美国长期将日本看做是美国东亚政策的主要支柱，而日本在对外政策中也一贯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因此，总的来说，日美双边关系一直处于紧密、稳定的状态。

中美两国在冷战结束以后，曾经存在比较尖锐的政治矛盾。美国在失去前苏联的外部威胁以后，面对日益崛起、与美国不同体制的中国，一直怀有严重的不安全感，并且把中国当做一个潜在和现实的威胁加以防范。但是，中国一直努力协调与美国的关系，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强大，特别是在小布什总统第二届任期开始以后，美国日益将中国当做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解决全球性问题不可缺少的合作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的金融实力和对美国经济的贡献更加强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2009年2月访华前就表示，人权问题“不能干扰”经济和外交大事，访华期间又表示：为全世界谋求安全、和平和富裕，全球社会正仰赖中国和美国开展协作。这些情况说明美国政府日益确信美中两国关系极为重要、不容危及的事实。中美关系日益成为超越一般地区性事务关系而对全球事务发挥影响的最重要双边关系。

中日两国关系近年来平稳好转，这种好转总的来说，令人感到欣慰，并值得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正视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第一，两国之间相互信任度不够。尽管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中，中日双方对于对方的发展都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发展给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机遇，日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日本在战后60多年来，坚持走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通过和平手段为世界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中方对此表示积极评价。”但是，两国之间对于对方国家的未来发展，在心理上仍然存在着不确定、不安全的感觉。这种相互之间深刻的不信任心态，已经阻碍了中日两国和东亚区域大规模合作的开展。例如，东亚地区、中日韩三国之间、中日双边之间自由贸易区等紧密经济合作机制建设的迟缓，就和中日两国信任度不够有关。第二，在两国沟通中还存在一些难以沟通的误解。2009年1月初，日方指责中国单方面开发东海“天外天”油气田，认为中方违背了两国在2008年6月达成的共同开发共识。而中方则认为，“天外天”油气田位于和日本没有争议的中国专属经济区内，不包含在中日共同开发范围之内。这种看法上的差异，显然表现了双方沟通不足，对共识理解不同甚至存在误解的情况。第三，在民间关系上，对立和互厌情绪依然普遍存在，关系改善进展缓慢。近年来，由于中日两国政府关系不断改善，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呈现好转的态势。特别是2008年5月，日本救援队参与汶川大地震的救援工作，赢得了中国舆论和民众的普遍好感。但是，日本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不仅没有上升，反而出现持续下降的情况。总的来说，两国民间关系的改善，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不可能一下子变好。而这种情况导致两国关系的改善还存在着脆弱性，两国民众的人心基础不牢，中日关系的基础也就不稳固。第四，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敏感问题仍然是两国关系不稳定的潜在因素，有些问题可能会在一定条件下成为起爆点，损害两国关系大局。2008年底和2009年初，钓鱼岛问题再次成为两国政府交涉、舆论关注的焦点，并再次引发两国民众的对立情绪。中日之间存在的一些固有问题，如历史认识问题、领土问题、东海问题、经贸往来中的问题等，如果不加以有效控制和淡化处理，仍然可能成为激化两国矛盾的焦点问题。

中日之间存在的这些问题使得中日关系成为中日美三国关系中最薄弱的双边关系，这种情况已经成为中日美三国之间展开多边合作的障碍。

（二）缺乏三国沟通合作的机制

中日美三个国家不仅是世界上国内生产总值位列前三位的经济大国，而且是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三个大国。但是，这三大国家之间却没有一个与其地位和影响力相适应的沟通和交流机制，而只能借助双边或其他多边接触和沟通平台进行交流，这不能不说是三国关系中的一种结构性缺陷。这对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的安全、稳定和发展来说，都是一种损失。

也许有人以为这个机制很容易弥补，建立一个新的中日美三国对话机制很容易做到。但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因为这关系到很多复杂的因素。第一，建立一个中日美三国对话新机制势必对亚太地区的中小国家构成冲击，会令它们产生一种大国主宰、忽视小国的印象。第二，在亚太地区，韩国、菲律宾等国同样属于美国的盟国和伙伴，如果美国只拉日本同中国建立这样的对话机制，美国的其他伙伴国必然产生一种被抛弃和轻视的感觉，因此，美国要走出这一步也并不容易。第三，日美之间不仅有日美同盟的紧密政治和军事关系，而且，在国际政策上日本长期执行追随美国的政策，虽然在中小外交政策方面，日本有自己的特色，但对于根本性的国际大政策而言，日本还是唯美国马首是瞻，缺乏作为大国的独立性政策，所以，如果推动建立三国对话机制，中国会有很大担忧。因为日本缺乏作为世界级大国的政治独立性，中国会认为三国机制很可能就是日美对中国二比一的机制。所以，虽然中国会认为这种三国沟通机制从未来发展的眼光来看很有意义，但在日本摆脱追随美国政策以前，这样的机制具有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从而造成中国缺乏动力和积极性。

（三）金融领域沟通与合作不足

2008年以来，关于金融危机的国际协调频繁进行，既有双边协调，也有多边地区协调，多边世界范围内的协调。在地区协调方面，欧盟内部有四国、十五国、二十七国领导人会议接连举行；亚太地区包括利马的APEC会议、福冈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以及2009年2月的东盟领导人会议。在跨区域国际协调方面还有北京亚欧会议等。在世界范围内的国际协调方面，有北海道洞爷湖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华盛顿二十国集团会议等。这些国际协调活动虽然不能说没有成效，但由于大多数会议参加的国家过多，并且各国情况和利益差别太大，除了有一些原则规定和呼吁以外，很难在具体行动上加以落实。所以，形式繁多的国际协调对于金融危机的遏制并未产生显著的成效。

而在最有实力解决金融危机问题的中日美三国之间，却没有相应的协调机制。日美之间虽然有关于汇率问题的内部协商，但并没有两国政府有效的联合行动，致使日元汇率一涨再涨。到2009年初，日元汇率已经比2006年上涨了约30%。主要以美元结算的日本企业陷入严重的亏损境地，日本的实体经济遭受严重损害。而在中日和中美之间，也缺乏有效的金融沟通与合作渠道，中国往往被日本和美国联合指责为操控人民币汇率的国家。但是，日美两国却没有设身处地地考虑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而只是将其作为转移本国国民对政府无力控制金融危机不满和推卸责任的手段，并没有上升到切实进行三国金融、贸易合作的层面。而从三国政府掌控经济的实力以及外交和行政能力而言，这种缺乏协调、彼此指责的困顿情况，不能不说是三国协调机制的缺失和对政府资源的浪费。

（四）贸易关系与技术合作的缺失

金融领域在经济部门中有其统领全局和独立性的一面，但是，金融问题的产生不是孤立的，而 是和国内政策、国际贸易密切关联的。在中日贸易中，近年来日本虽然对中国年年出超，但一般只有二三百亿美元，这在两国贸易总额中的比例并不大，只占十分之一左右，没有严重的影响。但是，在中美和日美贸易中，美国却长期处于巨额的贸易赤字状态，严重地威胁到了美国的经济平衡。2007年，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725.4亿美元，占日美贸易总额的33.9%。同年，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为1633.3亿美元，占中美贸易总额的54.1%。2008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为1708.57亿美元，占中美贸易总额的51.2%。

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呢？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中日两国的问题，而是美国自身的问题。第一，美国低储蓄、高消费，大规模地借钱消费、超前消费的经济结构和习惯导致大量进口，进出口失衡。美国自身的生产率提高有限，劳动成本居高不下，能够提供给世界各国的产品有限。而为了保持住本国居民的富裕生活，却需要大量进口世界各国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中国、日本等国质优、价廉的商品供应，美国的经济运营成本和国民生活成本将急剧上升，而生活质量将严重下降。因此，美国国内这种经济模式和习惯很难在短时间内转变。第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中国实行高技术出口限制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美国这样一个拥有最高技术和生产多种技术产品的国家，出口到中国最多的却是小麦、大豆、食用油等初级农产品。中国大量需要高技术产品设备，美国政府却以国家安全等为借口，长期以来用出口许可证等形式限制电子、通信、航空航天等领域产品对中国出口。这势必导致中美贸易失衡，限制中美之间经贸合作发展。中国对美国高端产品不能采购，美国一些高新技术厂商也因市场受到限制而使成本居高不下，苦不堪言。高技术产品如飞机、大型计算机、激光等都需要巨额资金投入，如果没有巨大的市场支撑，研发将无法开展。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国会把用于商业卫星制造和发射的美国所有零件和技术纳入了《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卫星的零部件，甚至包括普通螺母、螺栓等也被当做“武器”，严格禁止出口，目的就是阻止中国等国家学习美国的技术。这种严格的限制束缚了美国卫星工业的发展。美国制造商业卫星所占有的市场份额，1998年为63.7%，而在9年后的2007年，降至41.4%，期间一度甚至降至36.4%（2002 年）。相反，欧洲和亚洲等地区生产的商业卫星市场份额从1998年的36.3%猛增至2002年的63.6%，2007年为58.6%。1998年，美国卫星发射市场的占有率为55.8%，但在2002年跌至27%，2007年为31.3%。美国严格限制高技术产品的出口政策，不仅损害了本国的高技术工业发展，导致对外贸易的大规模失衡，实际上，也没有能力阻止其他国家高技术的发展。中国不仅可以通过其他渠道获得一些相关技术，而且，这种严峻的技术管制现实促使中国加大自主技术研发、自主技术创新的力度。中国继2003年实现了载人宇宙飞船成功发射以后，2008年9月，中国实现了载有多名宇航员的“神舟”七号宇宙飞船的成功发射，完成了太空行走等技术试验。第三，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很长时期内，约有60%的出口是由外资企业实现的。虽然这一比率近年有所下降，但还占有55%的比率。外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对外贸易格局，这不仅表明中国市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市场之一，而且，中国表面上庞大的出口份额并非都由中国自身所得，而在中国有较大投资份额的日本、美国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也分享了巨大的利益。

同样，在日本对中国的贸易中，也存在着严格的高技术产品出口限制政策。根据《读卖新闻》的报道，2009年3月4日，日本警视厅和广岛县警察共同搜查了广岛县福山市一个名叫“horkos”的大宗生产机床公司的总部，以涉嫌违反《外汇法》，无许可证出口为由，逮捕了该公司海外营业课主任等共四人。该公司被逮捕的四人未经经济产业省许可，通过伪造文书的手段，在2004年和2006年向韩国和中国出口了16台名叫“机械加工中心”（ＭＣ）的高精度机床。该种机床是加工汽车引擎零件的机床，工作误差在2微米左右，可以用来加工生产核武器的离心机，属于日本限制出口的高技术产品。但是，有关人员为了避开经产省花费时日的审查，不影响交货期，虚报工作误差在6微米以上。该事件反映出日本的高技术出口限制政策和美国一样落伍于时代。中国不仅早在1964年就制造出了本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而且，现在已经具备很高的核技术。韩国也曾明确宣布不拥有核武器。所以，日本这种保守高技术的做法，对阻碍核武器制造并没有什么作用，也无法限制韩国、中国自身技术的进步，可能和美国的最终结果一样，伤害的只能是本国的产业。

二、中日美三国当前要解决的问题

金融危机仍在世界蔓延、恶化，目前还没有看到危机的谷底。因此，中日美三国必须尽全力阻止危机的进一步恶化。

（一）三国采取联合干预股市和汇市的行动，提振信心

由于危机的普遍性、严重性和深刻性，通过一国自身的努力有时未必会产生很好的效果，这里以美国为例加以说明。早在2008年2月时，美国就启动了168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法案，同年10月，又通过了金额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援助方案。2008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政府提出的7870亿美元的刺激经济计划。除此以外，其他国家和地区，也都有类似的救助计划。但直到2009年3月，尚未显现明显作用。为什么效果这么差？其一，由于这些资金的落实需要时间，经济表现本身具有滞后效应。其二，由于各个国家都是单独行动，没有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这使政策效果打了折扣。

当前，三国最重要的是在金融、汇率、股市领域协调立场，采取联合一致的行动，显示国际社会遏制金融危机的决心，以此提振市场信心。尤其是在汇率和股市价格方面，要找到一个对三国经济相对有利的汇率、股市价格平衡点，通过三国政府联合统一或相互协调的政府干预行为，促进汇率、股市恢复到一个相对的平衡点。当然，如果能够联合欧盟一同采取行动效果将更加显著。但是，由于欧盟是27国组成的区域组织，各国情况不同，意见很难统一，协调成本过高，因此，不可对欧盟抱有太大期望。而以三国为核心采取联合干预和大规模投入的行动，就可以期待产生显著的效果。否则，如果政府满足于已有的政策，就此止步，不采取措施、不作为的话，实体经济将受到更深刻的损害。举例而言，如果日元汇率过高，主要以美元为结算单位的日本大宗出口企业结算以后，换回的日元大量减少，出现大规模亏损状态；同样，股市价格过低也会造成大量企业严重亏损甚至倒闭。这是虚拟经济（Fictitious Economy）变化损害实体经济的典型证明，而问题主要出在虚拟经济方面，因此必须对症下药，在虚拟经济方面采取大胆、果断的行动与合作，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建立三国司局长级高官会晤对话机制，并逐渐过渡到部长级会晤机制

在深刻的金融和经济危机中，存在很多国际国内政策需要通过三国协调的方式加以解决。但是，目前在三国之间没有这种对话和沟通平台，这是三国关系的重要缺失，而其他国际交流平台却无法代替三国之间的沟通。原因主要有四：第一，双边接触和交流机制范围和力量有限，对于有些涉及三国的问题无法操作；第二，大多数已有的多边国际对话平台和沟通机制，参与成员过多，各国情况差异太大，因此，大多数都成为效率低下的清谈场所，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政策，这样，依赖现有的国际机制解决来势凶猛的经济危机，多数属于纸上谈兵，缺乏实际效果；第三，中日美三国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三个国家，既有相对接近的经济实力，又有强大的行政和外交能力，进行三国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容易产生可以推行的联合政策，也容易采取有约束力的三国联合行动；第四，中日美三国若建立三国沟通和协调机制，联合干预金融和经济危机，不仅对三国有利，而且，势必会对其他国家、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调机构、对话平台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上述原因和情况，中日美三国可以首先建立起一个司局长级别的对话和沟通平台，相互交流政府间的信息情报，研究和协调解决金融危机的核心问题。短期不能期待这个平台一定会具有实效地解决问题，但只要三个国家能够利用这个平台，促进其向切实有效地解决问题的方向发展，那么，这个对话和沟通平台就大有希望。三国可以根据其进展的实际情况，在机会适当的时候将其升格为一个部长级的对话和沟通平台，如此一来，不仅提高了三国之间沟通和协调的级别，也使三国所关心的问题更容易得到见解上的沟通，有利于采取共同措施加以解决。

三、对日本的建议

（一）要确定好日本的长远发展战略

日本首先要解决好本国发展战略问题，否则，日本在三国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第一，日本要从根本上改变本国的发展战略。日本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曾经犯过发展战略上的错误，即过分地重视成为政治大国，重视制造业，重视大型计算机的研制和生产，忽视了家庭计算机的生产和高速网络建设，这是日本经济10年萧条的重要原因之一。现在日本的发展战略仍然不够明确，对于制造业的支持，仍然是日本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这是日本的发展战略落后于全球化知识经济发展方向的重要方面。日本要想彻底摆脱经济在世界中比重不断下滑的趋势，必须进行产业发展方向的根本转型，必须重视知识经济的发展内容和最尖端产业的发展和投入，如软件行业、CPU芯片、大型客货飞机等。

对于大型客货机的生产，日本过去过于依赖美国，失去了机会。但是，日本有条件、有实力，可以将软件行业作为本国最重要的产业大力推动，这样，不仅容易保持住原有制造业的优势，而且能够使本国获得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在关键的高端技术产业领域，日本要有自己的品牌。最重要的计算机基础软件Windows和Office被美国垄断，日本（和中国）没有自己的品牌；在最重要的互联网门户网站上，日本最大的门户网站是日本雅虎（YAHOO）、日本MSN，可以说，美国的品牌垄断了日本的互联网，这是日本在互联网发展上的重大缺陷。最重要的制造业尖端技术之一的CPU芯片，完全被美国公司垄断，日本和中国都没有自己的品牌。从国际化、全球化的角度来说，这代表着全球经济的交流和经济融合，是一种利益的分享和共享，并不是什么坏事。但关键是日本对美国的依赖过多、过重，致使日本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处于美国的单一控制之下，在这样受制于人的经济基础之上，日本想追求与美国的真正对等和平等其实非常困难。特别是微软等美国公司不仅已经实际垄断了全世界的相关领域，而且，它们进行捆绑销售等不正当的商业竞争手段，也在于巩固自身的全球垄断地位，扼杀其他国家民族品牌的崛起。

在经济的独立性上，日本远远不如中国。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互联网搜索引擎都是本国的品牌，如新浪、百度等。中国大型客货机的研制计划已经启动。就目前来说，中国芯片的技术水平和美国、日本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否则，中国必然创造自己主导的品牌。但是，日本和美国的相关技术差距较小，因此，日本有能力在这些领域独创自己的品牌并打破美国的垄断。日本要转变本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通过国家的政策扶植和倾斜，要创立日本独立品牌的计算机操作系统、办公系统，制造本国独立的CPU芯片品牌，建立本国独立的互联网门户网站等，这是日本维系经济长远发展的新增长点和长远战略大计。如果不能确立这些争夺科技和经济制高点的战略，日本将在经济上继续受美国的压制，而继续趋向于相对衰落。同时，在受制于人的经济基础之上，日本也不可能在政治上成为一个真正自立的世界一流大国。

第三，与中国联合是日本知识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在计算机基础操作系统、办公系统软件方面，日本和美国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赶上。在CPU芯片制造技术上，日本并不比美国逊色多少，有些领域，日本比美国还先进。2009年上半年，日本富士通公司开发出了新型CPU“Venus”，采用最先进的45纳米级半导体技术，使一枚长宽各两厘米的正方形芯片上集成的中枢回路数量从以往的4核增加到8核，并集成了二级缓存(cache　memory)和内存控制器(memory　controller)，从而实现了运算的高速化。每秒可完成1280亿次运算，速度是此前美国英特尔公司生产的最快CPU的2.5倍，耗电仅为以往类似产品的1/3。该项产品的技术含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此前一直居于领先地位的美国英特尔公司和IBM公司的相关产品。美国使用的大量高尖端CPU芯片都依赖于在日本的订货，日本关键是没有自己的世界性品牌，一直在为美国贴牌生产。这种状况如何改变？如果仅仅依靠日本自己的力量，很难改变美国获得高端利益，日本、德国等技术发达的发达国家获得中端利益，其他国家获得低端利益的垂直技术和品牌分工格局。但是，如果日本采取与中国联合的战略，联合研制计算机基础操作系统、办公系统软件，联合研制新品牌的CPU芯片，就可以改变目前的格局，促进世界新的技术与品牌格局的出现。

日本与中国联合，并不会因为中国技术落后而吃亏。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落后于日本，两国联合研制会使中国的技术获得提高，但更重要的是中国和日本联合起来的市场。只要两国政策得当，两国的市场份额完全可以支持这种新技术与新品牌的诞生与发展。技术并不是最根本的因素，市场才是要害中的要害。有了市场的接纳和需求，在丰厚利润的支持下，技术自然会获得提高，那么，从美国垄断的市场中切下一块蛋糕就成了可能。这样，日本和中国都能分享到一部分高端利益。否则，日本的技术再先进，也很难创造出世界性的品牌。日本国内市场的狭小，加上美国垄断性的压制，很难开拓出国际市场。在这方面，中国自身的市场就占了世界大约四分之一强，加上日本的市场，理论上可以达到约三分之一的规模。如果日本不与中国联合，那么，日本只能维持现有的中端利益，甚至继续下滑。如果两国实现联合，能够占领中国和日本市场的大部分，就等于占有了约四分之一的世界市场，那么，这种技术和品牌，就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世界性的技术和品牌。如果还能有机会打入亚洲等其他国家的市场，那么，就有希望达到占有世界市场三分之一的份额。在这种联合中，日本最大的优势就是技术优势，而中国的优势，除了市场以外，还有大量软件开发人才、廉价劳动力、提升能力很强的工业基础，等等。如果中日两国能够在这样尖端的技术和品牌领域实现联合，那么，中日关系的战略基础将得到巩固，两国关系变坏的可能性将进一步受到遏制。

（二）改善和加强中日双边关系，寻求三国关系的平衡与突破

在中日美三国关系中，最薄弱的是中日关系。因此，有必要从加强中日关系入手，为建立和谐的中日美三国关系奠定基础。就目前来说，中国对加强同日本的经济关系充满了热情和期待。中国十分希望能够尽快建立起中日等国的自由贸易区，以及与其类似的紧密区域经济合作关系。但是，日本方面对此并不积极。日本国内有个别人认为，宁可日本的经济利益遭受损失，也不能被卷入中国的经济圈，那样会导致中国更加快速地发展，日本丧失在东亚的经济主导地位。这种观点还基于一种冷战对抗、零和博弈的思维模式。其实，中国过去的落后一方面有历史的因素，另一方面主要是政策的因素所致。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认识到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实现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这种战略的转变和取得的成就，更坚定了中国的发展信心。因此，中国以经济为中心、继续向前的车轮已经不可逆转。中国不可能因为日本等国放弃与中国的紧密经济合作而止步不前。相反，如果哪些国家避开中国巨大市场、巨大资源的现实，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就可能蒙受丧失良好发展机遇的重大损失，得不偿失。

因此，中日两国必须以战略的眼光来审视和看待建立双边、多边自由贸易区或紧密区域经济合作关系的问题。中日两国有经济上的竞争尽管是必然，但应该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更紧密的合作为主导，实现市场、资金、人才、技术和资源等的共享和互补。此外，两国的眼光不能只局限于东亚，而要看到已经紧密联合的欧洲，已经紧密联合的北美。只有中日两国建立起更紧密的经济合作关系（在中日美三国关系中，这意味着提升了中国和日本的地位），中日两国的弱势才能得到弥补，才有利于中日美三国关系平稳、健康地发展。

在具体的区域合作形式上，中日两国要互相体谅对方的实际国情。中国要考虑到日本农业的薄弱实际；而日本也要看到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的进展需要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不可能期待中国一下子就达到发达国家的管理水平。因此，在推进更紧密区域经济合作时，中国不要过分地强调要建立严格的自由贸易区（FTA）模式；而日本也不要强调完全按照日本所主导的经济伙伴合作协定（EPA）。中日等国可以通过相互让步，建立一种混合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兼有自由贸易区（FTA）模式和经济伙伴合作协定（EPA）长处，又不过分伤害各方弱势产业。中日双方可以给对方的薄弱项目，如日本的农业开放，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等订立一个渐进开放与管理的时间表。通过制定时间表的方式，促进各自国家薄弱领域的改善和水平提高。最关键的是尽快确立紧密区域经济合作。这样，无论对哪个国家都有利，如果总徘徊于门外观望，则将错过历史的机遇。一方面，于增进本国利益无益；另一方面，也没有尽到中日两国作为东亚最大的国家，对本国、对东亚区域、对亚太地区经济合作和经济发展应尽的责任。

四、建立三国首脑会晤机制

当中日两国（或包括他国）的自由贸易区或类似于自由贸易区的紧密经济合作得以确立或启动，中日美三国的首脑会晤就提上了日程，建立中日美三国首脑会晤机制，将中日两国（或包括他国）紧密区域经济合作的模式扩大到北美，实现东亚和北美的紧密经济联合，就成为中日美三国政治外交的一个重要任务。而这时，建立中日美三国首脑对话和沟通的条件也已经基本成熟。因此，三国要因势利导，建立起这种沟通机制，担负起促进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分内责任。

长远发展方向是实现中日美三方加欧盟一方，四方对世界事务的共同治理。这种共同治理不是霸权性的控制和管理，而是在世界事务中发挥四方的协调和主导作用，提高处理国际事务的效率，推动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本文是作者之一的周永生教授应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经团联）经济公关中心的邀请，于2009年3月30日在经团联总部——经团联会馆演讲的讲演稿。本刊有删节。）

（来源：《领导者》第2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