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范:明清江南研究的期待与检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59 次 更新时间:2009-09-15 00: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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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范  

  

  [摘要]重大的学术变革,多半是由“大问题”引出“大思考”。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明清江南研究“中兴”发展到今天,年年丰收之余,总感到缺少了天老地荒、披荆斩棘的刺激。当“反欧洲中心主义”破坏了原有的思考逻辑起点之后,钱穆当年说的民族发展“生力”与“病因”,就成为了求解明清江南发展与不发展的重大疑难。我们或许需要暂时地先把许多诱人却消化不良的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搁置一旁,不计较研究的结果,更看重研究的过程,让真切的实证求是取代名不符实的宏论。例如,明清江南“城市化”概念以及所谓比率的计算,因为勉强附和“现代化理论”,反而有整容与变性之嫌,妨害我们直面当时历史的真实。通贯地考察古代与近代江南变迁的有机联系,发掘与充分运用同一空间、变迁连续的江南近代史料,作为对勘辨析的重要参证,很可能会有利于突破旧思路,增强历史复杂性的认识,并修正原有的判断。总之,以关怀中国发展为指归,明清江南研究如何上下联动、“通古今之变”,理应成为未来方法论变革的重中之重。

  

  在传统中国,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就像今天的“长三角”,地域的伸缩,随论者而定),发展到明清时期,呈现出少见的区域性“富态”,别具一种历史风味。因此之故,上世纪以来,明清江南俨若区域性研究的一座富矿,吸引了众多中外学者的发掘开采,到了世纪之交,赫然成为争锋于国际学界的一个话题。表面看,争论是由输入“大观念”而触发的,原先是围绕有否“资本主义萌芽”的疑点展开,待到“反西方中心论”的加入,阵势愈趋复杂化,无论是观察的角度,还是整体的评价,歧异似乎不是在缩小,反而渐趋扩张,至有弥合之难。大开之后怎样大合,有一种说不出的“痛”,期待着冲出瓶颈,开出新境界。

  如今的学术氛围,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甚多,然学问中人若不迷失其本性,多有不甘依傍、异中求变的精神。新的征兆或转机,忽隐忽显,“蠢蠢欲动”,似乎到了梁任公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谓的“对于旧思潮初起反动之期”[2]。众所周知,明清江南的研究思路,是在5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史潮发育下逐渐定型的,不管是欲用江南的史实肯定之,或以江南的事例反证资本主义在中国之不可能,异曲而同工。弗兰克、彭慕兰吸收了中国学者长时期积累下来的丰硕成果,为己所用,动而反之,将我们原来的思绪淆乱打翻,大声棒喝:用西欧英格兰作为评判明清江南的标准,本来就是一种前提性的错误[3]。冷静之后想来:弗兰克对江南思考路向的“反动”,不很有点像当年疑古派“伪书说”,于不疑处有疑,大胆放言:“‘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4]”?!或许经此重大刺激,真能唤醒我们中的一些人,起而另辟蹊径,开出一条建设的新路来?这时,我对李伯重从其最熟练的实证研究中走出,提出“早期工业革命”等等宏大话题[5],忽有所悟——他是对转变风气最早敏感、富有悟性的一位学者。

  弗兰克对江南研究的冲击,并不在给出多么值得信赖的结论。应该感谢的是,他送给我们前所未知的英格兰历史另一面。但是,滔滔宏论,却人为地将江南断成两截,虎头蛇尾,把19世纪“分流”后的江南简单遗弃在一边,说明内心无意久留江南,更不打算越俎代庖。比之于结论,他们真正有意义的贡献,就是帮助我们“破坏”那种有可能压迫窒息创造生机的程式化思维,往沉闷的江南老屋上凿破一个缺口,放生活泼,重新尝试各种试错的实验。正像梁任公先生所说:所谓的“反动”,原是为了求建设的新思路而先专事破坏,是时建设未遑,条理不齐,研究方法正在间错试验之中,弃取未定,恒驳而不纯。这种时候,陈述与证据之间露出若干龃龉破绽,毫不足怪。生活在旧氛围里的人,最容易计较或挑剔新论的粗糙,殊不知陈陈因袭、拾漏补苴,更看不到新生的曙光。

  出生江南水乡的因缘,使我有幸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江南学术中兴”。经过了数代人的努力,明清江南研究的耕作总量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新人辈出,也算对得住历史上“富饶江南”的名声。享受愉悦之余,有时不免也感到像是着了黄宗智“过密化”的魔咒,盘点连年高额丰收之后,总感到缺乏天老地荒、披荆斩棘的刺激。

  任何一次重大的学术变革,都是由“大问题”引出“大思路”,而其表述或由若干新名词、新概念的创制,耸人耳目,方引起世人注目。当此之时,若心火稍为躁动,不用心参透另类深意,徒袭其形而暗伤其神,会变成又一场话语转换的游戏。明清江南之所以引起普遍的关注,始终是与中国发展的前途与希望何在这样一个“大关怀”联系着的。且舍远而就近地观察,弗兰克等人的中文版序,明白展示了对中国当下发展金秋丰收充满着乐观的期待,希望能用以打破西方发展模式的霸权。持疑虑的中国学者,承受着亲历的诸多发展难题压迫,喜忧交加,不敢轻易放弃对自我历史的批判,心情要比弗兰克复杂得多。形似对立的两方面,“问题意识”应该说都是深切和真诚的。

  是否-否是的轮番敲打,一再提醒中国发展之路自有独立脉络,须细心品味,才不致失其真意。一如钱穆先生所体验的,西史常因惊心动魄的事件划出清晰界线,如全本莎翁之剧;而国史亦间有纷乱牺牲,却无有此类冲动,反似唐诗宋词,常以舒缓的节奏,悄然中随景易情。[6] 纵看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内处其中,还是冷眼旁观,四千年以来,仍然迷雾重重——说发展,她无时不处在变动不居的流转状态,周秦一变,汉唐一变,唐宋一变,明清未尝不在变迁之中,近代更是急促地试验着各种不同的变革方案,死去也能活来。说不发展,由于种种原因,当她变为“世界的中国”之时,却无力躲避踌躇于发达国家之后的严酷,千年的文明古国,历史的惯性不能嘎然即止,乍明乍暗,忽滞忽速,行走的轨迹常出意外,文王的神奇八卦也失了灵气。是不是我们已经到了峰回路转的境界——在我看,钱穆当年说的民族发展“生力”与“病因”两难,仍然是一个需要从现实到历史反复求解的多元方程。

  这样重重叠叠的历史纽结与现实难题,实际也在严峻拷问江南研究,你感受到了什么,你已经做得怎样?可惜的是,我们比较习惯于辛勤地爬格子,过份的书斋化,不往“大关怀”上用心思考,感觉反不如弗兰克那样敏锐。长此以往,即使社会对江南研究变革的呼唤再强烈,也仍然难以叩开“新思路”的大门。

  我真的不知道未来的突破将从哪里开始,将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心中只有期待。假若还是回到“不满足”的话题上,却有许多的感触可以交流。在纷乱的思绪里,一次一次地责难自己,也苛求别人,浮现过大胆甚或有些粗暴的假想:我们是不是需要暂时地先把许多诱人却消化不良的社会科学概念搁置一旁,不计较研究的结果,更看重研究的过程,回到历史实况叙述上来,让真切的实证求是,取代名不符实的宏论?因为这种历史诠释的习惯,已经延续百年有余,时时妨害我们直面生活事实。“理论”牵着史料的鼻子,历史的真容不是变得更清晰,反而越来越像不断整容甚或变性后陌生的“她”。

  就拿最近几年的事例来说,“城市化”的概念突然流行于明清江南市镇研究领域,计算城市化比率的各种数据,五花八门,不断被推出。尽管研究者心里也明白,都是“毛估估”,因为连续准确的数据,根本无从获取。为什么一定要如此执著于欧美的话语,附和“现代化理论”,不能平实地用心考订事实,回归中国的原初情景?

  我觉得,生活比理论要更真实。回到常识,未尝不是一种摆脱“理论魔魃”的妙策。以我切身经历来衡量,这种“先锋派”的理论陈述,与实地感受是何等地隔膜。走遍江南的大小市镇,听到当地居民不约而同地发出疑问:城里人真是闲得发慌,小镇有什么看头,老远跑来,冤不冤?如同所有的城里人都把市镇来的指为“乡下人”;即使是市镇“乡下人”,面对城里来的,也有外人觉察不出的那种矜持,有强烈的疏离感,遗风至今犹存。此足见“城市化”概念完全来之于书本,活在真实情景里的人根本不领情;对旅游扰乱了往日静谧的小镇生活,心底却十分反感。再回头考察明清(—1840年)市镇实际生活史,固然它们与城市有某种物流的中转关系,但绝非是城市主动扩张的结果,相反却是由乡村经济生活的扩展,自然应运而生的中心地;远离城市,即使是穷乡僻壤,山间边道,也会滋生出类似集镇或乡市[7]。市镇紧紧依赖着周围的乡村而生存,盛衰相连,休戚与共,比政治与消费性的府县城更有自在的根底,乡音也纯淳得多,几不杂“官话”。浏览各代方志,府县志往往缺乏对乡市集镇的严格界限,除少数较大集镇外,市与镇的称法比较随意,相当数量的“镇”实与乡市相差无几[8]。雍正朝起,江南一镇之地,为二至三县所共管,上(塘)属某县集镇,下(塘)却划归某县农村,更是把这种景象凸显得十分清晰。这些都能说明是时江南市镇,仍然植根于农村,乡村包围市镇,两者的界线多数是模糊的,例外的事例有,但极少。

  “现代化”意义上的城市化(都市化?)是什么?西方的定义多有岐异,而且飘忽捉摸不定。回到中国,在工商贸易特大发展与消费人群密集的城市,例如江南的上海,最近的十多年,在生活视野中,才真切感受到了它的真实存在。我们一天天眼睁睁地看着,它如何吞噬乡村耕地,把乡村生活的自然空间变成城市的一个个行政区,一片片工厂群,更多高楼别墅林立的“新社区”,那里商业一时未见有同步的繁荣,日常仍得依赖邻近小镇供应,残存的村落成了“城市”中可怜的孤岛,零落破碎,朝不虑夕。苏州、杭州、宁波也在稍逊一筹地推进,至于某些县级市更多虚荣作怪,东施效颦,叫人哭笑不得。这样的“城市化”,且不去评论是非得失,即便是开埠后的上海,也未曾有过这样疯狂扩张的势头,遑论明代与1840年前的清代?有什么理由非把这种完全不同时段、不同驱动力、不同功能下产生的“市镇”,与“城市化”的外来语生硬联结在一起,似乎前者是后者的“始作俑者”,用这个来哄抬今日真真假假“城市化”扩张的正当性呢?江南原有的历史经历,能不能对城乡联动而非城乡一体提供一些比半生不熟社会学家更智慧的知识启迪呢?种种疑惑,论者大多置之事外,不愿深究,使“现代”工程师们的“城市化”创作越发无知无畏。

  我们已经学会了把史料叫做“记忆”,叙述史学改换成“记忆史学”品牌,但不得不承认,随着亲历群体的消逝,愈远的文字记忆,越是零星与破碎。史料像一地鸡毛,散落在历史的大道上,一路检拾,缀合是何等地不易!明清江南的史料不可谓不富,谁都不敢自诩搜罗穷尽,一览无遗。然全盘衡量,明清江南的史料,一方面是极度丰富,开发远未穷尽,但单调重复使用却相当严重;另一方面又极度匮乏,有关下层民众的生活与感受,有价值的史料少得可怜,而乡风民俗的田园调查与利用,比之华南、华北同行,风气又较为淡薄,精确连续的统计数据更是付之阙如。在此种情景下,恕我直言,若要描述士人以上的生活境况与切身感受,尚有可能,而要实现向下俯视基层与民众的社会状态,甚至进而抬举到研究社会变迁的高度,冒险试验“计量史学”,就不能不显出心高而气促的窘境。另一重困难易被忽略,便是明清江南的文人习气极重,描述景象,偏好华丽词藻,一似山水泼墨潇洒任情;陈述感慨,不少溢美与危言,不离见识的局促。读多了江南明清文人作品乃至府县方志,恐怕所有人的感觉都是沉重的。离开文人的笔墨,我们几乎很难追寻历史的记忆。由他们书写的历史记忆,不知有多少偏差失真,史家若无可靠的依仗,极易坠入其中而不自觉。因为某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已经牢牢支配了我们研究的取向,对有些疑惑难信的史料,论说的需要放弃了必要的辨伪纠谬。为着论题的确立,举例式地以个别取代一般,以少数萌芽却长期得不到推广的“先进”,用以标识全局性的增长变迁,在我们的研究论著中间或有之。因此,重提以全面求证叙述为主,倡导考据与辨伪,并非自我降格,它或许真是对根治“以论带史”旧疾有益的一项传统健身运动。

  综合观察过去的明清江南研究群体,有三个特点比较明显:(一)多数止步于1840年前,延伸至晚清不多,更少“入侵”到民国时期[9]。(二)多数偏好于狭小的太湖流域,江南成了只有“中心”而无层级、边缘推衍演变的“琼岛”,研究的整体意义大为减弱[10]。(三)主要以开发方志、笔记(附以少数文集)见长,以全“江南”、大时段的综合居多,各种专题分解不全(集中于城镇、经贸),较小单位(一县、一乡、一村)个案考察与区域内比较研究也相对薄弱,且没有形成扩散性效应,一定程度折射出目前存在史料取材重复、开发不足的缺陷,成了制约明清江南研究的瓶颈。没有这方面的显著突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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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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