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0 次 更新时间:2009-09-15 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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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  

  为了保证这些“法外制度”能够运转顺利,书吏与力图差役以各种方式将其“非法”的行为/地位合法化(legitimizing the illicit)。总而言之,白德瑞所展示的,迥异于马克斯·韦伯所描画的现代西方理性化官僚行政,毋宁说,这是韦伯模式所无法概括但值得学者认真对待的另一种行政行为模式。白德瑞对学界旧见的有力颠覆,所依据的,正是就巴县档案中涉及行政、司法的数百件文书所为的极为细致的研究。[62]

  仅就这5本专著观之,其中所使用的司法档案数量之多与所讨论的内容之广,已令人叹为观止,同样重要的还有,与传统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不同,这5本专著均不同程度地援引了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或以其为学术奥援,或将之作为对话对象。这在黄宗智的两本专著中体现得尤其明显。他的前一本著作设置专章(第九章)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进行对话,重新检视了清代法律及政治制度。借助于韦伯理论的启发,同时也纠正了其偏见,黄宗智赋予韦伯曾经使用过的“实体理性”、“世袭君主官僚制”等概念以新的内容,从而使其在解释清代法律文化方面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例如,韦伯曾经提出过一个尝试性的命题——“实体理性”,但惜乎未做充分发挥,而黄宗智则对此予以借用并进行推展,以形容实体主义和理性主义、官方审判和民间调解在清代民事法律中的矛盾结合。黄氏的后一本专著则吸收了吉尔茨(Clifford Geertz)、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萨义德(Edward Said)等当代重要的社会科学理论家之成果中的精华部分,同时综合形成自己的新看法(例如该书在分析习俗之时,就强调重构“(习俗的)实践逻辑”,而这显然是受到布迪厄的相关理论之启发后再做发挥)。

  这些著作的上述鲜明特点,自其出版以来就已不同程度地为众多评论者所注意,[63] 如今更是在《从诉讼档案出发》论文集中更是体现无遗。[64]以其中使用到的司法档案来说,就来自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台湾淡水厅新竹县、伯都纳副都统衙门、河北获鹿县、奉天省海城县、辽宁省新民县等地区,以及京师刑部、中央内阁、盛京户部及内务府、北京地方法院、四川高等法院、四川省民政厅、河北省高等法院、江苏省高等法院、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等机构,全部档案加起来,所涉及的时间从清代直至民国,此外还有来自当代华北、江南各一县与南方R县的诉讼案卷。而援引作为学术资源并以各自的实证研究对其进行检讨修正的社会科学理论,至少就包括“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国家与社会”、社会权力来源、“文化的权力网络”等理论,包括但不限于韦伯、布迪厄、哈贝马斯(Jürge Habermas)、艾森施塔特(S. N. Eisenstadt)、孔飞力、迈克尔·曼(Michael Mann)、斯科特(James C. Scott)、杜赞奇(Prasenjit Duara)、韩南(Patrick Hanan)、滋贺秀三以及瞿同祖、萧公权在内的诸多近代、当代学术名家,更是频频地被作为对话对象。

  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所共同标举的这种沟通经验与理论的研究风格,不仅在相当程度上纠正了西方学界在对于中国法律——传统、近代乃至当代——的诸多偏见和颠覆了一些所谓的权威定论(那些先前的偏见与“定论”,至少包括认为清代中国并无“真正的”民法可言,清代衙门甚少正式依法处理民事案件,以及将从清代法律向模仿西方的国民党法律的转变,视为由非理性向理性、由实体主义/工具主义者的“卡迪法”向所谓现代法的转变),并且还大大拓展了中国法律史研究的广度与深度,进而逐渐逼近中国法律与社会的复杂面相。而另一方面,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些成果与以往研究的差异性,激起了经久不息的学术论辩,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当属那场发生在美日学者之间的著名论争。

  1996年9月21日至23日,题为“后期帝制中国的法、社会与文化——美日学者之间的对话”(Law, Society, and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A Dialogue between American and Japanese Scholars)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的镰仓市召开。其中,美方学者由黄宗智领衔,而日方学者则以著名的中国法律史专家滋贺秀三为首。[65]双方最初的交锋,其实可以追溯到两年前的1993年。正是从这一年开始,黄宗智发表了多篇文章,针对滋贺秀三的一些观点提出明确的批评。[66] 这一批评,激起了与滋贺秀三有着师徒之谊的寺田浩明的反批评,后者在1995年后发表多篇文章予以反驳。[67] 寺田浩明虽谦称自己为这种争论的“半个当事人”,[68] 但实际上,日本方面的应对几乎完全就是“有事弟子服其劳”,由他出面参与论战。因此,只有两相对照黄宗智和寺田浩明两位教授在这场争论中所持的不同立场和不同方法,才能真正深刻地发现其中潜藏的一些问题及其真正意义。

  按照寺田浩明的看法,双方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清代听讼是否属于依法分清是非、保护正当权利拥有者的审判”这一核心观点之上。在一份被视为权威的研究中,滋贺秀三借用D ·F ·亨达森的用语,将清代的民事审判性质称作为“教谕式调停”(didactic conciliation)。[69] 而黄宗智则依据对大量司法档案的实证研究指出,清代的州县官们在处理民事纠纷之时,事实上绝大多数都是严格按照清律的规定作出明确的胜负判决。[70] 这场后来被概括为“调停说”VS“审判说”的学术争论,当年因为某些原因而未能正面交锋,最终多少显得有些不欢而散,但其遗留下来的论题,至今仍为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涉足此一领域时所无法绕过。[71]

  倘若当年的与会者们今天重新回过头看昔日的那场争论,也许都不免会有物是人非之感,因为日方学者中的灵魂人物滋贺秀三业已于2008年2月25日离世。斯人已逝,然其书犹存。十几年后,面对当年的这场论争,晚辈如我从双方各自的论说中获益良多。黄宗智早已精辟地指出,美日双方学者的这场争论主要是由各自所持的历史观与方法分歧所致(其中最为关键的区别或许在于:一方重视法律的实际运作和当事人的抉择,另一方则主要是探寻永恒不变的核心法理/思想),[72]而我则更愿意提醒人们要注意颇为重要的另外一面:美、日这两派学者观点的差异,除视野不同外,与其采取不同的研究素材有莫大关系。

  在相当大程度上,黄宗智所赖以立论的乃是针对数量庞大的诉讼档案所做的实证分析,而这种立足新材料系统进行的扎实研究,可以洞察到传统法律史研究所忽视的另一面,尤其是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小民百姓在面对法律时的抉择。而相对而言,滋贺秀三等日本学者所使用的史料,则基本上属于传统史料(正史、政书、方志、律例等),多是一些县官的指导手册(如汪辉祖的《学治臆说》)、官员的判词判牍(如邱煌的《府判录存》),即便是偶尔利用到原始诉讼档案,也往往数量极其有限,尽管他们能够在相当成熟的固有范式下将前述史料之功用发挥至最佳,从而做出非常出色的研究。或许是以偏概全,又或者是我孤陋寡闻,日本学者通常被认为是以资料翔实见长,也同样不乏有人撰文介绍司法档案乃至强调司法档案研究的重要性,[73] 但似乎还甚少有人能真正系统地利用某一类乃至几类诉讼档案进行实证研究。[74]即便是一些最优秀的著作,也往往多是围绕某一个或数量极其有限的几个案件,展开类似于吉尔茨所说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试图从中抓住所谓法律传统乃至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核心原理,而不大注重在研究中系统运用具有足够说服力的数量的司法档案,至少从已被译成中文的论著来看如此。[75] 尽管在司法档案的利用方面,日本学者中更年轻的一辈已有所改观,例如中岛乐章的研究,[76] 然就整体而言,似乎迄今尚待加强。

  不同方法自然各有其利弊,因此,我们也无须厚此薄彼地去苛责日本学界这种传统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方法。但正是这些各自利用的资料性质及处理手法不同,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了美日学者之间的这场著名争论。其中的某些误会,或许正如黄宗智曾自信地断言的那样,“将来使用档案的人多了,这问题会不了自了。”[77]

  在一篇文章中,寺田浩明站在滋贺学派的立场之上,对黄宗智1996年的专著进行了绵里藏针式的批判性分析。他认为日美学者的分歧在于“观察途径或理论起始点的不同”:

  “滋贺教授作为其立论基础的是中国法文化与西方法文化之间的类型对比。而黄教授始终关心的却是清代法秩序与中华民国法秩序,以至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化以后的现代中国法秩序之间的历史继承关系”,……“滋贺教授论证的却是两种类型之间在规范性原理上的差异,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功能在事实上的相似并不能消除这种原理性差异。而在黄教授的讨论中,原理或类型上是否存在根本差异的问题却一直未被提及,就好像两种类型之间的原理性一致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似的。”[78]

  即便如此,他在另一篇文章的最后部分中,也承认黄宗智所指出的“官方表达和与其背离的实践”这种说服方法在总体上仍具有说明力,而其原因主要在于民国时期的法律实践上的连续性。[79] 在我看来,寺田浩明这一批判性的分析,正好无意中带出了黄宗智所强调的“新法律史”的另一个重要特征。

  在2001年出版的英文专著的序言部分,黄宗智曾明确交代了自己一项当时已实施过半的研究计划,那就是以时代为序——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撰写三卷本的法律史著作。[80] 在我看来,支配黄氏这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的,乃是一种实则超越传统法律史学的深刻认识。黄宗智在多处反复强调,已经初步成形的现代中国法律,“其组成因素中既有清代遗留的成分,也有可以称为作为中国革命的(排除其全能主义政权而突出其“革命的现代性”的部分)传统,而在这两者之外,更有从西方移植(并经国民党政府修改)的成分”。[81] 如果结合他一贯的研究风格稍做推衍,那么其言外之义可以说是:由于并不存在没有历史的法律现实,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必须做到贯通不同的时段,发掘潜藏其间的变与不变,以增进人们对现实的理解,而不应该仅仅满足于为历史而历史(实则反而是历史虚无主义)。[82]借用甘阳所标举的一个语词来说,这其实是在呼唤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通三统”。[83]

  我将这种理念称为中国法律史研究中的“历史感”,而这构成了“新法律史”所应具备的三大特征中极其关键的一个。正是在这种“历史感”支配之下,黄宗智基于对清代、民国的扎实研究,提炼出“表达与实践的背离”、“实用道德主义”、“集权的简约治理”等概念及其理论,使得人们即便在凝视现实之时,也能凭借其跨越时空的穿透力而达致洞悉背后隐藏的奥秘。易言之,只有在“历史感”的观照之下,连接经验(广泛利用极富学术价值的诉讼档案)与理论(从优秀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并与之真正对话),提炼自己具有启发性的新的中层概念,方有可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新法律史”。道路坎坷,但前途无限,正如黄宗智很多年前就曾经指出的那样:

  “从经验研究的角度来说,它可以为我们发掘新的信息,而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它可能有助于我们为中国历史寻找符合它的实际的概念和理论。更重要的也许是新法制史有可能帮忙我们跨过眼前学术界的代沟,也就是说‘新’文化学与‘旧’社会经济史以及‘旧’法制史之间的代沟,也就是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之间的鸿沟。”[84]

  

  六、他山之石与居危思危

  

  对于中国的学者而言,尤其是自1990年代以来,移译而来的海外中国法律史研究成果早已构成了一种重要的学术资源。管见所及,即便不算为数不少的散见于各种期刊、文集中的单篇文章,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中国法律史重要译著,除了前面提及的黄宗智、白凯、步德茂的专著外,就至少还有《中华帝国的法律》、《美国学者论中国法律传统》、《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中国法律形象的一面:外国人眼中的中国法律》、《中国家族法原理》、《清代地方政府》、《中国法制史考证·日本学者考证中国法制史重要成果选译·丙编》(四卷)、《近代中国的犯罪、惩罚与监狱》等,其作者群中不仅包括海外华人(华裔),还广及美国、日本、英国等地。[85] 其中的部分译著更是对中国法律史学界影响极其深远,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当今中国学人对某些问题的看法,被后者当作论述之时频频引用的权威性论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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