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城乡不平等的起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0 次 更新时间:2009-09-13 22:58:30

进入专题: 城乡不平等的  

熊培云 (进入专栏)  

  

  十多年前,法国作家菲利普?德莱姆写过一本名为《第一口啤酒》的散文小集子。该书由34篇小文章辑录而成,写得细致入微,都是生活中的小事情,如喝第一口啤酒、在海滩上阅读、早餐时读报、在影院里看电影等等。我印象中最深的是帮人剥豌豆时的情景:“大拇指在豆荚的裂口处一压,豆荚就顺从地、情愿地张开了。”如此平淡的细节,相信会给那些尤其是曾经在乡村生活过的人们带来某种温馨的记忆。

  法国人真是好生奇怪啊!就是这样一本书在1997年首发之年便再版了23次,平均每周卖了一万册。这样的时候,你又不得不感叹中文畅销书离中国人的心灵生活是何其遥远!以中国许多读者与书商的见识,所谓畅销书大概只有《中国不高兴》、《没有任何借口》之类的谋略与征服之书了。试想,在这样缺少美的国度里回想幼年,我怎可能与《小王子》相遇?即使我住在城里,最后遇到的恐怕也只有黑猫警长以及大头儿子与小头爸爸了。除了教你斗争,就是教你学乖,至于那朵绽放在遥远星球上的玫瑰,从来没有人会告诉你她会存在,她在落日余晖中飘摇。

  德莱姆在该书的中文版序言中不无感慨地说,在法国和在世界各地一样,“人们忍受着没有时间的痛苦。”想来也是悲哀,现代人虽然早已经衣食无忧,却像是被“成功学”诅咒,绝大多数人都在为消费与虚荣等并不存在的事业终日劳碌,荒废自己宝贵的人生光阴。

  好了,在您认定我要做起写书评这个行当之前,我还是趁早回到生活与回忆中来,讲述我的“第一口啤酒”。大概是1984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也就是在我刚上完小学的时候,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父亲让我跟随村里的几个大人一起到最近的一家粮站去卖几麻袋谷子。一行人随车到了粮站,然而好说歹说粮站的大人就是不收本村的大人运来的谷子,万般无奈,大家只好继续租着车赶到十几里外镇上另一家粮站。记得当日酷暑难熬,直到下午两三点这些粮食也没有卖出,而我早已又饥又渴,于是就在粮站附近的小卖部里买了平生第一瓶啤酒。我一饮而尽,然后就躺在树底下的石条凳上睡着了。

  老实说,我当时一点也没有品味到德莱姆写在《第一口啤酒》里的美妙,更未见那“近似于蜂蜜与冰冷阳光的颜色”。虽说饥不择食,渴不择饮,但我还是觉得啤酒非常难喝,像想象中的猪潲水的味道。这个印象,直到上大学后,啤酒喝得多了,才稍稍有所改观。再后来,我对啤酒有了美好记忆,也只是在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而不是在我的生活里。

  这部经典电影讲述的故事已经尽人皆知。最让我难忘的细节之一是,有一天,被错判入狱的银行家安迪和瑞德与其他几个狱友一起为监狱的屋顶铺沥青。在听到一位狱警在边上和他的同行一起抱怨向政府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太高时,安迪突然放下手中的工具,向那位狱警提出自己能够帮他合法避税,交换条件是:完工后狱警能为今天在屋顶铺沥青的所有人送上三瓶啤酒。

  在自家屋顶上喝啤酒,世上还有这么美妙的事情么?在影片的画外音中,叙述者瑞德是这样回忆这件事的:“后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工程结束的前一天,也就是1949年春天的某天早晨十点钟,我们这帮被判有罪的人,在监狱的屋顶上坐成一排,喝着冰镇啤酒,享受着肖申克国家监狱狱警们全副武装的保护。我们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沐浴着温暖的春光,就像是一个自由人,正在修理自家的屋顶。我们晒着太阳,喝着啤酒,觉得自己就是个自由人,可以为自家的房顶铺沥青。我们是万物之主!”

  不过,不要误以为我只是平平整整地躺在石条凳上,如果您有点历史感,也许还会发现这疲惫不堪的乡村少年更是躺在一场见证农民命运的时代波折之中。正是从那年夏天开始,刚刚尝到一点单干甜头的农民首次遭遇“卖粮难”。世事白云苍狗,沉浮难料,而就在此前没几年光景,各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们还在像“鬼子进村”一般在农民家里翻箱倒柜,查他们是否私藏粮食,是否“粮心”大大的坏了。如您所知,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尽管在农村出现了大批农民饿死的情况,农民仍旧被逼着交“爱国粮”。此前搞劳动竞赛,更是鼓励农民早送“爱国粮”,而且“早送早光荣!”似乎一群人饿死在农村是自生自灭,只有饿死在城里才可能是政治事件,是人道主义悲剧。韩国电影《北逃》里有句经典台词:“填饱肚子,比祖国重要是吧”。可怜当年的中国农民,和所有生活在封闭年代的人们一样实际上“无北可逃”,更可怜有无数人活生生饿死在粮库边上。

  毫无疑问,此后之所以出现“卖粮难”,首先归因于生产力的大解放。1980年代前后几年间,各地农村陆续破除人民公社体制,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一个个虽劳累如常却也意气风发。这一切的确有点像歌里唱的那样,“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然而,当粮食产量迅速增加,冲击原有的收购体系,使其不堪承受,“卖粮难”也就不期而至了。而且,与卖粮难几乎同时出现的还有“打白条”。农民虽然“多收三五斗”,但是增产不增收,好不容易卖掉了粮食还拿不到现钱。如此年月,大家也只好暗自感慨:弱大一个粮站,任“白条”招展,似是被随风潜入夜的“白军”占领。

  经年累月的卖粮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农产品流通体制的改革,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城里感冒,农村吃药”的现象却有增无减。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负担却与时俱进、与日俱增。谈到农民负担,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莫过于“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然而只要稍作思考就不难知道,导致农民命运沦落如厮者,远非这“三乱帮”这么简单,这么轻描淡写。如果不从制度上将盘剥农民的机制进行整体调整,农民的命运就不可能有真正改观。事实上,以农民一年的收入计算,即使不被“三乱”,他们的生活水平也不能提高多少。这也是为什么现如今虽然取消了农业税,但许多农民依旧贫困之原因。

  2009年夏天我回到县里,一位乡党委书记对我大发感慨:虽然现在取消了农业税,但是农民的日子并未因此好过;你只要一想到工农业产品交换时有着这个大“剪刀差”,就知道最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做。他直言不讳:“要说取消点农业税,农民的生活水平就有所改善,说难听点那纯粹是忽悠。”

  谈到中国农民对国家所作的贡献与牺牲,早在2004年底陆学艺先生便在一个高规格座谈会上列举数据如下:

  首先,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还很大,农民每年向国家贡献1000多亿元;

  其次,国家通过农村税收和支农支出收付相抵,农村每年贡献也是1000多亿元;

  再次,近20年内通过征地总共从农民手中拿走2万亿元以上,平均每年又是1000亿元;

  此外还有农民工的巨大贡献。据专家计算,每个农民工每年创造价值2.5万元的财富,而所得约为8000元,每个农民工每年的贡献为1.7万元,2002年9460万农民工,合计贡献16082亿元。

  通过上述几项城乡不平等的制度安排,中国农民每年向城市作了大约两万亿元的贡献。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数据是各国政府对农业的扶持态度。众所周知,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会加大投入,补贴农业生产。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民不但得不到补贴,而且还要不断为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输血。即使是在近些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有了较好的发展,政府对农民的补贴依旧捉襟见肘。2005年世界经济合作组织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政府补贴给本国农民的钱只占本国农业总产值的6%,而欧盟诸国平均是34%,美国是20%,日本是58%,韩国是64%。

  2003年,我在法国一期杂志上看到有关中国腾飞的专题报道,封面用的是电影《卧虎藏龙》里的章子怡,但见这位东方姑娘一袭轻衣,足踏火箭——中国何等速度!然而事实上,谁都知道此时的中国早已经成为一个“悖论王国”:口号与行为、主义与顺口溜、东部与西部、赤贫与豪奢、白领与黑领、城市里的新留学运动与农村的失学大军,农民进城与贪官外逃,生活于底层的人更自嘲是“赚买白菜的钱操卖白粉的心”……

  中国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有目共睹,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城市居民与农民的收入差别达1.8倍,到2004年,城乡收入差别扩大到3.2倍,而到了2007年,虽然几年间国家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但是这个差距继续扩大到3.33倍。而且,这是一个以户籍人口为标准进行统计的数据,如果以职业人口为标准进行农业、非农业人口收入的数据统计,差距势必更大。要想了解中国城乡差距的真实状况,就应该把2亿多农民工的非农收入计入城市居民收入而不应该计入农村居民收入。

  如今回到乡下,偶尔你也会看到有些人家也用起了空调、彩电和冰箱,中国乡村在物质上获得进步是显而易见的,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电器通常都是家庭成员外出打工所得,而非来自国民待遇“在野派”的居家劳动。更何况,就目前的农业生产本身而言,种地赔本的事情并未完全消失。近年来的乡村变化真应了那句话:农产品价格比眉毛长得还慢,而农资价格长得比胡子还快。最让农民心理不平衡的还有,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却有着西洋胡子的速度。也正是这个原因,早已意兴阑珊的农民只把农村当作安顿生活的后方而非谋生之地,无论是自己种地还是将田租给别人种,通常也只是收点口粮。在此情形下,农村土地大量抛荒,自然在所难免。

  至于当年我曾经见证过的几家权倾田野的粮站,如今早已经荒弃凋敝,蒿草满街。不但不见满头大汗前来送粮的农民,甚至连从前颐指气使的“白军”也都已经逃之夭夭。灶台还在,铁锅无存,屋舍的内墙也已经爬满了爬山虎。随着中国粮食流通体制多年来的改革,购销市场化的推行,民营的粮食购销企业和个人在基层得到迅速发展。尽管农产品低价依旧雷打不动,但只要市场放开了,各路提着麻袋和秤杆走村串户的贩子也会有竞争意识,农民因此可以做到表面上的“养尊处优”,只等他们上门收购。过去那种在粮站苦等几天卖不掉粮食的情况已不复存在。

  一个悄然的变化是,炎热的夏天,原先是终于失去耐心的农民与粮站里的“白军”大打出手,而现在这种打斗则主要发生在抢生意的贩子之间。我在前文提到的当年那位扒光“特务家属”的衣服,推着她满地打滚的书记,离任后也做起了贩子。有一年,他在附近某个乡里收购花生,被当地一伙花生贩子打了个半死。由于身体本来有病,没过几年,这位曾经盛极一时的书记不到六十就死了。

  谈到城乡不平等,卢跃刚先生曾经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一驾向前奔跑的马车,上面本来坐着两个人,一个是城里人,一个是乡下人,他们同是马车的主人。后来,车跑不动了。老实巴交的乡下人就下去推车。马车又开始向前跑。可是城里人只顾自己风光,忘了把乡下人拉上车。车越跑越快,筋疲力尽的乡下人被远远抛在后头。乡下人努力地追上去,可他发现,车上已经没有了他的座位。城里人永远驾车在前面跑,乡下人永远在屁股后追,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规矩:乡下人想搭车,要看城里人脸色。乡下人这才大梦初醒:自己成了苦力,成了一个只会“种庄稼的怪物”,马车已经不属于他了。

  当然,故事并没有因此结束。事实上,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同样发现,马车也已不再属于他们。

  当我们回顾历史,在古罗马时期代表平民利益的保民官之所以受人尊敬,就在于他们不仅是罗马平民用脚投票换来的结果,更在于他们可以适时说出“veto”(拉丁语,意思是“我反对”)。

  世间风物异彩纷呈,世人旨趣各不相同。比如,许多人知道郭德纲,却未必知道唐德刚;知道拉丁舞,却未必知道拉丁权利。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有必要简单说说什么是拉丁权利了。

  而我写下《城乡不平等的起源》这一题目,也不是因为有着卢梭那样的雄心壮志。不过,卢梭在探寻人类不平等起源时所表达的部分观点我还是赞同的。比如,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文明使人类堕落,远离了本性;而人类又不可能回到古时的平等,徒劳心向往之。又比如,卢梭认为任何人都不具有统治自己同类的自然权利,合法权利的基础是人民自愿订立契约。在此基础上,人们虽然失去了“自然平等”,却获得了社会契约的平等。

  社会契约的伟大意义,19世纪英国法律史家梅因在《古代法》中有很好的概括:“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至于如何保持这种契约之伟大,使其不沦落为一种表面上的契约、实质上的强买强卖,不使平等的公民权利沦落为一种具有歧视性的拉丁权利,接下来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扶正契约精神并订立契约了。

  那么,什么是拉丁权利?一切还得从古罗马说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 熊培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城乡不平等的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笔会 > 笔会专栏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30255.html

3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学友讨论

有点道理 一名 2012-08-06 22:52:35

  好像这应该是极权社会的必然,相对于民主社会的扁平解构而言(抑或是枣核结构),在极权社会的金字塔结构中,农民无疑就是塔基——
  这样说好像一切在不那么难以理解了,享受的只能是嗟来之食了。
  能让挣扎的活下去,不至于酿成祸乱就是处理问题的原则。
  从来都是 从来都是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在他们的那个小圈子里由着他们来,但圈子则是由上面来划定,一般讲也不让你知道圈子之外的事,稍或有所张望便把你划到另一个圈子了。一层层的围城便是这样子来的。
  民自老死不相往来
  说的多了,总之这个一眼难尽,绝对是有系统的迫害,由来已久的迫害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7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