狭间直树:梁启超笔下的谭嗣同

——关于《仁学》的刊行与梁撰《谭嗣同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25 次 更新时间:2009-09-12 23: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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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间直树  

  《谭嗣同全集》增订本的第八条(否定三纲、忠孝)、第十条(主张男女平等)等。)被删除,就不得不说是当然的措施了。

  在这里必须注意的是,关于删除措施,在第4册的《谭嗣同传》那里,作了“其仁学一书,先择其平易者,附印清议报中,公诸世界”的解释。[1](P110) 这应该是第2册的《序》中所记叙的事项。尽管如此,特意采用这种方法,将遗稿删除后发表。对这一不应该做的事,梁启超留下了自我辩解的痕迹。可以看出,《序》和《传》不但互相共鸣,而且还有互相补充的关系。

  关于梁启超的补救措施,本稿在最初时提出的显示其与谭嗣同相互关系的7个事项都是如此。“程婴杵臼,月照西乡”的责任分担,使任何人都能感觉到比绝命书更有威力。原稿与著作都托付在身,以《仁学》的发表为首,还有遗著编辑的计划。梁启超对亡友后事的处理,可以说是无微不至。

  三、《仁学》的刊登与中断被视为发挥康有为学说的《仁学》,从《清议报》第2册开始连载,到第14册,不作任何说明就中断了。(注:但是,第6、8、 11、13册没有登载。在这些册里,《支那哲学》栏刊登了其他文章。在这以后,《支那哲学》的推移如此,自第15册起,到第34册为止(除去第26、 27、33号),设有专栏,但《仁学》没有被刊登。在这以后,只有在刊登《仁学》的第44-46册、第100册里设有《支那哲学》栏目。)中断的理由不明不白,既然手头有原稿的话,那无疑就是其内容不适合于刊登所至。冯自由认为,因为有排满的论调,所以被康有为命令放弃了。[7](P92)正如上述的那样,如果是消除与康有为的思想有抵触的部分而刊登的话,冯的判断不恰当。那就是说,梁启超对于《仁学》的评价,当然发生了变化。

  事实上,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1册改变了编辑方针。第11册是在《清议报》创刊后经过3个月以后的1899年4月10日刊行的。在此稍前的3月22日,康有为以接受日本政府希望的方式,离开了横滨。这时期,就梁启超而言,他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而且是从康有为的直接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期。

  刊登在第11册的《本报改定章程告白》中,(注:《本报改定章程告白》,《清议报》第11册。另外,由于《戊戌政变记》的连载已经告一段落,与《清议报》的面貌换新也有几分关系吧。)他是这么说的:“本报开设仅数月,承海内外有心人称许,销售已至三千余份。惟本报宗旨专以主持清议、开发民智为主义。今更加改良,特取东西文各书报中言政治学、理财学者,撷其精华,每期登录数页”。他还认为“政治等学为立国之本原”,云云。

  将章程改定的目的放在重视政治学等“立国之本原”的学问上,就等于宣告了梁启超欲将机关杂志《清议报》作为建设近代国民国家的手段而加以活用。为此,在第 11册就早早地设了《政治学谭》专栏,在该专栏刊登了伯伦知理的《国家论》。(注:《德国伯伦知理著《国家论》,〈清议报〉第11、15-19、23、 25-31册。刊登的是在吾妻兵治译《国家学》上仅加了一些修改的内容。关于吾妻兵治所翻译的原本,参照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这是梁启超与康有为的世界主义拉开距离,竖起国家主义旗帜的标识。反映梁启超这一变化的文章是在这前后发表的《爱国论》、《商会议》(注:《爱国论》,《清议报》第6、7、22册。《商会议》,《清议报》第10、12册。)等。而且在《改定章程告白》发表以后的3册,到第14册为止,《仁学》的连载就中断了。因为《支那哲学》专栏并没有中断,仍在继续,其原因是改变路线后,《仁学》所处的地位也发生变化的缘故。换而言之,《仁学》的世界主义被敬而远之了。

  一旦被中断的《仁学》在《清议报》第44册(1900年5月9日)至46册(1900年5月28日)被刊登以后,又被中断。这一异常事态,令人头痛。在第 44册的卷末,刊登了重新登载《仁学》的社告,[8]在这里,“谭君嗣同所著之《仁学》未竟而中止。阅者多以未窥全豹为憾。兹谨将其续稿分期付印,以公诸世”。仅仅记载了就像是他人之事一样的理由。当然,关于再度中断的社告,在管见的范围内,不得而知。

  虽然现在还不能提供适当的资料,但我推定,这一时期在夏威夷的梁启超与这次再次刊登似乎没有关系(注:在致康有为函(1900年4月29日)中,梁启超认为,“复生《仁学》下篇……荡决甚矣,惜少近今西哲之真理耳”(参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37页)。可以认为,这一措辞与重新开始刊登该文是具有相反方向性的。)。也许可以认为,这是在横滨的负责人麦孟华基于某种理由而决定刊登的,(注:关于这个问题,汤志钧揭示了与康氏勤王运动的关系(参见《〈仁学〉版本探源》,《学术月刊》1963年第5期。拙稿也认为本次重新刊登在某种程度上与此有关。)对此感到吃惊的梁启超急忙要求中止。

  在这一停止刊登,又重新刊登的幕间短剧后,《仁学》的剩下的文章(大约是全体的十分之四)在《清议报》的第100号被一下子刊登出来了。这次全部刊登完毕是梁启超在从澳大利亚回到日本,要想重新打开启蒙运动新视野时,由他本人自己实行的。总结在澳大利亚的体验的是《积弱溯源论》,其历史地位的概括就是《过渡时代论》。(注:《积弱溯源论》,《清议报》第77-84册。《过渡时代论》,《清议报》第83册。)所谓开创新视野就是构筑一个塑造近代国民、形成国民国家的舞台,其具体表现就是展示在人们眼前的《新民丛报》。在刊登《仁学》的《清议报》第100册卷首,梁启超刊登了总结《清议报》的文章。在这里,他将《清议报》的特色总结为“倡民权”、“衍哲理”、“明朝局”、“砺国耻”四项,为达到“广民智”、“振民气”的任务而尽瘁尽力。而且该文还提示了“其内容重要者”,第一条就是“谭浏阳之仁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梁启超也承认,体现《清议报》价值其最大功绩者就是谭嗣同的《仁学》。幸存者表彰亡友的遗著,而被表彰的遗著又为幸存者的事业增添了光彩。现在如果对连载中断的问题不作追究的话,“月照西乡”的一个责任分担被履行,谭嗣同与梁启超的关系就像《清议报》的《谭嗣同传》里所记述的那样,看上去就好像和没有隔阂之处一样了。

  四、关于单行本《仁学》附载的《谭嗣同传》在上一节我们看到,由梁启超刊行的《仁学》在《清议报》第100册就结束了。但是,众所周知,《仁学》在上海的《亚东时报》第5号(1899年1月31日)至第19号(1900年2月28日)已经先被发表完毕了。当然,梁启超知道这事,所以在上面引用的文章里接着称《清议报》的功绩为:“此编之出现于世界,盖本报为首焉”,将其功劳限定为首次公开刊登上。

  这样也是不错的,但有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实际上,在梁启超的周围,《仁学》的单行本已经被刊行了。

  在《清议报》第85册卷末里有“新刻谭壮飞先生仁学全书出售”(注:《新刻谭壮飞先生全书出售》,《清议报》第85册(1901年7月16日),署名“四和主人”,不详。)的广告。广告是这样说的,《仁学》为吸收泰西诸学精髓之书,因为“其中新理,虽西方学子,多有未经发明”,所以要“急付枣梨,以飨同志”。甚至说“异日更当以西字译之,俾文明国见此,应知吾国之大有人也”。在当时,这种确定其在文明史上如此之高地位的认识,是无与伦比的。到此为止还算可以吧,但是,关于这个单行本和以前在《清议报》上登载的《仁学》的关系,没有作任何的说明,“鄙人三年以来,但闻其书,惜其秘而不传。今得之友人之手,焚香诵之”的说法,单是修辞上的说法,其真意何在,也不可测。这且不管,其“寄售处在横滨清议报馆”,所以可以充分肯定,这部《仁学》单行本,是在与清议报馆以至于梁启超都有很深的关系情况下而刊行的。

  这部《新刻仁学全书》,就是汤志钧所说的“国民报社”本《仁学》。(注:汤志钧《〈仁学〉版本书溯源》。关于发行地址,汤文指出,“发行地址虽识以‘上海国民报社学生出洋编辑所’,实际上是在日本东京发行的”。)该本附有谭嗣同的肖像和梁启超的《谭嗣同传》,全书122页,铅字排印本。由“上海国民报社学生出洋编辑所”于1901年10月10日刊行。汤氏认为,此本使用梁启超所藏副本排印,在这之前刊登的《清议报》本中被删除的部分也被刻印出来了,后来收录在《清议报全编》的《仁学》也与“国民报社”本相同。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单行本的《仁学》不在《清议报》社刊行?如果这样做的话,就可以不但得到梁启超在《清议报》第100册中总结文章中所提到的首先刊行《仁学》的荣誉,还可以得到首先刊行《仁学》单行本的荣誉。这样的话,作为承担“西乡”任务的一方来说,也是很容易被理解为这是对“月照”更充分的报恩行为。然而梁启超却没有这么做。

  笔者没有见到明确记载《国民报社》刊印的单行本,但见过两种尾页上没有任何关于刊行主体等信息的版本。(注:另外还有肖像脱落,纸张恶劣等不同的版本。除此以外,包括封面、装订、排版等在内完全相同。)那也是122页的铅字排印本,付有谭嗣同的照片和无署名的《谭嗣同传》,这与《国民报社》刊本相同,与附在《谭嗣同全集》(增订本)》所收《仁学》校勘的异同中的《国民报社》刊本也相同。大概是在《国民报社》本发行后以这样的形式被再三发行的。

  附载在这里的《谭嗣同传》大幅度地修订了《清议报》刊本《谭嗣同传》。修订的大部分就是删除,与《清议报》刊本谭传的2800字相比,它仅有一半左右的 1470字。删除部分涉及到包括戊戌政变前夜的八月三日(旧历)在法华寺要求袁世凯举兵的场面(约550字)等在内的多方面。(注:“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没有被删除。也许是广为流传,已经为人所接受的缘故。)这里仅对谭嗣同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的记述作一些分析。

  首先,关于与康有为关系的记述。在上述自称“私淑弟子”云云的一段(59字),以及遗著《仁学》“衍绎南海之宗旨”一句(7字)被删除了。除此以外,还有对“南海先生所发明”之学理(大同平等的条理)“则大服”,对其佛学解释(华严性海之说等)“则益大服”的三句(共14字),以及关于“南海先生”组织强学会,光绪帝欲重用“康先生”等记载都被删除了。加上甚至连谭嗣同著名的《狱中题壁诗》“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注:此诗在《知新报》、《亚东时报》中多被刊登,虽然江湖上演传的谭嗣同诗是真作(第一句中“投宿”改作“投止”),但删除诗本身的做法应该说是失当的措施。),也被删除了。这是为了取消昆仑之一是指南海的解释,一起删除的吧。要而言之,《清议报》本中关于康有为的部分,在单行本里,完全被删除了。

  谭嗣同的《仁学》,以前为了宣传其意义,被披上了康有为学说的外衣,而现在这件外衣却由梁启超自己将它脱了下来。这是与梁启超包含在《南海康先生传》里的,对康有为“诀别宣言”(注:梁启超指出,康有为的缺点就是他没有国家主义。而梁称自己现在已经移向国家主义(《南海康先生传》,《清议报》第100 号,第6311、6334页)。可以认为这是包含在该《传》里的一种诀别宣言。)相呼应的一种表态。这里,梁启超在思想上告别康有为已经达到决定性阶段了。

  那么,与梁启超的关系又是怎么样的呢?本稿最初提示的7项内容,全部被删除了。连显示两者特殊关系的比喻“程婴许臼、月照西乡”都被删除。这样的话,就不得不使人对《去国行》的措辞抱几分怀疑了。现在我还没有探明这一疑问的解释方法。

  这且不提,对于本稿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的著作“皆藏于余处”的记载被删除了,(注:当然,将《仁学》中平易的部分登载在《清议报》上,编辑谭嗣同遗著的内容,也与之相呼应,被删除了。)而且还被改成了“君死后皆散逸”一句。这只能说是“不可思议”的大转换,虽然与《清议报》第85册所载的广告所说的内容相呼应,但是与在这之前的《清议报》上所登载的事实相矛盾。也许可以作这样的推测,为了避开这一前言后语的矛盾,梁启超将单行本拿到了《国民报社》去出版,而不是《清议报》馆。

  

  结语

  

  综上所述,单行本的刊行是为了结束谭嗣同遗著《仁学》的发表。而且,附录的谭传则是一份辩明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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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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