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家庭制度和家庭行为的经济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56 次 更新时间:2009-09-13 23:1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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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天则) (进入专栏)  
不仅体现在家庭结构和家庭行为的变化上,而且反映在家庭生活和家庭职能的社会替代上,也就是说,一部分家庭生活社会化了,一些家庭职能变成了社会职能。

   家庭职能和家庭生活的社会化是由于分工的发展和工资率的提高,人们的一部分生活服务的家庭供给成本超过了社会供给的成本,因为,这些活动的社会供给具有专业化分工经济和规模经济的优势。但是,这种替代是有代价的,有些代价,特别是情感利益方面的损失,在上述的比较中并未完全计入和考虑。如果加以考虑,结论也许是另一个样子。

   子女教养是家庭的重要职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社会参与和社会劳动的增加及其工资率的提高,托儿所、幼儿园以及学校教育的发展,子女教养活动也逐渐社会化了。这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虽然这种替代是有效率的,但却是有条件的,即取决于需求的规模,比如,在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村,究竟是发展现代的学校教育,还是采取开办私熟式教育方式,就是可以研究的问题;同时,这种替代也是有限度的,子女的家庭教养是无法完全替代的。如果能够完全替代,那么,全托就是发展方向,但是,日托比全托更为发展,有很多办了全托,但经常把孩子接回家。因为子女的教养和成长不仅包括吃饭、穿衣、玩耍等项活动内容,而且包括父母的抚育和亲情的培养。这是社会化的教育无法解决的问题。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教师,孩子的成长,既是知识和能力增长,也是人性和德性的养成,如果说知识和能力的获得可以依靠社会教育解决,那么,人性和德性的养成,家庭教育就有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社会化的教育在照顾特殊对象和特殊需要方面也有其不足之处。这也是家教兴起的原因。

   生活保障原本是家庭的重要职能。在现代经济条件下,社会保障对家庭保障的替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社会现象。从技术上说,这种替代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从经济上来说,这种替代也有其合理性。事实上,社会保障是随着工厂制度的建立和工人运动的发展而出现的一种制度安排,其作为社会的一种安全阀,曾经对现代文明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完全的社会保障不仅成为福利国家政策的一大负担,降低了社会经济的效率,而且破坏了家庭中的父子亲情和慈孝关系,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因此,在现代社会中,家庭保障仍然有其不能取代的巨大价值。这里,我想讨论一种社会现象,以便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

   目前,在很多城市居民的家庭中,子女成家分立以后,父母依然健在,收入和生活也有一定保障,然而,父母为子女规定,每月必须给双亲一笔瞻养费,多少不等,有的很少,只有象征意义。但必须每月按时给付,不能三月五月,一年半载一次总付。其直接的经济意义也许不大,但情感上和精神上的满足却非同一般。因为,社会保障虽然可以满足父母的物质需要,却无法使其得到情感上和精神上的慰藉。此举在于提醒子女不要忘记自己的孝敬义务。从这一现象中可以看到,社会保障和家庭保障不仅是互替的,而且是互补的,各有其意义和价值。完全取消家庭保障,代之以社会保障,也许并不是一种好的制度安排。我们没有理由完全丢掉自己的传统,完全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如果能够作出一种制度安排,把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结合起来,不仅可以使家庭更为稳定,而且可以使社会更加和谐和更加安全。这也许更符合效率原则。

  

   7,家庭制度与社会文化:东西方的比较

  

   家庭制度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制度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展变化并不是孤立的,它不仅会给整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打上自己的印记,而且也只能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中变迁。抽象地考察家庭制度和家庭行为虽有一定意义,但放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来把握,也许更有价值。

   在东西方社会的制度结构中,家庭制度的地位和作用有很大的不同。这是造成东西方社会和文化差异的一个基本原因。很多著名学者都指出了这一点,梁漱溟在作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时,就是这样立论的(1987)。根据梁漱溟的分析,中西文化的不同在于其社会构造之差异。中国社会构造的根基在家庭,西方社会的根基在个人,中国人缺乏集团生活而重家庭生活,借伦理而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和团体的对立,因而被称为“伦理本位”的社会;西方人重集团生活而轻家庭生活,靠***(基督教)来统慑个人,凝聚社会,从而确立了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因而被称为“个人本位”的社会。不同的发展路径,决定了东西方人文性格和社会制度的重大差别。

   作为一种个人本位的社会,西方社会是建立在天赋人权,个人独立、平等和自由权利得以确立的基础之上的。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个人及其自愿结成的组织和团体获得了比较充分的发展,并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家庭则隐没于这对立的两极之中,其地位很低,作用很小,人们也基本上没有什么家庭观念,其行为既也不遵循什么家庭伦理,也不顾及家庭的荣辱兴衰,一切以个人的利害得失为转移。因而,家庭作为一种独立制度安排似乎缺乏必备的特征和条件,家庭生活的内容比较简单贫乏,家庭关系如同一般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夫妻关系主要是一种两性关系,父子交往也缺少亲情关系的内容,往往变成一般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于是出现了很多中国人很难理解实则很合逻辑的现象,比如,父子进餐,各自付帐,父亲当总统,儿子领救济金。正是由于西方人家庭的这种特征,不仅形成了家庭中人与人的平等关系,有利于(子女)个人独立人格的养成,而且限制了家庭生活和家庭关系的范围,有利于家庭以外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活动的发展,既推动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社会合作的扩大,又促进了市民社会和立宪政治的建立和发展。其负面效果是导致了家庭伦理的破坏和亲情关系的泯灭,造成了家庭的不稳定以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发生。0瑨

   与西方社会不同,作为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是以家庭为中心,按家庭伦理扩展而组织的。中国社会的现代发展虽然引进了一些人权平等的观念,但是,家庭伦理和家庭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不仅是一个现实的存在,而且是一个决定的要素。在中国的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单位、社区,在一定意义上是家庭的放大,国家的政治生活也渗入了家庭的影响,家庭的地位非常突出,其作用也非常重大,家庭观念是中国人的极其重要的思想观念,各种社会观念的形成无不受到它的影响。这里既保持着一种很好的传统,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中国人的家庭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建构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父(母)子(女)亲情是人生最珍贵的情感之一。这使得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丰富而有乐趣,家人之间,情深义切,诚爱有加,尽享天伦之乐,也使得中国的家庭相对比较稳定。但是,由于中国人缺乏个人独立和个人自由的天赋人权观念,造成了家长制的一系列弊端,一方面是父母权威的滥用和家庭疟待的发生,另一方面是子女对家庭的依赖。不仅如此,由于用家庭观念和家庭伦理观察和组织社会,对待社会生活和处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而,消融了家庭与家庭以外的社会的界限,既阻碍了社会分工和合作的扩大,也阻碍了市民社会的形成和立宪政治的发展。这也是近代中国相对落后的原因之一。

   正是由于家庭制度及其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同,因而造成了东西方社会发展的不同路径和不同结构,产生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特征。为什么中国人强调责任和义务,而西方人强调权利,为什么中国人讲私德,而西方人讲公德,为什么中国人重动机判断,而西方人重效果判断,为什么中国人重人治,而西方人重法治,为什么中国人发展了修身治道,而西方人发展了民主法治,为什么中国人长于价值理性,而西方人长于工具理性,都可以从这里找到解释。正是由于家庭在东西方社会构造中的不同地位和发展路径,既使得中国社会的历史形态不同于西方社会,也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着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特色。因此,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不可能对中国的问题作出有效地解释,全盘照搬西方的作法也解决不了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以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而论,在西方国家产生的过程中,生产工具的革命性变革是一个决定的因素,随着氏族的解体和国家的成长,家庭和血缘关系萎缩,私人化加强,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状态和相互制衡的关系。而在中国,国家的产生不仅保留了血缘组织,而且国家的发展也依赖于家庭组织和血缘关系。因此,在中国,家国不分,公私不分,国家和社会的界线不清,相互渗透,二者不是处于相互对立的状态,而是民间与官方相互认同,相互依赖(梁治平,1996)。这一切不仅为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历史变迁打上了自己的烙印,而且也成为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背景和基础。

  

   8,家庭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演化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家庭制度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将继续变化下去。西方人提出了重建家庭的问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了“学会关心”的宣言,发出了“关心家庭、朋友、同行、社会、国家、其他物种,乃至地球”的号召。中国人正在建设市场经济制度,其家庭观念和家庭行为也在变化。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东西方的家庭也在接近。问题的关键在于克服各自的不足的同时,如何保持和发扬其优良传统和合理成份。

   近代以来,以“五四”运动为开端,中国人在面临存亡之秋和图强之际,开始了文化的反思和思想的批判,家庭观念和家庭制度也是首当其冲。当时,家庭被看作是“万恶之源”,其功能是“戕害人性”。针对传统家庭长制家庭的现实,这种批判虽有一定道理,但也有其片面性,它的彻底的反传统性质,完全否定了中国家庭的合理内核,丢弃了中国家庭中长幼有序的翁矩之道和父子亲情的人生境界。解放以后,我们继承了“五四”的革命精神,但对其反传统的片面性质却没有给予必要的注意。在家庭问题上,由于没有从确立个人的独立、自由权利入手,又取消了对家庭等社会问题的认真研究,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一些理论和作法由于失去了真正的基础而发生扭曲,既无法达到所期望之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家庭伦理。不仅如此,由于坚持阶级斗争为纲,把家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简单地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把政治斗争引入家庭,人为地制造了无数的家庭悲剧,伤害了夫妻恩义和父子情怀,在一定程度上丢弃了我国家庭制度中的某些优良传统。改革开放以后,这种情况始有所改变。但是,传统家庭观念和家庭制度中某些消极的东西却有所滋长和泛滥,并侵入国家的政治生活。这也是一些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可见,如果说传统中国家庭的地位和作用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压抑和替代了国家(梁漱溟有“中国之不象国家”之说),摧残了人性,那么,到了近代,特别是50年代以后,则反转过来,国家的力量又过于强大,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家庭活动和取代了家庭决策,同样也压抑了人性。这说明在家庭问题上,我们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和应有的自觉。

从以上的情况可以看出,在家庭问题上,一是没有明确提出和确立一个基本的思想原则,即个人的独立地位和自由权利是家庭关系和人与人之间一切社会关系建立和发展的之基础;二是没有正确认识我国家庭制度中的优良传统和腐朽成份及其发生作用的机制和可能造成的影响;三是没有恰当界定家庭活动和家庭关系的范围,特别是没有明确划分家庭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界限和范围。中国家庭制度和家庭行为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对以上三个问题认识、处理及其相互关联。基于对中国家庭观念和家庭制度二重性质的认识,有人提出了家庭制度“创造性转化”的问题(林毓生,1994),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和思路,很多家庭在这方面确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必须明确,家庭制度的变迁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是人们在家庭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中互动的结果。如果在现实社会生活过程中,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已有的制度资源,恰当吸取西方文化的进步成果,逐步确立人权平等的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正确界定家庭生活的活动范围及其与政治过程的适当界限,就可以避免近代以来的种种偏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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