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陈俊:“新法律史”如何可能——美国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新动向及其启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10 次 更新时间:2009-09-15 20:0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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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陈俊  

   Wright)、墨菲(Rhoads Murphey)、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等众多优秀学者参与其中。[45] 柯文(Paul A. Cohen)后来在总结1970年代以来在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表现日益明显的“中国中心取向”时,[46] 所概括的四大特征中最后一个就是“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47]

  对于西方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来说,来自史学之外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中,最为熟悉的恐怕要属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这位社会学巨匠留下的丰富学术遗产。按照林端的研究,马克斯·韦伯这位不谙中文的“中国研究的伟大外行”,他——

  “整个社会学研究主要是为了彰显西方文化发展的独特性(Eigentümlichkeit)而进行的:何以只有在西方,出现了逐步递增的理性化与知识化(Rationalisierung und Intellekturalisierung)的现象?同样的,他的法律社会学也是为了强调西方法律的此一特性:西方法律朝向一个形式的—理性的秩序的发展,是西方全面理性化过程中的独特性指标之一,为什么只有在现代西方的部分地区,一时地朝向一个首尾一贯的‘法律逻辑化’(Logisierung des Rechts)呢?”[48]

  为了能更为清楚地凸显这个问题,韦伯选取中国传统法律作为西方现代法律的“对比类型”(Gegentypus)。经过他的这种理想型分析(ideal-typical analysis)之后,前者与后者之间的相反面被刻意地建构出来,其中最为著名的论断,当属帝制中国的司法审判属于自由裁量的、不可预计的卡迪司法(Khadi justice)的论断:

  “中国的法官——典型的家产制法官——以彻底的家父长制的方式来审案断狱。也就是说,只要他是在神圣传统所赋予的权衡余地下,他绝对不会根据形式的规则,即‘不考虑涉案者为何人’(ohne Ansehen der Person)来加以审判。情形大多相反,他会根据被审者的实际身份以及实际的情形,即实际的结果的公平与妥当来判决。这种‘所罗门式的’卡迪司法也不像伊斯兰教那样有一本神圣的法典为依据。系统编纂而成的皇朝法令集成,只因为它是由强制性的巫术传统所支撑的,所以才被认为是不可触犯的。”[49]

  正是随着这些论断的展开,原本是“启发式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企图,逐渐沦落为“规范式的欧洲中心主义”。[50] 更为不幸的是,韦伯的这些关于传统中国法律的论断,后来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支配西方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们的前见(prejudice),甚至于直到今天还缺乏足够的反省与清算。

  这一例子,在某种程度上正好映证了柯文当年的忧虑。他曾经提及应用社会科学的方法分析中国史实的一些不甚成功的例子,以此来表明要真正做得成功将是何等困难。而这是因为,当人们试图以此为追求之时,摆在面前的就有三大难题:(1)找出正确的理论——所谓正确是指它既适用又能觉察出西方中心的偏见——并把它卓有成效地和史料结合起来;(2)把社会科学的概念与历史叙述相结合时,不像提出这些概念的人常犯的毛病那样几乎完全不顾写文章的艺术;(3)要求史家的大脑能掌握全然不同的许多学科的理论、方法论与策略(这些学科往往超出社会科学范围,涉及数学,乃至应用自然科学)——而这副大脑,如果恰恰装在一位研究中国的美国史家的脑筋里,则已经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世界上最令人生畏的一两种语言苦战多年了。[51]

  不过,困难与危险固然存在,但这绝不意味着试图将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法律史研究相结合的努力将永远是前途暗淡。自从二十世纪以来成为全世界的学术中心以来,美国就一直是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科学理论最主要的生产地与实验田。在20世纪至今的美国乃至西方学界,时不时地会遭遇到今天左一个转向、明朝右一个主义,各式各样的理论往往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浸淫于此种“乱花渐欲迷人眼”[52]的环境之下,定力欠佳者固然可能为之目眩而不知所处,而上乘者则可以凭借良好的鉴别能力,从中择优为己所用。瞿同祖早年在海外出版的两本将历史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专著,就属于至今仍为人们称道的成功范例。[53]如今,一部分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者也正在试图从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营养,尽管步履艰辛,甚至因此难免暇瑜互现,但仍不失为值得称道的探索与努力,步德茂(Thomas Michael Buoye)的那本专著就是晚近的一个例子。该书主要援引了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利用清代刑科题本梳理了18世纪中国经济与社会结构变迁和寻常百姓日常冲突间的相互关系。[54]

  

  五、在经验与理论的勾连中发掘历史感

  

  注重司法档案在研究中的运用,以及从社会科学理论中汲取灵感,这两大趋势,正日益在当今西方学界(尤其是美国)优秀的中国法律史研究者笔下交汇,从而构成如今方兴未艾的“新法律史”的重要特征。1990年代以降,尤其是近年来,美国出版了不少颇具分量的中国法律史研究专著或论文集。[55] 它们往往也具备了上述两大特征之一甚至全部,因此,不同程度地体现“新法律史”研究风格的,从来就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然而,客观地说,其研究人员却相对分散。而在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那里,这些特征则得到了尤其明显的集中体现,引领此一风潮的中心亦由此形成。

  自1994年以来,斯坦福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中国的法律、社会与文化”(Law,Society,and Culture in China)系列丛书,这是“新法律史”在美国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套丛书由黄宗智和白凯联袂主编,其问世以来就产生了重要影响。从1994年开始,先后列入这套从书出版的迄今已有7本。[56] 除了一本论文集与麦柯丽(Melissa Ann Macauley)的专著外,[57]其他的5本专著分别出自黄宗智、白凯、苏成捷、白德瑞之手(其中黄宗智撰有两本),而他们四位正是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的核心人物(或是UCLA的教授,或者是原来从那里毕业的博士生)。我们可以以这5本专著为例,来初步展示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对“新法律史”方法的自觉运用。

  在美国乃至西方学界,UCLA中国法律史研究群对司法档案的注重可谓首屈一指。早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黄宗智就已来华搜集档案供学术研究之用。他后来在1981年5月于多伦多召开的美国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年度会议上就此做过专门报告,其中提及自己根据刑科题本、宝坻县刑房档案与巴县档案所做的初步研究。[58] 在1996年出版的专书中,黄宗智使用了从巴县档案、宝坻县档案和淡新档案中收集的628件清代民事案件,此外还有河北顺义县自1910年代至1930年间的128件民事案件,而在2001年出版的另一本专著中,则运用了875宗地方案件的档案记录,其中清代案件由巴县档案、宝坻县档案和淡新档案中选用,民国案件来自河北顺义、四川宜宾、浙江乐清和江苏吴江四县。除此之外,这两本书都大量使用了日本满铁(南满州铁道株氏会社)于1940至1942年在中国三个华北村庄所做的卓越的实地调查成果。[59]

  白凯研究从宋代到民国时期以来中国妇女财产权利演变的专著,成功地突破了以往学界在帝制中国之财产继承制度上形成的静态图象。利用妇女史的独特视角,白凯认为,过去的绝大多数研究因为囿于男性中心的视角,都只是看见许多世纪以来男子的财产继承权利基本稳定,而甚少注意到,从宋至清中国妇女的财产权利其实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而达致这一洞见的关键,就在于区分财产继承制度中的分家(适用于男子有亲生子嗣的情况)与承祧(适用于男子无亲生子嗣的情况)这两个不同的过程与概念体系。借助于人口史的研究成果(它们表明当时的中国约有1/5的家庭没有长大成人的儿子),她指出,从宋至清,更为常见的分家制度固然相对静止,但绝非无关紧的承祧制度却发生了重大变化(先后经历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承祧制度),而这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妇女——无论是女儿还是寡妻——的财产继承权利之上。该书关于民国时期妇女财产权利变化的论述部分,更是涉及一个至今为学界瞩目的重要论域——法律移植。白凯生动地揭示了民国以来立法原意与法律实效的背离:国民党的立法者试图通过对旧的继承制度进行毁灭性打击,从而使得妇女得到与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但事实却是,寡妻的确可以得到一份其亡夫的遗产,但却丧失了对亡夫所有财产的监护权;不仅如此,寡妾与寡媳所受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连首次在立法中确立的女儿的继承权也极其脆弱。总言之,民国时期的妇女在财产继承权利上,可以说虽有所得,亦大有所失。为了确证这些新的论断,白凯使用了大量的司法档案材料,包括68件清代关于财产继承案件的司法档案(分别来自山东曲阜县、四川巴县、顺天府宝坻县、台湾淡水分府新竹县和江苏太湖厅),以及370件民国时期继承案件的原始法庭档案(其中,96件来自1910年代至1920年代的大理院,134件是同一时期上诉到京师高等审判厅,140件属于1910年代至1940年代京师地方审判厅及其后继者北京地方法院审理的案件),此外还有大量的判词、地方官员日记和传记。[60]

  苏成捷的专著《帝制中国后期的性、法律与社会》所研究的主题,是自唐代以来,直至清代,国家对性(强奸、通奸、卖淫、同性恋)的法律规制及其对普通百姓的意义。他指出,尽管从唐至清,在国家对性的法律规制中都使用“奸”这同一词语来指称性犯罪,但实际上,背后的看法和标准却经历了微妙变化。首先,国家法律对潜在的性侵犯者与被侵犯者的形象预设正在改变。在唐代,他/她们往往分别被视为是精英家庭的男性奴仆和其主人的妻女,而延至清代,这类形象预设则分别为光棍和良家妇女及正经人家的男童所取代。其次,国家法律对性的规制标准体现了一种苏成捷所称的“从身份表现到性别表现”(from status performance to gender performance)的渐进变化。在雍正元年(1723)下旨废除贱民身份的改革之后,原先仅适用于良民、关于性道德和刑事责任的一般标准,在法律上被逐渐扩展至各个阶层,要求人们普遍按照正统观念,各自依其性别尽职地扮演在社会和家庭中的角色。苏成捷的这些洞见,正是建立在对司法档案进行扎实研究的基础之上。他同时使用了地方和中央的司法档案,尽管在该书中坦言并未对所收集的司法档案悉数引用,但不同程度地组成这一研究背景的资料惊人得丰富:地方一级的案件记录,500件来自1758至1852年间的巴县档案、160件来自顺天府档案(几乎全部来自宝坻县),而中央一级的案件记录,则选自内阁刑科题本(苏成捷从中复制了600余件)与刑部现审案件档案(苏成捷从中复制了80件)。[61]

  白德瑞的专著《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系统地探讨了清代地方政府运转中书吏与差役的真正角色,以及他们的组织和行为如何可能影响到清代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在此之前(甚至于迄今还是如此),由于受囿于儒家精英话语的表达,几乎所有研究清代地方政府的论著在提到差役和书吏时,都漫画式地将其视为一心只追求一己利益的腐败无能之辈,认为他们远远超出正规官方标准而大量存在的事实,乃是帝国行政失序的一大表现。白德瑞的研究却向我们展示了与前述惯常形象截然有别的真实图景。清代巴县的差役和书吏,在其事实上已然职业化的行为中,创造并奉行着一套非常精密的惯例、规则与程序,以之来规范包括招募新人、晋级升迁和分配各种有利可图的机会在内的各种举措,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自我约束,通过内部制裁对那些腐败和滥权的极端个案进行处理,防范官方的审查。它们也往往被县官们所认可(县官在解决差役和书吏内部的争端时,实践中常常会发布指示对这些惯例、规则与程序予以维护),但是,这些事实发挥着行政法律制度之功用的惯例、规则与程序,却并不被正式法律所承认,其中的一些甚至于一直被国家法律视为非法(如陋规的收取)。白德瑞因此将之称为“法外制度”(extrastatutory system):它们不为官方法律所正式承认,但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弥补着因为缺乏正式规则所造成的空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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