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国涌:20世纪中国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1 次 更新时间:2009-09-13 22: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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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进入专栏)  

  

  中国两千年漫长的历史上,我觉得只有两次和平转型的机会,失去了非常可惜。中国是一个暴力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度,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表明任何一次的朝代更迭都是暴力完成的,不是农民造反,就是宫廷政变、黄袍加身,总是这样的一种暴力模式在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平转型”对中国来说是完全是个陌生的概念。在中国古代史中我们是读不到“和平转型”这个词的。“和平转型”之所以在近代出现可能性,是因为引入了其他文明的因子。自鸦片战争起,从来没有遭遇过的西方力量敲开中国的大门,从而打破了一个农耕社会数千年的平静,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处于农民种地纳粮、皇帝垂拱而治这样的一种模式。中国的农民只要有地种,求温饱就足矣,皇帝则充分利用中国农民的顺从、忍耐,只要不把他们逼到饿死的边缘,是不会造反的,所以一种制度可以周而复始的循环,从来没有什么变化,百代都行秦政制,不管换什么皇帝,都采用一样的制度。严格地说,统治方式就是生活方式的另一面,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统治方式。

  两次和平转型,第一次是出现在晚清新政到宋教仁被刺杀这个历史阶段,第二次是出现在抗日战争结束到1946年政协会议,然后政协决议没得到实施,国共谈判破裂,以内战告终。这是中国可以和平转型的两次比较大的机会。

  和平转型成为可能是需要条件的,第一个条件是必须产生几种不同的社会力量,他们相互之间能进行较量、搏奕,如果有一方特别强大,能绝对主导整个局面,那么社会就绝对不可能出现和平对话的方式。和平转型只有在这个社会有了至少两种以上的不同力量,而且力量基本上对等,或者说每一方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主导权时,才有可能出现。

  我们看从晚清到民国初年这个阶段大约十来年,为什么第一次出现和平转型的可能性,就是因为当时的晚清政府实际上已经被西方列强大大地削弱,本身已不是一个能绝对说了算的力量,这时候在民间兴起了一股强大的、以往曾经被我们忽略的力量,就是立宪派,这股力量是建立在新兴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大量开办的工厂和对外贸易都是以往传统社会不可想象的一种经济方式,随之产生了那些人、那些力量。可以说,立宪派就是清政府之外的、独立于官方的一种新经济力量,这是第二种力量。第三种力量就是社会的强烈不满分子,包括孙中山在内的主张用革命方式来改变现状的力量。当时至少出现了这三种力量的博弈。每一种力量中又有不同的小力量,比如说清政府内部,由于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政府的崛起,逐渐地形成了地方大、中央小的局面。直隶总督袁世凯和他代表的北洋力量几乎超过了皇室的力量。因为他掌握了当时最新式的北洋陆军,其他各地新办的新式陆军基本上都掌握在日本留学回来的士官生手里。所以,我们看辛亥革命,严格意义上不是一场纯粹暴力的革命,只是有限暴力,它是在武昌工程营几个士兵首先起事,没有发生特别大的暴力冲突,长江流域就传檄而定,各地就纷纷独立了。各地独立的基本力量实际上也不是革命党人的力量,而是新军和立宪派的力量为主,这些力量在当时的中国已经举足轻重,是朝廷不能完全控制的力量。清廷面对这样的格局,选择了一个禅让的方式,它说的非常体面,只是交出政权,继续保持皇室的尊荣。在孙中山代表的革命阵营里面也不是铁板一块,并不是都听孙中山的,他仅仅能掌握同盟会的一个派系,名义上他是同盟会领袖,但是在同盟会当中有很多不同的派系并不臣服他,包括直接导致武昌起义的组织,叫中部同盟会,这个组织跟他就没有太大的关系,是宋教仁、陈英士他们成立的,在成立宣言里面甚至不点名地批评了他,他们对于向来很敬重的、富有人格魅力的黄兴也颇有微词。浙江、安徽一带的光复会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地合并到同盟会里面。以往的历史教科书说,1905年,孙中山的同盟会、黄兴的华兴会和章太炎、陶成章他们的光复会在日本东京合并成为同盟会。事实是,这三个会从来没有以会的形式合并过,也就是说不是组织上的合并,华兴会也是一样,大部分骨干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当时他们曾开会研究要不要取消华兴会,讨论的意见是既然大部分骨干都已加入同盟会,华兴会就不要活动了。兴中会整个转入同盟会,兴中会事实上就不存在了。光复会只是个别成员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同盟会,但光复会的名称一直保存着,在长江流域一带继续以光复会的名义活动,从来没有说它们被同盟会取而代之。仅仅两年以后,1907年,孙中山和章太炎、陶成章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为了经费的支配、筹集等问题,矛盾非常深,所以就分家了。已经加入同盟会的光复会的主要人物都脱离了同盟会,自立门户,重建立了光复会总部,重新去发展自己的组织,跟孙中山派系争夺筹款的资源。

  在立宪派内部也没有一个领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全中国的能力,从来都没有。立宪派是晚清新政的产物。1900年,八国联军把慈禧太后赶到西安之后,她才意识到必须执行被她亲手扼杀的戊戌变法的遗产,甚至走得比戊戌变法更远,这才有了晚清新政。许多措施超过了1898年光绪皇帝103天当中颁发的那些诏书范围,已经进入了实质性的改革层面。我们现在对晚清历史很多地方都矮化了。以慈禧为代表的决策者已经感觉到不得不走改革的道路,除了经济改革,还要政治改革。她开始意识到严峻的危机,不光来自外患,还有内忧。当时进行的官制改革做得比较完整,从地方到中央把整个官制都改过来,有些地方甚至近代化了。像农商部、学部、交通部这样的新机构都已经出现,完全摆脱了传统社会延续了多少年的六部的官制。而且,清廷的改革已超出简单的行政改革范畴。清末新政带来的最大一个遗产就是地方自治,它给予了各个地方成立咨议局的权力,而且实质性地去做了。咨议局的选举虽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参加,它有一个最低财产的限制、最低教育程度的限制,来确定选民资格和侯选人的资格。即使如此,一百年前做到这样,在中国来说完全是一个突破性的进步。我们不能小看大清王朝的这种度量、这种开放。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思维方式里面从来都没有想过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来变革社会,而是自上而下的统治,一个圣旨下去一切都解决。但是,咨议局的出现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文明开始跨入一个农耕社会陌生的状态。咨议局之外,全国性的带有准议会性质、名义上当作咨询机构的资政院也已经成立,由各省咨议局选出部分代表,皇室再挑选自己的代表共同组成,皇室的比例占了1/2强,在人数上略多一些,但是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一些老朽,一些没有什么新知识的人,所以开起会来,整个会场就被那些地方选举上来的代表给完全控制了,地方代表的发言,那些官选代表无法对话,压根就没有对话的能力。这个时候实际上人数不是最主要的。一个会场里,哪怕只有1个人说出“我反对”,它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因为这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这是质的区别,不是量的不同。晚清中国,一种新的社会力量迅速地窜起来。

  当年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里循去过中国很多地方,保留了大量的原始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我看了非常震撼,他到了新疆,那个时代的交通条件,坐马车从北京去新疆要很多时间。他拍下了新疆咨议局的照片,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院,却赫然挂着一块非常醒目的“新疆咨议局”牌子,门口有一棵老树,掉光了叶子。看了这幅照片,我的感觉是,当时的物质条件是很差的,跟现在无法比,如今一个小小的乡镇政府可能就富丽堂皇、豪华奢侈。那个时候一个省级议会机构不过是几间平房,看上去非常不起眼的一个院落。但是这不要紧,那块牌子就是一个新生事物,牌子就意味着新的因素。

  当时的清政府和社会已经出现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当然我们知道慈禧太后做这些并不是心甘情愿的。历朝历代从来没有一个统治者主动放弃自己掌握的部分权力、让民众来分享的,开明君主的“开明”一定是有具体原因,这个原因,我们要到历史中去寻找,他们的原因可能各不相同,但肯定都有自己的原因,绝对不可能是他们主动地让渡出一部分权力。包括蒋经国二十多年前在台湾开放报禁、党禁,走向民主化,他也是因为有很多的压力,是综合的因素迫使他做出这样的抉择。但是一个统治者能够作出这样的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离不开他主观上的决定。所以哪怕是不情愿的,是假的,最后弄假成真了,我们都得肯定这个统治者的这一举措,历史上还是要给他写上一笔。什么叫历史?历史就是“是者是之、非者非之”,他做了这个事,就要把它用刀刻在一片一片的竹简上。

  有了朝廷和社会之间的这种互动,到了清朝快要崩溃前几年,事实上已出现了一种和平转型的可能性,而且历史的步伐已经迈开了,但是它的步子慢了一点,被革命的步伐超过了。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力量始终是社会的重要力量之一,哪怕他们的人数最少、力量有限,哪怕他们都被赶到海外去了,但它始终在场。历史就是这样。不是因为你弱小就不存在,而且所谓的弱和强是可以转化的,有时候它的转化可能就在一个晚上。我们看东欧的当代历史,齐奥塞斯库在广场上演讲的时候还是威风八面的,他在台上侃侃而谈,那么的从容,转眼之间攻守之势易也。历史不能完全用量来衡量,有时候数学在历史当中没有太大的作用,它是无法进行精密计算的,数学算不出历史的尺度,数学也算不出王朝更迭的时间,数学更算不出历史未来变化的趋势。很多的时候,量的因素在历史当中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概而言之,一个社会产生了两种或三种以上不同的社会力量,而且没有一种可以把另一种立马吃掉的那种格局下,是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

  当然,和平转型需要有第二个条件,那就是遭遇一个大的契机,这个大的契机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国际性的背景。世界进入近代之后,就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立地把自己画地为牢,关起门来玩家家了,尤其不能再按照历朝历代玩过的旧玩法,它要融入整个国际政治新格局当中。晚清到民初,对中国影响最深的是大英帝国。由英国解密的蓝皮书可知,英国驻华机构每天都在观察中国的政局变化,然后向伦敦的外交部汇报,他们对中国时局走向的分析,简直比我们中国人还要了解中国人,他们比中国人还要关心中国人。英国驻中国公使朱尔典对推动清朝的和平交接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朱尔典的干预直接导致了袁世凯的上台,甚至是一个外国记者都能在关键时刻发挥意想不到的巨大作用。《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多次介入了中国近代的重大事件。他在中国待了几十年,是一个典型的中国通。他跟袁世凯有一定的私交。武昌起义之后,他密切地关注中国,利用给《泰晤士报》写电讯的这个方式影响中国的政局,其影响之大,是我们今天所无法想象的。他的一篇电讯能直接影响英国的国策,英国的态度又能影响法国、德国以及其他列强的态度。英国介入中国的政局,我们今天重新面对这些问题时会觉得这是一个悖论。我们很不希望外国人介入中国的事务,但是历史就是有悖论,就像租界的存在一样。租界肯定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因为它在中国的土地上建立了一个国中之国,有法外治权。但是没有租界,中国的近代史可能就要彻底地改写,包括中共的党史。没有租界,毁灭一个新生事物,毁灭一个密谋组织几乎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有了租界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租界也好,外国力量对中国的介入也好,我们在看到它负面影响的同时,应该也包含了一些正面的因素。它在推动中国历史的进程当中,有时候往往起到一些非常微妙的作用。英国人对中国的国策是什么?它的一个主要想法是中国不能大乱,中国要保持适当的稳定和秩序。它不想让中国陷入一个非常动荡的局面,它希望中国保持相对的统一。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事实上为中国的和平转型提供了另一个条件。因为英国对中国的影响力非常大,它的态度直接影响了一些中国的强人,包括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也就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才有可能出现和平转型的机会。

  和平转型的第三个条件是经济上出现一些新的变化。立宪派就是建立在中国有了新的经济因素基础上的。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几乎没有工业,中国的企业都是1870年以后出现的,最初几乎都是以军工企业为主,没有什么民用工业。中国早期的企业除了几家官办的大企业之外,其余都是外国人办的,中国人开始有自己的民营企业,真正起步是在1895年以后,是在签定《马关条约》之后。《马关条约》是一个屈辱的条约,要赔款、割地。这个条约里面有一条就是外国人可以在中国设立工厂。正是这个条款极大地刺激了中国本土的有识之士,其中就包括张謇,他是1894年的状元,1895年他正好在家守制,他父亲死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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