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0 次 更新时间:2009-09-15 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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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  

  在这场声势日渐浩大的移译工程中,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成果对于中国学界而言,其意义又何在?

  在我看来,他们的研究,除了能够为中国的学者提供更为丰富的学术资源选择,从而可能在学术竞争中对先前的一些偏颇结论加以修正外,更为重要的还在于,这一学术群体共同体现的学术取向,对当今亟须居危思危的中国法律史学界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而这与“新法律史”的三大特征密切相关。

  先说诉讼档案在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利用。多少有些吊诡的是,在中国大陆,迄今为止,中国法律史学界对诉讼档案的利用可谓非常不尽人意,不仅相对于其他优秀的国际同行显得落后,即便与国内的其他历史学科——尤其是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相比,也远远不及。[86]数十年前,当中国法律史研究者们和西方绝大部分的同行一样,还几乎都只会依靠律例、会典等传统文献之时,从事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如李文治、刘永成、冯尔康、周远廉,就早已经开始注意利用刑科题本这一珍贵档案,自此在本学科内形成相延至今的使用刑科题本的学术传统。[87] 公平地讲,这或许与中国法律史学科当年基础薄弱有关。但是,除了已故的郑秦先生曾经主持整理了部分《刑科题本》出版这一例外,[88] 时至今日,中国法律史学界还几乎仍然未见有人对这类档案予以系统运用,至多是星星点点地零散使用极小部分。因此,如果再想以先前的理由搪塞,则未免有些自欺欺人。

  非独《刑科题本》在中国法律史学界罕见有人系统利用,其他诉讼档案也是如此。我曾经不至一次地听人说起,在四川省档案馆的巴县档案查阅登记簿上,国外学者的名字时常可见,但却几乎没有发现如今大陆中国法律史学界的那些“鼎鼎大名”。说者未必无心,听者更是有意。自1985年以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每隔十年就会召开一次以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为主题的国际研讨会,令人遗憾的是,在事后出版的每套论文集中,都几乎看不到中国法律史学界的身影。[89] 而2005年4-6月我在台湾游学之时,恰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将在该年10月召开“明清司法运作中的权力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一位协助确定会议邀请人选的教授向我询问道,大陆的中国法律史学界有哪些学者曾系统地利用过明清司法档案做过研究,或许是我孤陋寡闻,一时间竟无言以对。

  直到近年来,随着国内新一代的研究者的成长,才开始逐渐真正重视诉讼档案的研究价值,并做出一些初步但令人欣喜的研究。例如,俞江利用宝坻县刑房档案对财产继承问题所做的系列研究,邓建鹏利用黄岩诉讼档案所做的清代诉讼制度系列研究,赵娓妮和吴佩林均利用四川南部县档案分别研究了清代婚姻讼案审理与代书制度,洪佳期利用上海档案馆所藏的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档案所做的研究。[90] 但与中国大陆每年出版著作、发表论文那成百上千的庞大规模相比,这类研究所占的数字比例实在是微不足道。近年来,中国法律史学界热衷于“中国传统司法是否具有确定性”的讨论,但坦率地说,参与这些论战的中国学者中,却甚少有人真正利用到司法档案(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建立在对司法档案进行深入研究后得出的结论其实才最具说服力),而多是喜好于法律文化的名义下悬空踏虚,泛泛而谈。[91] 放眼华语世界,中国大陆学者对司法档案的利用,甚至还有所落后于台湾学界。[92]

  次说从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并与之真正对话。梁治平早已指出,大陆今天的中国法律史研究——

  “以教科书为核心的主流范式虽然尚无资源匮乏之虞,却早已面临规范意义上的危机。这部分是因为其本身已经足够成熟,部分是因为这种范式所具有的特别抑制反思的性质。拒绝反思造成了理论的教条化,它在抑制研究者理论兴趣的同时,也损害了他们的思想能力。”[93]

  而在我看来,在某种意义上,与其说是“理论的教条化”,还不如说是“理论的点缀化”甚或“理论的虚无化”。自1990年代以来,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蔚为风潮。经过梁治平、张中秋、范忠信等学者的辛勤开拓,已经积累了不少为学界关注的成果。这一新范式的贡献之一在于,它使得史学之外的一些社会科学理论开始进入中国法律史研究的视野之中,例如社会学、人类学的个别理论。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法律史学界,更为主流的却依然还是“重考据、轻义理”的路数,更多的论著仍是满足于“史料学派”意义上的史实考证(尽管其中也不乏非常优秀的作品),而并未从当今学界蓬勃发展的社会科学理论中受益(而与之相比,西方的史学如今正日益理论化,尽管未必便是优点),即便有之,也不过是零星地点缀而已,更不用说以本学科的研究与其他的社会科学理论真正对话,在巧妙连接历史经验与理论概念的基础上做出国际前沿的推进与创新。更有甚者,仅仅听到后现代主义之名便嗤之以鼻,全然无视其可能值得取法之处。迄今为止,在中国法律史学界有影响的概念与理论还极度贫乏(想一想,你又能举出几个?),毋庸说对其他学科的外部贡献。总之,传统的主流范式之下,倾向于简单的经验主义,对引入新的智识资源尚相对保守。[94]

  对社会科学理论保持警惕自然有其必要[95],但无视它们可能给历史学带来的助益,则必定将会错失拓宽研究视野、提出重要问题并与本行之外的学者对话的良机,也自然更加不能借之以提炼自己的新的概念。傅斯年当年讲“史学只是史料学”,[96]这一论断当然有其道理在,但也对后人多有误导。即便是在历史学界,其狭隘之处也早已频遭诟病。对于今天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而言,就更加不能够将其当作不易之论甚至祖宗成法,而仅仅满足于充当传统历史学的附庸。正是在这里,中国法律史学界或许应当听一听黄宗智的告诫:从经验研究出发,通过与理论的联系与对话,来构造我们自己的一些基于经验发现的中层概念。[97]而眼前的这个论文集,在很大程度上,恰好在此方面值得借鉴。

  最后回到“历史感”上来。在如今的中国法学院中,中国法律史往往被目为“虚学”,以至于正被日益边缘化。[98] 面对此种境遇,忧心者们念兹在兹的,便是试图千方百计地去论说中国法律史如何对今日之法制建设有其助益。对于这种忧虑背后的根源,我辈早已感同身受。不过,那些苦口婆心的言说,或许可以诉诸民族情感的魔力,在人们心中激起一时的涟漪,但却最终会因为失之空泛而缺乏说服力。在我看来,真正可行的作法,在于以贯通不同时段的扎实研究,借由历史之光,洞见现实问题。今天中国的法制建设,乃是中国古典法律传统(尤其是清代的旧法制)、社会主义法律传统(老解放区时代以来形成)和现代西方法律传统(产生于晚清以降、迄今未止的法律移植过程之中)三大传统相互撞击和彼此融合的产物,因此,至少在近现代中国法律史研究上,就不能完全看作是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意义上的“博物馆的珍藏品”予以研究。[99] 黄宗智的三卷本著作正是值得重视的绝佳范例。

  客观地说,今天大陆中国法律史学界存在的这种种不足,也有其很难避免的现实原因。其中最棘手的也许要属司法档案查阅和利用上的不便。罗志田曾经感慨说,由于有着充足研究经费的支持,西方的中国史研究者在做博士论文时,通常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花一年以上的时间查阅和搜集资料,而我们中国的史学博士生可以用于查阅资料的经费通常不足千元,连在国内选一个地方看资料都只能限制在很短的时间之内。[100] 素重资料的历史系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法学院中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据我所知,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所中国大陆的大学图书馆购买有巴县档案、淡新档案等司法档案的微卷。而当少数的有心者真地以一己财力,跑到收藏这些司法档案的档案馆查阅之时,除非是花较长时间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摘抄,一旦想复制一部分档案带回来再慢慢研究,往往马上就被要价极其高昂的复制费用打消念头(所谓的“保护性收费”)。

  不过,尽管如此,也不意味着诉讼档案对于中国大陆的学者来说不可接近。至少对于身处北京、成都、上海、南京这些城市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而言,只要有足够的毅力,即使缺乏充足的经费进行复制,大多也可以直接在档案馆查阅。而且,包括巴县档案、淡新档案、刑科题本在内的一些司法档案,也早已由相关单位的人员整理出版了一部分。[101]尽管只是全部司法档案中的九牛一毛,但如果能选取恰当的研究题目,再辅以其他相关资料,也大致足矣。

  在某种程度上,上述这番坦诚相见的言说,或许也是在提醒人们认清某种意义上的“皇帝的新衣”,即便在近年看到的年度学术综述中,总是会千篇一律地号称如何在深度、广度上不断地取得进展,似乎从来就是风光无限。因此,这番“盛世危言”或许会被视为妄自菲薄,进而遭到“牢骚太盛防肠断”之类的婉劝,更有可能会得罪人,难免会招致某些人的反感。但是,这绝非是要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也知道“风物长宜放眼量”的重要;恰恰相反,我真正的意图是旨在借邻壁之光,照汉家故物。在新说高论层出不穷、理论范式更新日频的今天,优秀的研究者绝不应该是只顾低头拉车而不抬首看路,他/她应该保持宽广开放的胸襟,能够看清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善于借鉴全世界范围内的优秀成果,从中获得灵感,并最终提升自己所从致力奉献的那门学科,中国法律史也不例外。易言之,第一流的研究,它应该既能脚踏实地地奠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同时又对西方主流的社会科学理论开放。或许我们可以注意一下咫尺之隔的台湾学界同行。在那里,邱彭生等人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102] 面对这一学术潮流,中国大陆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如果不能居危思危,而后奋起直追,乃至迎头赶上,很可能将在此一生机勃勃的领域沦为国际学界的边缘。倘若有朝一日竟至如斯境地,岂不痛哉!

  

  七、结语

  

  对于中国的研究者而言,当然可以对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某些论断——比如某些特有的问题意识——有所保留,任何不加思索的盲目追随本就应该被予拒斥,更何况众所周知的是,从来就不存在十全十美的学术研究;人们甚至可以就其做出批评,只要这种批评确实是持之有据,而不是连对方所言都未真正弄清,仅听其名就迫不及待地“横溢”才华。但即便如此,在时刻警醒保持阅读和思考的主动性的同时,也请记住长期主持海外中国学移译事业的刘东那一番满怀深情的告诫:“任何人都不会仅仅因为生而为‘中国人’,就足以确保获得对于‘中国’的足够了解;恰恰相反,为了防范心智的僵化和老化,他必须让胸怀向有关中国的所有学术研究(包括汉学)尽量洞开,拥抱那个具有生命活力的变动不居的‘中国’”。[103]培养18世纪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所称的“能象别人那样把自己看清”的本领。[105]“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104] 在我看来,这句众所周知的中国古诗,正好道出了当今跨文化学术交流中的另一面。而克服这一缺陷的最佳方法,或许就是

  对于学术的推进而言,关键在于每位真正有志于此的学者都能沉下心来,贡献出扎实的优秀研究成果。这至为重要,今天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亟需这样的努力;但在学术分工日趋细化的今天,同样重要的还有跨地区、跨国学术信息交流的通畅。至少对于我这一代中立志以中国法律史为业的很多人来说,语言已不再是主要的障碍,从而能够得以摆脱完全受制于“翻译的政治”的支配,更多的问题或许还在于学术信息的及时获得乃至所指文本的可得性。后者的作用,不仅在于可以由此避免大量无谓的重复学术生产,将许多自鸣得意的人们从自诩填补“空白”的美梦中敲醒,而且,还可以使后来者尽可能地吸取他人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进而能够在先前不及的地方迎头赶上。

  若干年后,倘若有人再次谈起中国法律史研究上发生智识地震之时,我希望听到震中是在中国版图的某地。

  

  (邓建鹏博士和陈新宇博士曾就初稿提出诸多建议,黄宗智教授更是细致地阅读了本文的每一稿,并惠赐诸多建设性意见,我从中获益良多,谨此致谢,当然,惟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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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E-mail:youchenjun@163.com。

  

  注释:

  [1] Neil J. Diamant, \"Book Review: 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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