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五四的被人忽略的另一个传统:文化守成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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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齐勇 (进入专栏)  

  

  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守成主义并非中国的特产或土产,并非我们一国的文化现象,而是国际文化现象。伴随着现代化由西方向全世界推进,在西方和非西方出现了形式上反现代化而在实际上成为促成各民族文化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以认同、回归民族文化传统为特点,表面上排拒,实际上吸纳西方近代文化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思潮。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与文化民主主义思想家哈曼、谢林、赫尔德和耶拿大战以后的费希特,英国的柏克、卡莱尔,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印度的辨喜、古斯、依克巴、泰戈尔、甘地,中国的辜鸿铭、吴宓、梅光迪、后期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马一浮,以及他们的前驱章太炎,和一定程度上的蔡元培,日本的冈仓觉三、北一辉,和辻哲郎、西田几多郎,及非洲、中东的某些学者。[1]由于现代化进程给人类和人类文化带来了多方面的影响,其中负面的东西,首先遭到英法特别是德国思想家的批评,继而遭到东欧、南欧思想家的批评,并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引起了亚、非、拉丁美洲思想家的批评。不能认为这些批评都是错误的、不识时务的,实际上,批评本身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地区或国家的现代化决不可能是英国化或法国化,这些地区的知识分子也不可能不审视人类精神文化价值的部分失落的问题。

  美国学者史华慈(B.Schwartz)认为,18世纪末与19世纪初出现的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是不可分离的整体,他们三者是“在许多共同观念的同一架构里运作”的,“而这些观念是出现于欧洲历史的某一时期”的;西方“保守主义起于对启蒙运动之主流的‘辩证的反动’”,英、德的保守主义是针对法国革命这样激烈的社会政治变革的;“现代中国保守主义主要是‘文化的保守主义’,根本上并不是墨守现行之社会政治现状的‘社会政治的保守主义’”;“可以用‘传统主义者’而不用‘保守主义者’来描述现代中国的所有这些人,如章炳麟、熊十力、梁漱溟和其他宣称过去的理念和价值对他们仍具有效的人”。[2]史华慈认为,20世纪的中国几乎没有全盘肯定现行的社会秩序的英国柏克式的保守主义,有的只是受民族主义情感所影响,肯认传统文化价值而很少肯认当时的政治秩序的保守主义(陶希圣是一个例外)。

  

  一、文化反省的多维性与五四传统的另一面

  

  现代化从易北河以西的欧洲部分向易北河以东的地区乃至全世界推进,几乎给这些地区都带来了“文化危机”。每个地区、每个民族的现代化过程几乎都是对西欧近代文化的普遍价值既吸纳又排拒的双向对流的过程,在推就之间,走上了民族文化启蒙或现代化的特殊道路。“西化”还是“本土化”,“体用之别”,“内外之异”,并非我国所专有。“西方文化派”与“本土文化派”的论战,更为普遍。

  在这种文化危机中,文化保守主义者为大势所裹挟,逐渐认同西方科学与民主的价值,同时提出了值得深究的两个方面的课题:其一是,经济、政治层面的现代化固然带来文化习俗、观念的现代化,但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全盘的,并不必然蕴含文化价值层面上的全面反传统,现代化终究是各民族的现代化;其二是,科技理性的过分膨胀和工业文明对整合的人性的肢解,出现了人的真实存在性的丧失并化为抽象性的危机,因此,不能不重新省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社会异化),特别是人的生命存在、道德境界与精神价值的问题,人性的全面发展的问题。前者是现代化的民族化问题,后者是现代化过程中的人的问题,我们显然不能把提出如此重大问题的思想流派排除在现代化、启蒙或五四传统之外。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所确立的正义、理性、自由、真理、民主等“普遍价值”观念传到落后、保守、分裂的德国,德国的知识精英如赫尔德(他自己也是启蒙思想家)等却提出“民族精神”的观念与“普遍价值”相对抗,反对把世界文化同化于法国文化的“普遍形式”,甚至认为只有区域性、民族性的价值和偶发的原则,而没有什么普遍价值与永恒的原则,只有特殊型式的人类而没有普遍的人类,以此保卫德意志文化传统。我们这里不去讨论赫尔德文化哲学的问题,但有一点必须指出,赫尔德在德意志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占有显赫的一席,他的思想对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国思想家都有一定的影响。

  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化大体上经历了从“欧化主义”到“日本主义”到“和洋折衷化”的过程。明治维新运动的头20年,日本知识精英强烈主张“全盘西化”,甚至在外在形式上模仿西方;以后出现了“国粹保存”思潮(我国国粹派的“国粹”二字来自日本);再以后才走上“西方文化日本化”的道路,在经营方式、引进技术设备等方面都没有全盘照搬先进国家的办法,善于有选择地汲取和改造外来文化思想,甚至转而保存传统的日本生活方式。[3]可见“国粹保存”思潮在日本近代(或现代)化的过程中亦是重要的一环。

  我们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不是仅仅只起了“反面教员”的作用呢?不能这样看。文化保守主义同样是中国文化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传统,是文化启蒙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理由有三:

  第一,对民族文化的反省具有多维性。

  对中外文化进行多重的全面的反省,是近代中国文化处于中西文化冲突和新旧文化嬗替之际,多数知识精英所持的态度。早在五四以前,章太炎就十分重视西方的文化学术,以西方文化作为一个主要的参照系,但又不囿于此,又十分尊重中国乃至印度文化自身的发展,将这些异质文化的不同表现,结合各自不同的社会条件认真地分别加以研究。论者指出:“章太炎不为传统文化所禁锢,不对西方近代文化盲从,对这两者都坚持了反省的态度,同时开启了两座闸门:一是激烈批评和反对传统文化尤其是长期占居支配地位的正统文化的闸门,二是怀疑、批评乃至摒斥西方近代文化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取向、行为模式的闸门。双重的反省,有助于寻觅中国文化自身近代化的特殊道路。”[4]尽管章氏自己后来也不能驾驭这两股潮流,但至少说明五四思想家的前辈已具有这种慧识:对外来文化和中国文化进行多重反省。

  五四时期是多元的外来文化与多元的传统文化相互碰撞、渗透、涵化和整合的时期。五四时期的文化开放及其多元趋向,被后世的史家大大地简约化了。对五四运动持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的研究者,几乎都相当一致地对五四传统做出了单维性的诠释。在我们看来,五四传统或五四思潮显然不仅仅包括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而且包括民族主义、文化守成主义(或传统主义);尽管以上每一思潮的内涵相当复杂,边界不易确定,相互搏击又相互发明,相互交叉又相互渗透,变迁频繁,然而这几大思潮的存在及其对后世(尤其是对20世纪80年代文化大讨论、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国学热)的影响却是有目共睹的。

  五四文化的多样性,尤其是彼时每一思潮、流派内部与外部争鸣的复杂性,多样的外来文化与多样的本土文化涵摄、结合的丰富性,为我们今天发展新文化提供了多样的选择性和广阔的文化背景。历史的客观进程是永无止境的,传统(包括五四以来90年的新传统)的多重意义和价值的发现永远不会结束,事实上,它是一个无限的过程。

  作为五四主潮的科学主义、自由主义的反传统及全方位开放,冲破桎梏,吸纳西学,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功绩,[5]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并不能涵盖文化反省的全部意义。反传统,揭露传统的痼癖,鞭笞国民性格的阴暗面是文化反省的首要前提和重要方面;通过洗汰,重新认同传统,发掘其特殊的文化价值,同样是文化反省的重要方面。“百事不如人”的虚无主义尽管事出有因,但毕竟不可能做到健康、全面地体认传统。

  既然从“前五四”到“五四”到“后五四”,对中西文化进行双重乃至多重的反省已构成百多年来文化思想史的重要内容,我们当然不能把文化守成主义排斥在新传统之外。

  第二,“从离异到回归”的导向具有规律性。

  无论是从百多年来各领风骚、相互取代的不同思潮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还是从近现代众多思想家自身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来看,从批判到认同,从离异到回归,几成普遍现象。思潮的更迭,不必贬斥为“不是东倒就是西歪”的恶性震荡,实际上每一次循环,都提扬到了新的高度。至于思想家们,如严复、梁启超们的回归,也不必看成是堕落、复旧,他们晚年对东西文化冲突作出的不同回应有着十分复杂的背景和思想内涵。最典型的是孙中山先生。孙先生晚年反对盲目排斥一切传统,主张好的保存、不好的放弃,主张“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6]这实际上是他对五四思潮的批判总结。“离异”与“回归”也并非中国土产,中西双方双向对流,各有一部分人背离自己的传统,向对方所扬弃的传统靠近,另一部分人则回过头来重新省视、解释、肯定并重建新的文化传统。[7]文化保守主义即出现在这样的震荡之中。

  第三,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启蒙具有特殊性。

  五四文化启蒙和思想解放最值得体味的是文化多元格局。这种格局实际上在清末就开始了。扫除蒙昧,启发民智,打破中国中心、华夏中心,以及将中国文化化约为统治阶级文化或儒家文化的痼癖,肯定外来文化的价值,也肯定非统治阶级文化或非儒家正统文化的价值,这在实际上把人们的文化视野、观念从绝对主义、教条主义、一元论式导向了文化相对主义和多元价值观。五四主流派的启蒙呐喊,始于多元,终于一元,打破了一种褊狭,导致了另一种褊狭——不管实际上对国民启蒙有多么巨大的困难,这种思想逻辑的背反,例如把科学讲到唯科学主义的地步,把民主讲到不民主的地步,就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文化传统不同,文化启蒙的内容和方式应当具有不同的特点;世界科技、文化发展的条件不同,文化启蒙和实现工业化的道路、步骤也应注意到它的特殊性。

  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客观上修正了主流派,坚持中西融通的兼综导向,重视不同民族文化启蒙的不同特点,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多少年来,在对近代文化和五四文化的研究中,我们总是把主张文化的“西化”或“苏化”的自由主义、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看作是进步的、革命的。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又是不全面的。离开了民族主义、保守主义,上述思潮便失去了张力。不惟如此,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后者不仅是前者的对立互补要素,而且是民族文化现代化重建的重要的动力之一。总之,与自由主义和科学主义相互对立而又相辅相成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五四思潮和五四传统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一个组成部分。

  

  二、文化守成主义的发展线索及其基本内容

  

  前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的著名代表是国粹派——章太炎和刘师培。众所周知,他们是当时社会政治秩序的挑战者。在政治层面上,他们是激进派;在文化层面上,他们则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伦理精神的危机作出了保守主义的回应。他们对外来文化的吸纳和本土文化的阐扬都非常之驳杂。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由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所提倡的“保存国粹可以强国”的思想影响下,1904年冬,刘师培与邓实、黄节组织了“国学保存会”,次年初创办了《国粹学报》。1906年,章太炎出狱赴日,号召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不久,东京留学生中成立“国学讲习会”,由章太炎主讲;旋又成立“国学振起社”,章任社长,钱玄同和鲁迅兄弟参与。[8]同时,刘师培、章太炎改变《民报》编辑方针,使之变成深奥的国学刊物。在此先后,严复、梁启超转化到绍述国学的立场。

  国粹派的基本口号是“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基本思路是以保文化来救国家、救民族,以国粹为立国之根本源泉。国粹派对社会进化、工业化与文化价值和道德理性的背反,表示了困惑和不安。他们从历史、语言、文化与种族的具体而特殊的关系出发,界定“中国性”,探寻文化价值之源。他们的思考,不仅成为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的滥觞,而且成为包括胡适、鲁迅、顾颉刚、郭沫若等在内的各派学者的思想资源之一。

  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与《新青年》派分庭抗礼的,有大家所熟知的《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笔名伧父)及其继任者钱智修和作者陈嘉异,有《甲寅》周刊的主编主撰章士钊(孤桐),有《欧游心影录》的作者梁启超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作者梁漱溟等。1915—1927年发生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就文化保守主义这一方而言,在所谓“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和“回过头去走儒家孔子的道路”等等充斥臆说和带有不少谬误的论说之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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